日本核野心：以鄰為壑，貽害無窮

5月4日，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十一次審議大會上，中方圍繞防止核武器擴散闡述立場，特別點名日本近年來在擁核問題上的消極動向，強調國際社會應保持高度警惕。中國裁軍大使沈健表示，近年來，日本在擁有核武器問題上消極言行不斷，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無核三原則”，擴充遠程打擊能力，尋求盟國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國際社會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強監督核查，嚴肅對待敏感核材料生產能力與消耗之間的嚴重失衡問題，堅決遏制有關國家擁核圖謀。

本屆日本政府執政以來，其核野心迅速暴露。部分政客與右翼勢力加速掏空“無核三原則”，推動強化“延伸威懾”，鼓吹實現“核共享”，甚至公然宣稱日本“應當擁有核武器”。一系列消極動向，已嚴重挑戰國際社會底線，各國應高度警惕其成勢為患，危害地區和平。

意在擺脫戰后體制束縛

歷史上，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給亞太地區人民帶來浩劫。二戰結束后，為防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要求日本完全解除武裝，《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也對軍力、交戰權、戰爭權作出限制。1967年，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該原則于1971年在日本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成為日本“國策”。此后，日本又以無核國家身份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確立了無核、限核的官方立場。

然而，建立在美國核保護傘基礎上的“無核三原則”在實際執行時打了折扣，日美“核密約”也對“不運進”原則造成實質性沖擊。后冷戰時期，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擺脫戰敗”為總目標的“安倍路線”，日本核政策也面臨質變。高市早苗任首相以來，日本擁核問題進一步成為現實威脅，不能不令人警惕。高市政府欲修訂“安保三文件”，將“無核三原則”中的“不運進”替換為“不被打擊”。“無核三原則”作為日本對國際社會的政治承諾，如今已被系統性肢解。從“核共享論”到“擁核論”頻繁冒頭，折射出日本國內核政策正急劇裂變。

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日本甚囂塵上的“擁核”言論，從內部對核不擴散機制造成沖擊。條約第一條、第二條分別對有核締約國及無核締約國的義務進行明確界定。其中第二條規定，無核締約國“不直接或間接從任何讓與國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或對這種武器或爆炸裝置的控制權的轉讓；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也不尋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方面的任何協助”。因此，不接受、不制造、不擁有、不擴散核武器是日本必須履行的義務。日本以“核共享”之名，推動盟國將核武部署至日本，實質上是對該條約核心條款的挑釁。

日本核政策轉向，正值國際秩序深刻變革的關鍵期。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推進防衛預算擴增、發展“反擊能力”、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如今又將觸角延伸至核領域。這一系列動作內在邏輯高度統一，是以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妄圖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再以既成事實倒逼國際社會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過核武器轟炸的國家，這段經歷本應成為最深刻的歷史記憶。然而日本對這段歷史的態度，暴露了日本核政策制定者的冷漠。“日本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者團體協議會”曾向政府大聲疾呼：“若將核武器引入日本，日本要么成為核戰爭的前沿基地，要么淪為核打擊目標。”但這些反核主張卻被右翼勢力貼上“不切實際”“空想”等標簽，最終導致反核倡議難以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政府政策。

將亞太拖入核對抗風險之中

日本的核政策轉向，在實施策略上呈現出“先易后難”“漸進蠶食”等手法，意在消解國內外對其擁核的阻力。從安倍將“核共享”引入公開討論，到高市將修改“不運進”原則列入政策議程；從自衛隊退役將領的非正式試探，到首相官邸高官的公開表態；從選舉期間的輿論預熱，到執政后以修訂“安保三文件”為制度性載體，每一步都在試探國際社會的底線，為自身后續操作拓展空間。這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挑戰國際秩序的野心。

較“核共享論”更甚的主張，是日本的自主“擁核論”，持此立場者將核武器定性為“國家獨立與民族尊嚴的象征”，這股思潮正從輿論試探加速向政策議程推進。日本有在短期內自主擁核的能力，作為“核門檻”國家，日本掌握后處理技術、有能力提取武器級钚且擁有可運行后處理設施。在日本戰略界看來，盡管短中期自主擁核弊大于利，不如借助美國核力量的“延伸威懾”“核共享”來得實在，但長期看美國核威懾動搖之日即日本著手獨立擁核之時。部分日本右翼人士甚至聲稱“沒有獨立核武器就沒有自主防衛”。

日本的核政策帶有鮮明的“以鄰為壑”零和博弈色彩，就是將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日本一方面極力阻撓美國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執意提升核武在集體安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唯一核爆受害國”的身份大談“無核世界”。表里不一的背后，是徹頭徹尾的虛偽。日本要求別國遵守核不擴散規范，借國際核規范約束他者，卻用核威懾特權保護自身。更危險的是，日本積極推動美國核武器“落戶”本土、謀求“核共享”安排，將核戰爭的導火索引向地區。這種追求“絕對安全”的代價，將由亞洲鄰國乃至國際社會共擔。

日本核政策調整的直接后果，是在軍事領域催生了極難管控的戰略模糊狀態，大幅推高了出現核沖突的風險。倘若日本修改“無核三原則”中的“不運進”原則，為搭載核武器的美國艦艇進入日本港口大開方便之門，就將為海基核巡航導彈（SLCM-N）部署到日本周邊海域創造前提條件。此外，日美持續研發和部署具備載核潛力的武器系統，加快發展導彈防御和遠程精確打擊能力，極有可能引發各方誤判。這種依托戰略模糊強化威懾能力的做法，實質上是一場拿整個地區民眾的安全作籌碼的高風險博弈。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核政策轉向與錯誤的涉臺言行高度協同，構成了極具危險性的戰略組合。高市妄言“臺灣有事”或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其涉臺言論干涉中國內政，危害臺海和平穩定。在日本自衛隊高官起草的政策建議書中，更是明確設想了“臺灣有事”時局勢升級至動用核武器的場景，并建議日美共同制定應對作戰方案。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關乎中國核心利益。日本將“臺灣有事”預設為核升級場景并提前規劃，不僅加劇臺海緊張局勢，更將整個東亞拖入核對抗的風險之中。

不久前，中國外交部正式發布《中方關于日本擁核問題的工作文件》，系統闡述了中方對日本核政策危險動向的嚴正立場。面對日本核政策轉向給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帶來的挑戰，中國展現了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在此歷史關鍵節點，國際社會應共同敦促日本嚴格遵守“無核三原則”，履行核不擴散義務，鞏固核不擴散體系并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停止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對于國際社會的高度關切，日本政府也有義務予以正式回應。

（作者：張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全球與區域國別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