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動保護”到“主動對話”：呼戈談蒙藥發展與跨境申遺新路徑

從“被動保護”到“主動對話”：呼戈談蒙藥發展與跨境申遺新路徑

作者︱孫樹恒

題記：最近跟內蒙古服務貿易協會會長呼戈先生聊了幾次關于蒙藥發展的問題，很有見地。

蒙醫藥，這株在草原游牧文化中孕育了千年的民族醫藥奇葩，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作為一名長期致力于推動內蒙古服務貿易，特別是蒙醫藥“走出去”的從業者，我見證了這一古老醫學體系從深藏草原到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過程。今天，我想拋開宏大的敘事，用最樸實的語言，談談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推動中蒙兩國蒙醫藥聯合申遺，以及這背后關乎蒙藥未來發展的深層邏輯。

一、同根同源：為什么蒙醫藥必須走“聯合申遺”這條路？

說起蒙醫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藏醫”或者“中醫”，這是一個誤區。蒙醫藥有著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以“三根”（赫依、希拉、巴達干）學說為核心，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跨越國界的文化存在。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和蒙古國的蒙醫藥，是同根同源、一脈相承的。在歷史上，無論是清代的蒙醫藥學家占布拉·道爾吉，還是近代的各類醫學典籍，都是兩地共同的文化遺產。這種“跨境共享”的特性，決定了它在申遺這條路上，不能單打獨斗。

早在2016年，我在中蒙俄智庫國際論壇上，就首次提出了中蒙兩國攜手將蒙醫藥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設想。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堅持推進這件事？

這里面有兩個非常現實的好處。

第一，縮短申報周期，提高成功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跨國聯合申報的項目，往往有著更高的優先級和更寬容的名額限制。在申報世界遺產的博弈中，單一國家申報往往面臨著激烈的內部競爭和嚴格的配額限制，而“兩國聯合”甚至“多國聯合”，符合聯合國倡導的國際合作精神，能夠有效整合資源，避免兩國各自為戰造成的資源浪費和標準沖突。

第二，這是“文化外交”最溫和、最有效的形式。 中蒙兩國山水相連，人文相親。文化上的共鳴是任何政治經濟合作都無法替代的黏合劑。此前，“蒙古族長調民歌”就是中蒙兩國聯合申遺的成功范例。既然長調能通過歌聲讓兩國人民的心連在一起，蒙醫藥為什么不能通過銀針和藥浴，守護兩地百姓的健康呢？

蒙醫藥申遺并非空中樓閣，它有著深厚的“家底”。自2008年以來，蒙醫藥的多個核心技藝，如蒙醫火針、溫針、整骨術以及蒙藥浴等，都已陸續被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這就像蓋房子已經打好了地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在此基礎上，蓋起一座屬于兩國人民的“大房子”。

二、從“引進來”到“走出去”：蒙藥發展的觀念之變

長期以來，我們在談論民族醫藥發展時，更多強調的是“保護”。保護瀕臨失傳的方劑，保護年事已高的老蒙醫，保護草原上的野生藥材資源。這種“被動保護”在特定歷史時期是必要的，但放在今天全球化與數字化的語境下，已經不夠了。

我認為，中國文化遺產，包括蒙醫藥，正在經歷一場從“被動保護”向“主動對話”的深刻轉型。對于蒙藥而言，“走出去”不僅是賣幾盒藥，更是輸出一種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

蒙醫藥有其獨特的優勢。在內科領域，蒙藥對于心腦血管疾病、消化系統疾病以及骨傷科疾病的治療，有著見效快、副作用小的特點。蒙醫整骨術，不用開刀，手法復位，配合夾板固定和藥酒外敷，這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具吸引力的“綠色療法”。

但“走出去”的路并不平坦。最大的障礙在于標準的差異和文化的隔閡。西方國家對藥品的審批極其嚴格，蒙藥作為復方制劑，其成分復雜、作用機理難以用西方的“化學成分分析”完全解釋清楚。這就導致很多時候，我們的蒙藥只能在華人圈子里流通，難以進入主流醫療體系。

怎么辦？聯合申遺就是一個絕佳的“破冰”機會。

申遺的過程，本身就是一次大規模的文化闡釋和翻譯過程。當我們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文本時，我們必須用國際通用的語言，把“赫依、希拉、巴干達”這些抽象的概念，轉化為現代醫學語境下能夠理解的“神經調節、代謝平衡”等邏輯。這個過程，倒逼著我們對蒙醫藥進行現代化的理論重構。

一旦蒙醫藥成功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意味著它的文化價值得到了國際最高權威機構的背書。這將極大地降低海外消費者對蒙藥的認知門檻。當人們不再把蒙藥視為某種“神秘的巫術”，而是一種“被聯合國認可的人類智慧”時，蒙藥進入國際市場的文化壁壘就會大大降低。

三、以“萬里茶道”為鑒：蒙藥如何講好“流動的故事”

在推動蒙醫藥國際化的過程中，我一直在關注國內其他文化遺產“出海”的案例，其中“萬里茶道”的經驗值得我們深刻借鑒。

萬里茶道，南起中國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羅斯圣彼得堡，全長1.4萬公里。它不僅是茶葉貿易的通道，更是文化交融的動脈。如今，湖北牽頭聯合沿線八省，正積極推動中蒙俄三國簽署聯合申遺備忘錄，力爭在2030年沖刺世界遺產。

萬里茶道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是“活態傳承”。

茶葉是流動的，文化也是在流動中才得以保鮮。萬里茶道沿線正在推動茶旅融合與跨境自駕游，讓游客重走茶路，在行走中感受歷史。同樣的道理，蒙醫藥也是流動的。它不能只躺在博物館的玻璃柜里，也不能只印在厚厚的典籍里，它應該流動在跨境醫療旅游的線路上，流動在數字化服務的云端里。

云南發起的“世界遺產游計劃”也給了我們啟發。他們設計跨境旅游線路，讓文化遺產變成了可消費、可體驗的產品。我們完全可以借鑒這種模式，打造“蒙醫藥健康游”。

設想一下，未來的某一天，一位蒙古國烏蘭巴托的游客，或者一位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的朋友，可以沿著“蒙醫藥之路”來到內蒙古。他在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體驗一次傳統的蒙藥浴，接受一次蒙醫整骨治療，然后到草原深處親手采摘、辨認草藥，參觀蒙藥廠的數字化生產車間。這種沉浸式的體驗，遠比在海外開一場枯燥的推介會要有效得多。

文化的傳播，不能是生硬的輸出，而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吸引。當人們因為健康需求來到內蒙古，親身體驗了蒙醫藥的神奇療效后，他們自然會成為蒙醫藥的“口碑傳播者”。

四、數字賦能：用算法重構蒙醫藥的文化敘事

如果說“走出去”是目標，“聯合申遺”是路徑，那么“數字技術”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最強大的工具。

過去，我們向外國人介紹蒙醫藥，通常靠翻譯、靠圖書、靠紀錄片。這種方式成本高、受眾窄，而且往往是單向輸出。對方看著屏幕上晦澀的藥材名字和古老的制作工藝，很難產生真正的共鳴。

但現在，技術變了。

我關注到騰訊利用數字孿生和AI大模型，為重慶白鶴梁水下題刻打造“云端展陳”的案例。他們實現了中國白鶴梁與埃及尼羅尺的“實時云端對話”，將千年石刻題文轉化為可交互的數字生命體。埃及民眾可以通過他們熟悉的尼羅尺，來理解中國白鶴梁的價值。這種沉浸式體驗，比生硬的輸出更容易引發情感共鳴。

這就是“文化+科技”的魅力。

對于蒙醫藥來說，數字賦能的想象空間巨大。

第一，建立蒙醫藥數字博物館。 利用數字孿生技術，將蒙醫藥的歷史文獻、藥材標本、診療器具、傳統制作技藝進行高精度數字化還原。全球任何角落的人，只要戴上VR設備，就能“走進”一座虛擬的蒙醫藥殿堂，甚至可以模擬體驗“火針”或“溫針”的治療過程。

第二，AI驅動的跨語言文化傳播。 蒙醫藥的術語非常特殊。我們可以訓練專門的AI大模型，將蒙醫藥的古籍和現代研究成果，精準地翻譯成英文、俄文、蒙古文（西里爾文）等多種語言。更重要的是，AI可以根據不同國家受眾的認知習慣，自動生成適配的“文化翻譯”。比如，向西方受眾解釋“蒙藥浴”時，AI可以將其類比為“基于植物精油的深度睡眠療法”；向日本受眾介紹時，則可以強調其與“漢方藥浴”的異同。

第三，數字化質量控制。 蒙藥要走出去，質量是生命線。通過物聯網和區塊鏈技術，我們可以對蒙藥的種植、采摘、炮制、流通進行全過程數字化追溯。當一位歐洲消費者買到的蒙藥包裝上，掃碼就能看到這株草藥的“前世今生”，甚至能看到它在草原上的生長環境時，信任感就會油然而生。

五：走一條屬于自己的“出海新路”

回顧過去這些年，無論是萬里茶道的復興，還是白鶴梁的云端對話，中國文化遺產正在探索一條前所未有的“出海新路”。

這條路不再是單方面的、官方主導的宣教，而是多邊合作的、數字賦能的、多元參與的新模式。

對于蒙醫藥而言，聯合申遺是我們目前最核心的抓手。通過聯合申遺，我們梳理家底、統一標準、開展文化外交；通過數字技術，我們打破時空限制，讓古老的蒙醫藥變得可觸摸、可交互；通過民間力量，我們讓文化傳播更接地氣，更具情感溫度。

我常常跟協會里的年輕人說，我們做的這件事，急不得，也停不得。急不得，是因為文化認同的形成需要時間，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停不得，是因為時不我待，如果我們不主動去講述蒙醫藥的故事，就可能會在國際文化版圖中失去話語權。

從2016年提出聯合申遺的設想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近十年。雖然這條路走得比預想的要漫長，但我越來越有信心。因為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從官方到民間，從傳統行業到科技企業，大家正在形成合力。

可以預見，未來這類“主題相似、地域不同”的聯合申遺項目會越來越多。而蒙醫藥，作為中蒙兩國共享的瑰寶，完全有潛力成為繼長調民歌之后，又一個文化交融的典范。

最終，我們希望通過蒙醫藥這根“銀針”，不僅能夠治好身體的病痛，更能打通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讓古老的草原智慧，在數字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條路，值得我們一直走下去。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專欄作家，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