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無罪判決42｜百色中院：李某虎非法買賣爆炸物再審改判無罪案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聚焦一起非法買賣爆炸物案，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三位法官在再審程序中作出無罪判決，讓這場因“新型技術產品”引發的刑事追訴塵埃落定。從一審十年有期徒刑到再審宣告無罪，這份判決為行政犯的認定劃定了清晰的司法邊界，也讓“信賴利益”與“主觀故意”的界限得以厘清。本案再審辯護律師雖未具名，但我們要向所有為本案昭雪付出努力的法律人致敬。

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人李某虎因生產爆破需要，向貴州某公司購買了一種新型專利產品——二氧化碳發熱管。購買前，李某虎反復核對了賣家的營業執照、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以及國家權威機構出具的“不具備爆炸性”的檢測報告。產品通過普通物流發貨，全部用于石場生產經營，使用中未發生任何事故。然而，因賣家另案案發，公安機關從工廠扣押的同類產品被鑒定為“具有爆炸性”，李某虎因此被一審、二審法院認定構成非法買賣爆炸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李某虎申訴后，百色中院再審改判無罪。

那么，判決無罪的理由是什么，都遵循了哪些司法邏輯？

一是主觀犯意的否定：信賴利益阻卻犯罪故意

判決明確指出，李某虎在交易前已索要并審查了賣方的營業執照、危化品許可證及權威安全檢測報告，足以使其相信該產品為合法流通物品。當一個人基于對行政監管資質的信賴、對權威檢測報告的依賴進行交易時，法律不能強求其具備超越行政監管的專業判斷能力。再審判決精準區分了“疏忽大意”與“犯罪故意”——對于已經盡到審慎審查義務的市場主體，不能將其缺乏違法性認識的行為上升為刑事犯罪。

二是鑒定意見的排除：檢材同一性與證據規則的雙重堅守

原審定罪的核心證據是一份事后在賣家工廠扣押樣品作出的爆炸物鑒定意見。再審法院以嚴謹的證據法思維予以否定：其一，李某虎購買的發熱管已全部使用完畢，無法取樣，而賣家產品存在不同批次成分不一致的情形，無法證明送檢樣品與涉案物品具有同一性；其二，判決提出一個極具理論深度的論斷——“爆炸性是屬性概念，具有爆炸性的物質并不等同于就是爆炸物”。不能僅因物質成分具有爆炸性就徑直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爆炸物”，否則將混淆化學品、危險化學品與爆炸物的界限，導致刑法適用的泛化。在證據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時，法院堅決守住了“疑罪從無”的底線。

三是行政犯的定性：行政違法性缺失阻卻刑事犯罪成立

非法買賣爆炸物罪屬于行政犯，其成立以違反前置行政法規為前提。再審判決查明，案涉二氧化碳發熱管作為一種新型技術產品，在案發時并未被有關主管部門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未被歸類為爆炸物。在行政監管層面尚屬“灰色地帶”的物品，不宜直接動用刑法進行規制。這一裁判邏輯精準區分了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邊界，避免將尚未被行政監管明確禁止的行為刑事化。

法院最終依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規定，堅決貫徹了“疑罪從無”原則。難能可貴的是：面對公安機關從賣家工廠扣押的鑒定意見、上游案件尚未審結的復雜局面，法院并未被“風險恐懼”綁架，而是穿透表象看主觀故意，穿透檢材看證據鏈條，穿透行政定性看刑事違法性。讓公眾看到：司法不應是簡單的“屬性推定”，而應是對主觀狀態、證據規則、行政從屬性的全維度審視。

正如再審判決所揭示的：不能將新型技術產品的監管空白所導致的定性爭議，歸咎于基于信賴進行交易的購買方。這份充滿司法智慧與擔當的判決，既是對“證據裁判主義”的莊嚴宣告，更是對新型生產工具領域罪與非罪的理性厘清。

百色中院以專業膽識再審改判，作出這份標志性判決。它不僅糾正了個案冤錯，更體現出對市場交易信賴利益的尊重和對行政犯認定規則的堅守。我們應該為百色中院堅守法律底線、捍衛司法理性的勇氣喝彩！向作出無罪判決的三位法官致敬！為本案昭雪付出努力的法律人點贊！

無罪判決，既是法治進步的生動注腳，也是對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堅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作者簡介

游濤，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本科、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曾任某網絡科技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華等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法律適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