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長篇小說《世道》與改革時代的敘事倫理 | 于愛成

原題：《我們時代的備忘錄——辛夷長篇小說《世道》與改革時代的敘事倫理 | 于愛成》

杜悅軍，筆名辛夷, 1970年生于山東高密，中國作協會員，濰坊市簽約作家。曾任職山東省供銷社、某國企、民企。2010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迄今已出版長篇小說《世道》《青檀》《蒲公英》。《蒲公英》發表于《中作家》，另有多篇作品在省級報刊發表并入選山東省作協作品選本。《青檀》等獲濰坊市委宣傳部、濰坊市文聯、濰坊市作協重點作品扶持，歷獲紅高粱文化獎、風箏都文化獎等獎項。

辛夷的長篇小說《世道》以綿密而厚重的筆觸，描繪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至新世紀最初十年中國社會轉型的宏闊圖景。這部作品天然地接續了以路遙《平凡的世界》《人生》為代表的經典現實主義傳統，但又在時代的演進中呈現出不同的精神質地與敘事倫理。如果說路遙的作品是改革黎明前的“預言書”，以理想主義的筆觸勾勒奮斗者如何在制度縫隙中尋找出路，那么辛夷的《世道》更像是改革深化期的“啟示錄”，它在延續對奮斗精神的禮贊的同時，更側重于呈現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復雜性、矛盾性與代價。

改革敘事中的“靈光”與“歧路”

從思想主題上看，《世道》與路遙作品的譜系關聯首先體現在對“奮斗敘事”的共同關注上。路遙筆下的高加林（《人生》）與孫少平（《平凡的世界》）都是從黃土地走出的知識青年，他們的掙扎與奮進構成了改革開放初期最為動人的精神圖景。辛夷顯然繼承了這一敘事傳統，小說中的江方亮、修平、肖慶茹、江方云等人物群像，無一不是通過個人奮斗試圖改變命運的典型。江方亮從財經學院畢業分配到省物資工程總公司，經歷了國企改革的浪潮、下崗的陣痛、創業的艱辛，最終在藍莓種植領域找到人生方向——這條成長軌跡與孫少平從攬工漢到煤礦工人的精神跋涉形成了一種跨越時代的呼應。然而，兩部作品的差異也同樣顯著：路遙筆下的奮斗者始終懷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理想主義光芒，孫少平即便在煤礦深處也不忘仰望星空；而辛夷的人物則更多地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洪流中，他們的奮斗少了幾分詩意，多了幾分生存的焦灼。

這種差異恰恰折射出兩個時代不同的精神狀況。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的年代（1980年代），改革尚處于起步階段，社會結構尚未完全固化，奮斗者心中還存有“只要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樸素信念。而辛夷筆下的1990年代至新世紀，市場經濟已全面滲透社會生活，國企改制、下崗分流、權力尋租、商業欺詐等現象成為普通人必須面對的現實。小說中江方亮所在公司的興衰史，從盧四海時期的銳意進取到寧中原時期的腐敗衰落，正是這一時代背景的縮影。盧四海“以十二萬每畝的價格買下三百六十畝舊廠房”的遠見卓識，與寧中原“把駐京辦當旅游消遣的地方”的昏聵無能，構成了改革進程中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者的對照。這種對照暗示著：制度的良性運轉不僅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執行者的道德操守與專業能力，而這恰恰是轉型期最不穩定的變量。

《世道》對改革進程中“代價”的書寫尤為值得關注。路遙的作品中，改革幾乎是天然的正義事業，其代價往往被歸因于個人的局限或舊體制的束縛。而辛夷則以一種更為冷峻的目光審視改革的多重后果。小說中安曉因肺癌晚期而早逝、肖慶茹在海難中喪生、肖慶安為救學生失去雙腿——這些悲劇的發生并非簡單的命運捉弄，而是與時代背景有著深刻的關聯。安曉的患病與工作壓力有關，肖慶茹的遇難發生在出差途中，肖慶安的救人之舉恰恰體現著市場經濟時代稀缺的利他精神。辛夷似乎在追問：當社會以“發展”為名高速運轉時，那些被犧牲的個體如何被銘記？那些與效率邏輯相悖的善良品質如何在新的時代安放？

這種追問在小說中反復出現，構成了作品深層的思想張力。江方亮與胡睿之間的友誼、修平與林楓的愛情、方云對鳳凰嶺百姓的責任感——這些人性中溫暖的部分，始終與商業邏輯的冷酷形成對抗。小說標題“世道”本身就蘊含著一種追問：這個世界究竟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是人在改變世道，還是世道在改變人？這種追問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正是這種復雜性賦予了作品思想的深度。

復調敘事與時代編年

《世道》的情節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復調”特征。小說在時間線上采用了近乎編年體的方式，從1992年一直寫到2003年之后，跨度十余年。這種結構方式使作品具有了“時代記錄”的品格，每一個人物的命運變遷都與特定的歷史節點相呼應：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市場經濟的大潮、19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革與下崗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中國加入WTO、新世紀之初的創業熱潮——這些歷史事件不僅僅是背景，更是推動人物命運的關鍵力量。

這種“個人命運與社會變遷同構”的敘事策略，與《平凡的世界》有著明顯的譜系關聯。路遙以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奮斗串聯起1975年至1985年十年間的中國社會變遷，將農村改革、城市經濟體制轉型等宏大議題融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辛夷顯然借鑒了這一經典范式，但又有所創新。《世道》的情節線索更為繁復，多條故事線并行發展又相互交織：江方亮的職場沉浮與創業之路、修平的辭職下海與商業成功、肖慶茹的職業成就與悲劇命運、江方云的仕途進取與政治風波——這些線索共同編織成一幅時代畫卷。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情節推進中大量運用了“對照”手法。江方亮與修平這對好友構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穩健內斂、在體制內歷經波折最終回歸鄉土創業；一個大膽果決、辭職下海在商海中搏擊風浪。兩種人生選擇、兩種價值取向，恰恰對應了改革時代知識分子的兩種典型出路。同樣，盧四海與寧中原的對照，則揭示了企業領導者個人素質對企業命運的深刻影響；方云與梁明川的對照，呈現了基層政治生態中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博弈。這些對照關系使小說的情節結構具有了某種辯證意味，避免了對時代現象的簡單評判。

與路遙作品相比，《世道》的情節推進有其“命運化”的理解。安曉的肺癌、肖慶茹的海難、肖慶安的車禍——這些悲劇性事件的接連發生，增強了作品的戲劇張力。另一方面，小說情節的“全景式”、多條線索并行發展，也呈現了時代的復雜性。小說在結尾處實現了多條線索的有機匯合。江方亮回到家鄉種植藍莓取得成功，修平的制鞋事業蒸蒸日上，方云當選副市長，盧四海升任副省長——每個人物都在自己的軌道上找到了歸宿。這種“大團圓”式的結局雖然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也符合中國讀者對“善惡有報”的敘事期待。更重要的是，結尾處盧四海對江方亮說的那句話——“只要不放棄，心中常存那盞明燈，我們就會走到勝利的彼岸”——既是對全書的點題，也是對改革時代奮斗者精神的最好詮釋。

典型塑造與倫理困境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世道》體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追求。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某種抽象觀念的載體，而是具有血肉之軀、復雜心理的“圓形人物”。江方亮作為作品的核心主人公，其形象經歷了從青澀到成熟的完整成長弧線。初入職場時，他“臉色白皙，薄薄的嘴唇，清瘦的臉頰，鼻梁上是一副黑邊眼鏡，鏡片后的眼睛散發著暖意”——這個形象讓人聯想起《平凡的世界》中剛出場的孫少平，同樣清瘦、同樣有著知識分子的書卷氣。然而，隨著情節的推進，江方亮的性格逐漸展現出復雜性：他既有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也有農家子弟的務實堅韌；他既能在職場中恪守原則，也懂得在必要時靈活變通（如赴寧原討債時巧妙利用信息差）；他既有對愛情的忠貞，也有面對挫折時的脆弱與迷茫。這種復雜性使江方亮超越了類型化的“好人”形象，成為一個具有真實質感的人物。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對江方亮“倫理困境”的呈現。當胡睿的父親需要腎源救命，而江方亮的腎恰好匹配時，他面臨著艱難的抉擇。這一情節設置極具倫理張力：捐腎可能損害自身健康，但拒絕又意味著見死不救。小說通過這一抉擇，深入挖掘了人物的道德心理。江方亮最終決定捐腎，這一選擇不是基于簡單的道德教條，而是源于他內心深處“救人一命”的價值排序。正如他所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能獲得這樣的機會，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事情！”這種近乎本能的善良，正是現實主義文學所珍視的人性底色。

然而，如果將這一情節與《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救助落水女孩的橋段相比，可以看出兩位作家在處理“英雄行為”時的不同取向。路遙筆下的孫少平救人幾乎是一種本能反應，沒有經過內心掙扎，這種處理強化了人物的理想色彩；而辛夷讓江方亮在捐腎前經歷充分的猶豫和權衡，甚至讓孫熙以“只要你捐腎，我就和你在一起”作為交換條件，這種處理增加了人物的現實感。

除了江方亮，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各具光彩。盧四海無疑是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他“個頭不高，頭發稀疏，頭皮潔凈，濃眉大眼，澄亮黑瞳閃著凜然英銳之氣”，這個外貌描寫本身就暗示了人物的不凡氣質。作為企業領導者，盧四海既有超前的戰略眼光，也有扎實的實干精神；他敢于在困境中冒險（如印尼進口膠合板的決策），也懂得用人之道（破格提拔江方亮）。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走上仕途后，他依然保持著這種銳意進取的精神，從寶原縣到密水縣再到密州市，每到一處都能留下實績。盧四海的形象寄托了作者對理想官員的期待：既有改革魄力，又有道德操守；既有大局觀念，又心系民生。這種形象的塑造，與《平凡的世界》中田福軍等改革者形象構成了一種精神呼應。

修平的形象同樣值得關注。他是“下海”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敏銳捕捉到市場機遇，敢于放棄“鐵飯碗”自主創業，在商海中幾經沉浮卻始終保持著奮斗的勇氣。修平的性格與江方亮形成對照：他更為果決、更為大膽，甚至有些莽撞，但這種性格恰恰使他能夠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抓住機遇。修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既源于個人的努力，也得益于時代給予的機會（如與林萍、林楓的相遇與合作）。這一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作者對商業倫理的理解：真正的商業成功不是投機取巧，而是誠實勞動與誠信經營的產物。

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世道》的亮點之一。肖慶茹作為江方亮的初戀女友，集美貌與才華于一身。她是建筑設計領域的新秀，設計的“省城地標性建筑”獲得一等獎；她對愛情忠貞不渝，用115枚紅豆記錄江方亮離開的日子。然而，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形象卻在海難中早逝，這種處理雖然增強了悲劇色彩，但也帶有一定的“紅顏薄命”的陳舊痕跡。相比之下，江方云的形象更為豐滿。作為文化局局長，她大膽改革，推動茂腔劇團晉京演出；作為鳳凰嶺鎮黨委書記，她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即便遭遇誣告也始終不改初心。方云的形象體現了當代女性官員的擔當與智慧，是小說中最為立體的女性形象之一。

歐陽曉梅的形象則呈現出另一種復雜性。她出身干部家庭，卻在江方亮落魄時不離不棄；她性格剛烈（如扇譚一功耳光），但也有溫柔的一面；她支持丈夫創業，卻又擔心兩地分居影響感情。這種復雜性使歐陽曉梅成為小說中最具現實感的人物之一，她的猶豫、掙扎、期待與失落，恰如其分地呈現了改革時代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的兩難處境。

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與新變

《世道》在敘事藝術上體現了對現實主義傳統的自覺繼承，同時又融入了某些新的藝術元素。從總體風格上看，小說追求“客觀再現”與“冷靜敘述”的審美效果，作者盡量避免直接的議論和抒情，而是通過人物行動和情節推進來表達價值立場。這種敘述策略與路遙作品的“主觀介入”形成了對比：《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常常直接站出來評點人物、抒發感慨，形成了一種“有情敘事”的風格；而辛夷則更傾向于讓人物自己說話，讓情節自身呈現意義。

這種“客觀化”的敘事策略在小說中體現在多個層面。其一，作者大量使用細節描寫來呈現人物心理，而非直接的心理分析。例如，江方亮被岳母拒之門外的那個夜晚，小說沒有直接描寫他的內心痛苦，而是通過“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整個世界都離他而去”這個動作來呈現。這種“以行動寫心理”的手法，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技法，也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遺產。其二，作者善于通過對話來推動情節和展現人物性格。小說中大量對話不僅具有推動情節的功能，更承擔著展現人物關系、傳遞時代信息的作用。如江方亮與修平多次飲酒談心的場景，既呈現了兩人友誼的深度，也借機表達了他們對時代變遷的看法。

在時空處理上，小說體現了強烈的“編年史”意識。從1992年到2003年，每一年都有標志性事件發生，每個人物的命運都與特定的時間節點緊密相連。這種時間處理方式使作品具有了“時代記錄”的品格，但也可能帶來敘述節奏的問題。某些年份的敘述過于密集，而某些年份則一筆帶過，導致時間進程不夠均勻。與《平凡的世界》那種綿密而均勻的時間節奏相比，《世道》的時間處理略顯跳躍。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結構上采用了“多線并行”的敘事策略。江方亮的職場生涯、修平的創業歷程、方云的仕途進取、肖慶茹的職業成就——這些線索平行發展，相互穿插，共同構成了一幅時代畫卷。這種結構方式體現了作者駕馭宏大題材的能力。

在象征手法運用上，《世道》體現出某種“新現實主義”的特征。小說中的某些意象具有明顯的象征意味：江方亮在皮具美容店被鐵錐刺穿手掌的情節，可以讀作對奮斗者“受傷”的隱喻；肖慶茹設計的地標建筑“數碼廣場大廈”，既是對她才華的肯定，也暗示著現代性對傳統的覆蓋；鳳凰嶺上的那棵千年銀杏樹，既是慶茹安息之地，也是某種永恒價值的象征。這些象征手法的運用，為作品增添了思想的厚度，避免了平面化的現實摹寫。

與路遙作品相比，《世道》的敘事節奏更快，情節密度更高。這種敘事風格可能與時代的閱讀節奏有關，但也帶來了一定的代價：某些本應深入展開的情感場景，往往被過快的情節推進所沖淡。例如，肖慶茹去世后江方亮的悲痛，本應是全書的情感高潮之一，但由于敘述過于簡略，這一場景的感染力有所減弱。

值得肯定的是，小說在語言上體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作者善于運用方言詞匯和口語表達（如“狗娃”“傻仔”等），增強了作品的生活氣息和地域色彩。同時，敘述語言保持著一種樸素而凝練的風格，既不同于路遙那種帶有抒情色彩的敘述，也不同于某些先鋒派作家刻意追求的語言實驗。這種樸素的敘述語言，恰如其分地匹配了作品“記錄世道”的敘事追求。

綜上所述，《世道》是一部具有鮮明現實主義品格的長篇小說。它在思想主題上接續了路遙開啟的“改革敘事”傳統，以個人命運折射時代變遷；在情節結構上采用復調敘事與時代編年相結合的方式，呈現了轉型期社會的復雜圖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創造了江方亮、盧四海、修平、江方云等一系列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的形象；在敘事藝術上則體現了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與新變。整體而言，《世道》以其開闊的視野、扎實的細節和對時代精神的準確把握，為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提供了值得重視的文本。它所呈現的“世道”變遷，既是特定歷史階段的記錄，也是對永恒人性在變革時代如何應變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世道》不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份關于我們時代的備忘錄。

作者簡介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一級作家，研究員，歷任深圳市作家協會第五屆、第六屆駐會副主席，深圳市評協第五屆駐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