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智涵 | 白街的衰弱：反“風腐”運動以及區縣經濟的變遷

張智涵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

一

白街位于江西省G市S區西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此處仍是一片荒山野嶺。二十一世紀初，隨著S區城市規劃的調整，特別是區政府搬遷至此后，城市景觀迅速擴展，白街由此形成。

一側是區政府、市民文化廣場等公共空間，橫越一條寬闊的六車道柏油公路，另一側便是白街。得益于如此優越的區位條件，許多飯店酒樓自發聚集于此處，直至零零年代末至一零年代前期，白街已成為全區最著名的酒樓街。短短700米的街道上，大大小小開設了三十多家酒樓，其中，一半以上屬于桌均消費在600元以上（標準八人桌）的中大型酒樓——在一零年代的中部地區，此消費已然不低。即便如此，每到晚飯時分，整個白街仍然是車來車往，玻璃幕墻之內也都是座無虛席。

然而，繁華落幕終有時。一零年代的后半期，白街的中大型酒樓開始零星出現倒閉的情況，但新資本的不斷涌入，往往又迅速在原址掛上了另一塊招牌，勉強維持著白街的繁榮。而自2020年起，一些酒樓倒閉后，店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能再租出去。這一現象隨著時間推移愈發嚴重。今年歸鄉后再經過白街，發現已有7家中大型酒樓歇業了便再未開張，以往在燈光下閃閃發光的大型落地玻璃幕墻，現在都落滿灰塵，長時間貼著“店鋪招租”的告示。剩下的酒樓也不得不在門口擺攤賣起“品質盒飯”以茍延殘喘，或干脆改換成“小龍蝦”“美蛙魚頭”等平價飯店。

二

白街的衰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有不少聲音認為，國家近年來大力推行的反“風”反“腐”運動，是白街衰弱的主要原因。此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原因是，由于靠近本區的政治中心，各單位的公職人員向來被認為是白街酒樓就餐人群的主力。不管是“因公就餐”還是“私人宴請”，只要是涉及S區公職人員身份的就餐，白街往往是第一選擇。

先看“因公就餐”方面。在零零年代與一十年代初期，白街的許多店鋪都是各個單位指定的公務接待與福利性聚餐的地點，并且接受各個行政、企事業單位在此掛賬月結，可以說，合理和不合理的因公就餐，構成了白街繁榮的一大支柱。

自2012年以來，隨著《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即中央八項規定）的出臺，全國范圍內的反“四風”、反“腐”運動拉開序幕。“八項規定”嚴令取締公職人員不合理的公款吃喝，也嚴格限制了公務招待的標準和規模，由于這一禁令能夠從“監管公務消費發票”及其他的審計措施入手，在操作上便于執行，白街上的“公款吃喝”之風立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所謂的“私人宴請”，主要指的是由私人組織的，但宴請目的與公職人員職能附帶的資源相關的就餐行為，商人宴請官員是其中的典型。此類“私人宴請”在白街的酒樓中不算少見。一十年代，白街某些大型酒樓中存在著一些普通前臺無權定出，只能通過大堂經理甚至酒樓所有者本人渠道進行預定的“高級包廂”。這些包廂的消費并不固定，往往根據當日送來的食材而定，菜品以“山珍”為主，條件不允許時則退而求其次以“海味”替代。這些所謂的特殊包廂，也構成了白街酒樓收入的一大來源。

隨著國家反“風”反“腐”工作的持續推進，這些因私人出資而形式相對隱蔽與曖昧的違紀行為，也成為了監察的重點。地處顯眼位置的白街，理所當然成為了市紀律檢查部門的重點關注對象，通過“線索舉報”與“蹲守”等措施，對其進行了多輪整治。當然，在此過程中，就像許多運動式治理中時有發生的一樣，也出現了一些加碼執行的行為：在2024年整治“違規吃喝”的專項行動中，紀律檢查部門的一些人員在飯點進入白街的酒樓，逐桌抄錄就餐人員的證件號碼，意圖留檔通報單位，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正常就餐的體制內職工（包括公立學校教師等）以及普通群眾也被波及。白街的酒樓業主于是聯合餐飲協會前往省城有關部門以“影響正常商業經營行為”為由進行控訴，風波遂止。總之，隨著整治的深入推進，各類違紀吃喝已經基本上在白街消失。而同期，白街也呈現出進一步的衰弱的態勢。

在時間層面上，白街的衰弱與國家反風腐事業的推進呈現出同步的態勢。面對此，某些人發出了類似“白街的燈黑了，S區的天就亮了”的感慨，將白街的興衰一系于公職人員的違紀消費之上。然而，事實并沒有那么簡單。實際上，在多次整治與內生轉型的過程中，白街的酒樓們早已逐步轉換了經營策略，依托人流密集以及區內標桿性的口碑優勢，逐步轉向涵蓋中低端至中高端餐飲的差異化經營，將消費人群擴展到了S區的各個階層。可以說，在一十年代后半期，白街已成為了能夠反映S區整體餐飲消費情況的風向標。因此，在如此背景下，白街的進一步衰弱，背后可能涉及的是整個區縣經濟的深刻變遷。

三

和大部分缺少支柱性產業的中西部區縣相類似，在過去二十年中，S區城區中看似火熱的經濟與消費，實際上離不開三個群體的支撐。

第一群人是與建筑行業相關的從業者，尤其是其中的工程商、建材商等。從本世紀初至今，整個中國都經歷了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位于中部的S區，也經歷了多輪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地產開發。在此過程中，巨量的財富被撬動、浮沉。開發房地產的，包工程的，賣建材的，上下游的從業人群，紛紛在其中分得一杯羹。S區也因此涌現出一批批消費能力極強的富裕人群。這些地產商、包工頭、建材商中的許多人都將白街高端酒樓視作食堂一般，即使除去性質上違紀的宴請，該群體及其親屬的正常消費，也構成了白街高端餐飲的重要支柱。

第二類人群即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體制內人員”。需要注意的是，此類人群并不等同于老百姓口中“官民二元敘事”中的“官”。教育、醫療、交通、消防等基礎性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也是其重要組成，而即使是行政單位中的工作者，在縣區的范圍內，多數也并非領導干部，而是辦事員的角色。并且，由于大部分縣區居民都有直系或旁系親眷屬于此類人群，可以說，他們作為一個分布廣泛且普遍的階層嵌入了縣區社會之中。

這一人群，雖然明面上收入并不高，但首先，普遍不需要面對住房壓力（早年單位分房，父母的代際支持，住房公積金）；其次，縣區物價以及單位福利帶來了較低基本生活成本；最重要的是，工資來源于政府財政，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預期——這些都塑造了此群體實際上較強的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縣區的中高端服裝，美容美發，汽車行業都將其錨定為目標客戶。而此群體同事朋友之間的聚餐、家庭聚會，也都構成了白街持續繁榮的重要引擎。

第三類人群是外出務工者。與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相類似，S區也是勞務輸出地。由于臨近東部地區，S區農村中擁有勞動能力的中青年人，大多都會選擇前往東南沿海地區務工。在工地，工廠以及小店鋪內辛勤勞作的他們往往省吃儉用，想要用所賺來的財富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居住與教育條件。大城市遙不可攀的房價與一十年代各縣區經濟繁榮的景象，使他們將遷移的目標放在了臨近的S區城區。于是，大量的勞務收入流入，變成了S區樓盤的首付和月供，變成城里讀書的孩子與陪讀的老人的生活費，作為活錢驅動了S區城區的經濟。這一人群雖然由于消費能力與消費習慣的限制，不可能將城區的酒樓當作日常消費的場所，但在婚喪嫁娶等重大場合時，許多也會選擇咬咬牙在白街的一些酒樓中擺上幾桌（或是因為禮金數目和酒樓檔次相掛鉤）。雖然這一群體選擇在此消費的比例與頻次較低，但考慮到較為龐大的數量以及酒席較高的利潤，實際上也成為了白街酒樓重要的收入來源。

然而，近年來，S區中此三類群體的處境，可以說都在經濟變遷之下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自疫情以來，區縣層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決策趨于謹慎，建設節奏明顯放緩，與此同時，房地產行業的寒冬也同步降臨，在此情形下，S區內資金斷裂的地產商人不在少數，建筑行業產業鏈上下游的商人們，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以往的烈火烹油般的消費，自是難以為繼。同樣也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蕭條，地方政府以往慣用的土地財政也再難持續，加之先前的大規模舉債，S區甚至包括G市的財政狀況都陷入了僵局。在2024年，S區許多單位都出現了某些月度工資被拖欠的現象，雖然這一情況最終得到了解決，但體制內的人員普遍對財政狀況持負面預期，也都在某種程度收緊了消費。最后，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以及中低端制造業出口的收緊，從事中低端產業外出務工人群的經濟狀況也遭遇了沖擊。白街的隔壁，位于人們通向市民文化廣場必經之路上的另一條街道，曾是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開店創業的熱門選擇（曾有人將其稱為農民工的血肉磨盤：在外務工賺到的錢，在此創業虧掉，隨后再外出務工），曾經炙手可熱且流轉不息的商鋪，今年也出現了長期空置，情況可見一斑。

在此情形下，S區的消費市場也陷入了低迷，以往那些主要依賴于以上三類人群的縣區服務業，都紛紛遭遇了沖擊，白街的酒樓們，也只是不過是其中的一批集中個例。因此，白街的衰弱，不僅在于反腐倡廉的深入推進，更是S區消費與經濟狀況的縮影，同時，前文提到的那些背景也不僅只有S區正在面對，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千百個中西部縣區的困境——缺乏具有支柱性、能夠自我“造血”的產業體系。先前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不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模式以及大量勞務輸出所換回的“外匯”等外部或短期性支撐，而今，這些賴以生存的“外部輸血”正日益面臨枯竭的危機。

時至今日，無論是懷念還是鄙夷曾經的白街都已再無必要，因為那個繁榮甚至有些過熱的年代已經過去。我們的精力更應該放在，當意識到某些條件不可再來、過去的路徑已經失靈時，如何甩掉包袱，收拾行裝，繼續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