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西到山東:川軍名將鄧錫侯的抗日往事

從山西到山東:川軍名將鄧錫侯的抗日往事

鄧錫侯于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營山縣回龍鄉。他曾先后出任過護國軍營長，川軍團、旅、師長，國民黨部隊第二十八軍軍長、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等重要職務。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鄧錫侯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潮的推動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員張曙時等的影響下，深明大義，顧全大局，主動請纓，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將出川抗日的四川陸軍十四個師編為第二路預備軍，任命劉湘為總司令，鄧錫侯為副總司令兼第一縱隊司令。9月，出川抗戰的各軍分別向成都、重慶兩地集中，準備一路北出劍門，一路東出夔門，馳赴山東、山西抗日前線。

9月5日，在成都市舉行了有萬人參加的“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敵將士大會”。鄧錫侯在會上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演，他說：“我們四川人是具有愛國傳統精神的。黃花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護國之役也有四川人。當前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身為軍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養，當然要拼命爭取歷史的光榮，籍以酬報四川人民…”“我們只有長期抗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川軍出川以后，如戰而勝，當然很光榮地歸來；戰如不勝，決心裹尸以還！”

鄧錫侯的一番激情壯語，使在場的將士熱血沸騰，人人振奮。歡送大會之后，鄧又召集第四十五軍駐成都的出川抗戰官兵，作了動員訓話。

他說；“一二五師官兵揚言：‘不發清所欠薪餉不出發，你們的欠餉是應該發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國土，殺我同胞，搶奪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全國一致請纓殺敵，我們軍人的天職就是保國衛民，出川抗戰。目前前線情況，急如星火，怎么能說要發清欠餉才出發呢？”接著大聲問道：“你們是等發欠餉，還是馬上出發？”全體官兵激于義憤，齊聲應道：“愿立即出發殺敵！”

國民政府為適應前線戰局的需要，改任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宮，長官部設在河南省許昌縣，鄧錫侯被任命為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四十五軍軍長。9月初，他指揮所屬部隊陸續沿川陜公路出發。

由于車輛奇缺，全體將士只有徒步行軍，沿途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父老叮囑殺敵立功，使部隊倍受鼓舞。經過一個月的急行軍，抵達寶雞，轉乘火車到達西安。這時突然接到蔣介石急電，因娘子關吃緊，命鄧軍立即趕赴山西前線。

10月22日，鄧錫侯借副總司令孫震等抵達西安時，日軍已越過娘子關，經盤石、巖會進犯平定、陽泉，壽陽告急。于是，鄧部奉命馳援晉東。11月1日，鄧將集團軍總司令部設于馬首村，然后到壽陽面見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決定行動部署。隨即命令陶凱、王志遠兩旅在壽陽、陽泉一帶協同友軍阻擊日軍。

當時鄧部武器裝備十分簡劣，每個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漢陽造步槍和兩顆手榴彈，每師除數門迫擊炮外，山炮、野炮一門都沒有。其時雖已秋風蕭瑟，但每個士兵僅有粗布單衣兩套。鄧部將士全憑滿腔愛國熱忱，以血肉之軀與裝備精良之敵拼死搏斗。因傷亡慘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擬向太原靠攏。

11月6日，鄧錫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與日軍遭遇，并被包圍。在晚上突圍時，鄧墜馬摔傷，遇救脫險，此后，鄧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抗日遇險紀念日，教育部屬，勉勵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報仇雪恨。

7日，太原棄守，戰局惡化，第二十二集團軍經交城、孝義轉移至洪洞縣城，一面在安澤、沁源、長治一線構筑陣地拒敵前進；一面整訓部隊，待命反攻。這時，八路軍總部亦駐在洪洞縣東關外。鄧錫侯曾與朱德多次會晤，并請朱德給二十二集團軍團級以上軍官講解抗日形勢和游擊戰術問題。以丁玲為團長的“西北女子戰地服務團”，也常為鄧部演出精彩節目。這些活動，進一步激發了鄧及鄧部的抗日愛國熱情，增強了八路軍與川軍的友誼和合作。

12月中旬，日軍相繼侵占南京、濟南，隨即一面從南京北渡長江，一面由濟南南下，企圖南北夾擊打通津浦鐵路。蘇北戰略要地徐州吃緊。國民政府軍委會急調各路大軍保衛徐州。

鄧錫侯受命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從山西洪洞馳赴魯南，將集團軍總部設在軍事隘地臨城。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統一指揮下，鄧部從徐州沿津浦鐵路北上兗州設防，以阻擊從山東泰安方面南下之敵。鄧以第四十一軍防守津浦鐵路沿線各要點，并令第一二二師王銘章部集結滕縣一帶，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軍一二五師從界河前進，阻敵于泗水以北。這樣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暫時扭轉，人心初安。

鄧錫侯率部駐防魯南時，能體察民情，尊重民俗。魯南是孔子的故鄉，禮教十分嚴格。鄧特整肅軍紀，嚴禁部屬擾民、拉佚、派款，嚴禁部隊進入民間內室，因而軍民關系融洽。正是在當地群眾的積極支援下，1938年1月14日，鄧部川軍初到魯南前線，就在兩下店夜襲敵營成功，斃傷日軍二百多人，俘虜四十人，繳獲槍械一批，首戰告捷，軍威大振。

魯南群眾特作七律一

首以頌贊鄧部將士：

天上遙瞻節鉞臨（指川軍來），

安危須丈老謀深（指鄧錫侯）。

晉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蠻倚七擒（指勝利在最后，目前勝敗無足怪）。

中府一朝誅貳豎（指殺韓復榘），

陽光普照靖群陰。

川軍將帥皆韓岳，

豈有神州竟陸沉。

山東民眾對鄧部的愛戴，使將士非常感動，他們感慨地說:”為民族而戰爭，能得民眾如此愛戴，可以死而無恨了！”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噗血滕縣，與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這年初，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在漢口病故，四川政局發生波動。2月上旬，蔣介石電召鄧錫侯到漢口，征詢治川意見。

鄧錫榜呈述了三點：其一，四川是抗戰后方，留駐川康的部隊不少，應保留川康綏靖公署，以統率川康部隊；其二，現在日軍正猖獗進犯，戰區擴大，應再抽調一些川軍出川抗戰，增援前方；其三，張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議委張為四川省主席。蔣介石基本采納了鄧錫侯的意見。2月11日，鄧被委任為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21日，鄧又被委任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稍后，鄧即從前線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

鄧錫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時，川康綏靖公署的文武官員大多為劉湘的舊屬，對鄧懷有疑慮。他為鞏固統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戰，公開聲稱愿以“公、誠、和、信”四個字來對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屬。

他在一次綏靖公署處長以上的官員會上說：“我回四川繼任川康綏靖主任，是為了團結川康軍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糧，支援前線。因為抗日戰爭是關系民族存亡之大事，決不能為了爭權奪利影響抗戰，原綏署處級以上官員一律不變動，照常供職，我只派一個參謀長和各處幾個副職人員協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實現安定后方支援前線的共同愿望。”

鄧錫侯在以后處理軍政事務時，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穩定了局勢。此外，他還在調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極端困難情況下，為維持四川戰時經濟體制，組織兵員、武器和糧襪方面；以及爭取美國、印度對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費了許多心血。

1948年春，蔣介石裁撤了川康綏靖公署，鄧錫使專任四川省主席，統兵權被大大削弱。

不久，蔣介石要鄧錫侯從四川調運十了石軍糧和加征十二萬名壯丁，以增援胡宗南部進行反共內戰，揚救國民軍隊的敗局。鄧認為在抗戰八年期間，四川的糧、稅和壯丁的負擔已經太重，勝利后再苛刻征調，情理難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于是婉言拒絕。蔣對此十分不滿，再加上鄧在處理四川學運問題上又不得力，便召鄧到南京。蔣介石對鄧說：“匪軍劉伯承部隊企圖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務重，晉康兄你是軍人，不適合搞行政工作，還是為黨國軍事方面效力吧。”隨即，鄧被迫辭職“養病”。后來，蔣介石雖然也曾發表鄧錫侯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川陜區綏靖主任等職，但鄧已明知純屬是敷衍自已，以減少反蔣力量，于是以種種借口，拒不到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蔣介石仍不甘心失敗，親自坐鎮重慶，分別結集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等部于川陜邊和川、鄂、湘邊，妄圖作最后的掙扎。

此時，鄧錫侯也正受到蔣介石的冷落、排斥，處于失意、傍徨的時候，他一方面看到國民黨統治的最后崩潰已是指日可待，決不甘心為蔣介石集團殉葬，更加懷念往昔朱德、劉伯承、吳玉章、張瀾等對自己的關照與厚望；另一方面，鄧又顧慮自己的官僚、軍閥身份以及參與堵截紅軍的歷史，怕全國解放后會受到追究和歧視。就在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有關人員，川東、川西及川康地下黨的人員，民革、民盟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鄧錫侯的說服、開導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陸的最后一戰中為人民立功。

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鄧提出了關于起義的三條意見；第一，起義應按劉伯承司令員在北京廣播的原則辦事；第二，起義人員的財產概予保護；第三，起義后不得另立番號，不得移防，應就地維持秩序，聽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鄧錫侯完全接受了這三條原則。

與此同時，國民黨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也到周恩來的電示：解放大軍行將西指，望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川軍將領團結起來，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但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周恩來的電報對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的率部起義起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自此，他們三人更加經常地秘密聚會，分析瞬息變幻的情勢，商討對策，并聯絡民主力量和地方勢力作好起義準備，迎接解放。

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為延緩大陸的最后解放，蔣介石特派與鄧錫侯關系較深的張群對川軍將領用盡了安撫、拉攏、威逼等手段，但均被鄧錫侯等應付搪塞過去。

12月7日，蔣在撤離大陸的前夕，又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邀請鄧、劉、潘到自己住地北較場，準備將他們挾持到臺灣。在此緊要關頭，鄧錫侯等于當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團的護送下抵新繁縣的龍橋。此時，川軍將領王纘緒接受蔣介石的派遣也從成都趕到龍橋，勸說鄧等回心轉意，遭到嚴辭拒絕。為防胡宗南部的攻擊，鄧等遂轉赴彭縣。

9日，鄧錫侯與劉文輝、潘文華一起，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捧部聯名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及全國人民發出通電，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

24日，鄧錫侯等就接到了朱德總司令的復電。電報說：“欣悉將軍等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參加人民陣營，甚為佩慰”。并要求鄧等所屬部隊，遵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約法八章，響應第二野戰軍的四項號召，改善軍民關系和官兵關系，為協助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肅清反動殘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奮斗。

這時，劉文輝、潘文華臥病在床，鄧錫侯便主動擔負起義的組織指揮工作。他命令所屬部隊緊急動員，擇要設防，對胡宗南部采取臨戰姿勢，以配合解放軍殲滅敵人；又派出部屬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策動受命準備進攻起義部隊的陳克非、羅廣文等兵團的部隊起義。

在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率部起義的配合下，四川省會成都市終于實現了和平解放。30日，鄧等起義將領和成都市人民群眾一起，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賀龍司令員、王維舟副司令員率部勝利入城。

解放后，鄧錫侯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后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區裁撤，恢復四川省的建制，鄧錫侯被任命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1954年后，鄧錫侯又歷任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1964年3月30日，鄧錫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