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異地用工，離職補償“三倍封頂”適用何地標準？

案情簡介

某公司注冊地在北京，勞動者小李和某公司簽訂了合同期限為2021年3月23日至2024年3月22日的《勞動合同》，約定基礎工資120萬元/年（稅前），工作地點為上海（第一年北京辦公）。

2024年2月，某公司提前通知小李勞動合同期滿后不再續簽，雙方勞動合同到期終止。

小李隨后向勞動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請，要求某公司向其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仲裁委認為“用人單位注冊地標準高于勞動合同履行地標準”，裁決某公司按照北京標準支付小李終止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某公司不服該裁決，起訴至一審法院，主張小李后兩年上班打卡都在上海，應按照上海的規定。一審法院認為“某公司所在地在北京，且勞動合同中亦約定了合同第一年工作地為北京”，判決應按照北京的標準進行計算。某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法院裁判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和第四十六條第五款規定，除用人單位維持或者提高勞動合同約定條件續訂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外，因勞動合同期滿致勞動合同終止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本條所稱月工資是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

本案中，勞動者小李與某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到期后，某公司未與小李續簽合同，應當向小李支付經濟補償。關于經濟補償具體數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勞動合同履行地與用人單位注冊地不一致的，有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勞動保護、勞動條件、職業危害防護和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等事項，按照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標準高于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有關標準，且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按照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的，從其約定。”

本案雙方對經濟補償金計算時按照北京還是上海的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存在爭議，勞動者小李主張雙方合同明確約定第一年在北京辦公，后兩年在北京和上海兩地辦公。某公司主張勞動者小李的勞動合同履行地在上海。對此，本院認為，首先，某公司注冊地為北京市，某公司與勞動者小李簽訂的為期三年的《勞動合同書》約定“工作地點為上海（第一年北京辦公）”，根據合同可以看出，勞動者小李工作第一年的勞動合同履行地在北京，工作后兩年的勞動合同履行地在上海，故北京和上海均為案涉勞動合同的勞動合同履行地。其次，勞動合同履行不僅僅指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提供勞動，亦包括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繳納社保、公積金等應履行的約定和法定義務。根據在案事實，勞動者小李社保和公積金繳納地為北京。最后，案涉勞動合同約定“甲乙雙方解除、終止、續訂勞動合同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國家及北京市有關規定及甲方離職管理等相關辦法執行”，該約定應視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且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按照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的”情形。故一審法院按照北京地區的標準計算經濟補償金數額，并無不當。對于某公司該項上訴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釋法

勞動合同履行地為勞動者實際工作場所地。勞動合同履行地并非具有唯一性，合同履行地的認定應當貫穿勞動合同履行始終，不應僅理解為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時勞動者工作地，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勞動合同履行地發生變更或按照合同約定進行調整，則變更或調整前、后的地點均可以視為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履行地，勞動者有權主張平均工資較高的一地作為經濟補償金“三倍封頂”的標準。

對于勞動合同履行地確和公司注冊地不一致時，一般應適用勞動合同履行地的平均工資標準。當公司注冊地標準較高且勞動者主張適用公司注冊地標準時，勞動者應對雙方存在按照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的約定承擔舉證責任，一般常見于勞動合同約定，法院亦會結合勞動合同協商過程等內容進行審查。

來源：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