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平臺算法，也是一個“憤怒誘餌”

文丨守一

最近有一個詞很流行——憤怒誘餌（rage bait）。

這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詞典》選出來的2025年度詞匯，指故意設計成令人沮喪、挑釁或冒犯形式的在線內容，旨在引發憤怒或憤慨，通常是為特定網頁或社交媒體賬號引流、提升互動量。

這個捕捉時代情緒的術語引起部分網友共鳴，有人將這類挑動對立的行為歸罪于信息社會的某種“流量焦慮”，也有人將矛頭指向社交媒體算法，認為是這些隱形推手制造了網絡世界的情緒風暴。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對社交媒體算法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造就了誤解。對憤怒內容的偏好，根植于人類思維模式，而平臺算法，反而一直在努力打壓這部分流量。

01

回溯網絡生態的演變歷程，自從門戶時代成為過去，人們接觸新聞資訊的主陣地，就日益轉移到社交平臺。

在社交平臺上，傳播的主體不再局限于專業機構，當人人都成為“媒體”，基于事實的資訊和基于立場的觀點，天然深度糾纏共生。

于是我們看到，許多話題事實還沒搞清楚的時候，非黑即白的站隊和攻擊已經如火如荼。從政治議題到經濟事件，從性別關系到娛樂八卦，公共討論頻頻變成極端化言辭的魔法對轟。

一起看似簡單的社會事件，可能因為一句帶有標簽的判斷，瞬間點燃成千上萬條憤怒留言。

極端化情緒和言論泛濫，會讓理性的人感到沮喪，但就本質而言，這種和傳播伴生的情緒風暴，并非數字時代的特產。

傳播學奠基人李普曼，在100多年前的代表作《輿論》中，就分析過類似現象的原理——

“在激烈地憎恨一件事時，我們很容易將其與我們激烈憎恨或恐懼的大多數其他事物聯系在一起，并認為它們彼此之間是因果關系?！?/p>

簡單來說，憎恨、憤怒之類的情緒，能夠幫助普通人完成“歸因”。

在分工日益精細化、復雜化的社會，普通人對遠離日常體驗的很多事，往往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和經驗去準確理解。

某些別有用心的傳播者，塑造一個假想敵或者仇恨靶子，激發受眾的憤怒情緒，就會令其以為找準了某個問題的癥結，滿足了其“終于看懂這個世界”的爽感。

對此，勒龐在《烏合之眾》中也有過社會學角度的犀利分析，即個體融入群體后，智商會降低，情緒會被放大，傾向于接受簡單、極端的觀念。

可見所謂“憤怒誘餌”，只是給一個古老的傳播現象或者說社會學現象，披上了新的數字外衣。

如果要說社交媒體時代，“憤怒誘餌”的表現和過去有什么明顯不同，或許是受眾的規模變得無比龐大、發聲變得無比便捷，因而其負面影響就變得更受矚目。

02

問題在于，這究竟是平臺和算法的原罪，還是人性弱點的數字化呈現？

回答之前，先要區分兩個層面：社交媒體用戶的行為和社交平臺的行為。

前面說過，拋出“憤怒誘餌”，并不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創舉。報紙時代的評論文章，甚至更古早的街頭演講，傳播者在表達觀點的時候，都可能使用“訴諸憤怒”的技巧。

因為憤怒作為一種高喚醒度的情緒，能快速打破理性屏障，讓人產生“我在捍衛真相”“我在捍衛正義”之類自我滿足的幻覺。

心理學研究也表明，憤怒會削弱認知的靈活性，使人更執著于自己的立場，更難接受不同意見。因而激發憤怒，容易達成傳播者的預期目標。

社交媒體時代的很多內容生產者，的確更有動力使用“憤怒誘餌”，這就像投放情緒興奮劑，能刺激用戶多巴胺分泌，進而帶來即時的流量回報。

關鍵是平臺扮演什么角色呢？很多人指責平臺算法的“偏好強化”機制，會助長“憤怒誘餌”現象。

乍一聽似乎有道理。

“用戶越點擊某類內容，系統越推送同類內容”，已經成了很多人對算法的刻板印象——用戶為一條憤怒內容點贊，平臺會推薦更多更憤怒的，于是用戶會被困在“憤怒回音室”里。

這似乎很符合用戶的直覺。但其實，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放任“憤怒誘餌”，并不符合平臺的長遠利益。

憤怒內容一方面會侵蝕平臺的公信力和用戶黏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平臺商業化價值。

當用戶陷入無休止的爭吵漩渦時，最終會選擇用腳投票。而一個極端情緒泛濫的平臺，廣告商也只會敬而遠之。

總之，平臺不考慮用戶體驗，無異于自殺。所以，沒有平臺會真的愚蠢到“飲鴆止渴”，主動把平臺生態搞得烏煙瘴氣。

03

很值得玩味的是，黑化平臺算法，其實本身也是一種“憤怒誘餌”式表達。

把平臺和算法指斥為“憤怒誘餌”的幕后黑手，等于是拋出一個背鍋俠，讓其為這一成因復雜的社會現象負責。

但如果拋開偏見，多去了解一下平臺的算法規則，就會發現很多指控并不成立。

以抖音為例，今年首次系統性披露了平臺算法機制。同時升級“使用管理助手”，為用戶提供了觀看時長分析和內容偏好管理的便捷工具。

抖音探索了一套復雜的平臺治理體系約束違法違規內容

此外，還推出了《抖音社區熱點信息和賬號治理規則（試行）》，旗幟鮮明地反對極端、煽動、攻擊、引戰內容，并對為博取流量刻意制造沖突、煽動引戰等內容，以及發布煽動蹭熱內容的“惡意營銷號”等，進行重點治理。

這些反用戶直覺的設計恰恰證明，算法并非只會放大憤怒，同樣可以成為理性對話的催化劑。

如果無視平臺這些透明可見的努力，始終用關于算法的刻板印象，來重復表達對平臺和算法的憤怒，也算是中了“憤怒誘餌”的毒。

從媒體演變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視角看，社交媒體平臺的普及，本身是巨大的進步。

它讓很多邊緣群體有了發聲的渠道，有了和外部世界鏈接的可能，也讓知識和文化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的壁壘。

而一個存在海量用戶和內容的平臺，不可能離得開算法。

憤怒誘餌現象的存在，不應成為否定平臺和算法的理由——就像印刷術誕生初期也曾被用于傳播謠言，但最終推動了啟蒙運動；電報曾被用于煽動恐慌，卻也為現代新聞業奠基。

技術本身無善惡，向善或是向惡，取決于人類駕馭它的方式。

通過算法優化抑制憤怒誘餌的傳播，通過培育正向內容生態讓理性對話變得更可行，都是抖音等平臺正在做的事情。

當然，技術的進步永遠不能消除人性的復雜，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憤怒誘餌”現象就永遠無法根除。重要的只是，以更理性的姿態，去面對和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