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包肉 | 歷史的重演，往往源于相同的劇本

二戰(zhàn)前夕，日本軍國主義當局極力渲染所謂的“ABCD包圍網(wǎng)”（美英中荷），以此洗腦日本國民：日本正遭受西方列強的欺辱與封鎖，生存空間已被壓縮到了極限。因此，戰(zhàn)爭是西方列強及其仆從國強加給日本的，日本將要進行的戰(zhàn)爭絕非侵略，而是“自衛(wèi)”，是“打破僵局”，甚至是神圣的“亞洲解放”。

盡管主謀者深知偷襲珍珠港的巨大風險和代價，但日本國民卻將其視為一種“精神上的突圍”。在他們的認知中，日本終于“拔劍”了。后來披露的大量史料揭示了當時日本軍人、知識精英及普通民眾在開戰(zhàn)時刻的心理狀態(tài)，他們普遍認為，開戰(zhàn)日是大和民族打破歐美“枷鎖”、洗刷恥辱、實現(xiàn)“神國復興”的輝煌時刻，整個日本都沉浸在終于可以和西方大國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幻覺之中。

日軍零式戰(zhàn)機王牌飛行員坂井三郎曾回憶道：“在那一刻，我們確信手中的操縱桿能改變歷史……看著那些巨大的戰(zhàn)艦冒起黑煙，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全能感。我們證明了黃種人可以擊敗白種人……我們不再是那個模仿西方的島國，我們現(xiàn)在是亞洲的主宰。”

日本著名詩人高村光太郎在偷襲珍珠港之日（12月8日）寫下的詩《那是必定的》，更是真實記錄了日本舉國上下的病態(tài)亢奮：

“這一天終于來了，就像積壓已久的烏云被一掃而空，日本在今天，終于變回了真正的日本。世界將重新認識這個神之國度。”

前幾年，日本有一檔電視節(jié)目采訪過一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問題是：“二戰(zhàn)”時期，日本士兵為什么會那么勇敢、那么不怕死？難道僅僅是因為效忠天皇嗎？

學者回答說：當然不完全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只是激發(fā)日軍斗志和勇氣的一部分原因；另外，深受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人認為，“投降”是怯懦恥辱的行為，為人所不齒，但更重要的是日本軍國主義長期進行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教育，使大部分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一種“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yōu)等民族”的理念。在這樣一種理念之下，是大日本帝國要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人民，帶領亞洲走向光明未來的義務和使命。

這個使命，崇高而偉大。

這種宣傳敘事使全體日本國民確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從而對日軍實施的暴行視而不見。

日本當局極力鼓吹“八纮一宇”（意為“天下一家，天皇統(tǒng)治”）、“大東亞共榮圈”以及“神國不滅”。他們迷信日本擁有獨特的國體和西方無法理解的“大和魂”，認為物質(zhì)上的劣勢可以被精神力量所彌補。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國內(nèi)并非沒有清醒之士，但日本軍國主義者制造了彌漫全國的恐怖氛圍：凡是主張避戰(zhàn)、呼吁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爭端者，一律被打成“國賊”、“軟弱”、“媚外”，到了1941年，日本政壇乃至整個社會已無人敢公開呼吁和平。

日本政客和軍國主義者當年的豪賭，最終換來的是東京大轟炸中被燒成焦炭的十萬平民，是沖繩戰(zhàn)役中集體自殺的平民，是廣島和長崎的蘑菇云和東京灣密蘇里號戰(zhàn)列艦上恥辱的投降書。夢中囈語般的所謂“大國復興”，最后只留下被滅國后的滿目瘡痍和幾代人的痛苦記憶。

“歷史的重演，往往源于相同的劇本。”

1941年，滿懷豪情壯志駕駛零式戰(zhàn)斗機飛翔在太平洋上空的日軍飛行員，在駕駛艙里俯視著被他們侵略和蹂躪的東亞、東南亞直至南太平洋廣闊無垠的土地與海洋，心頭涌動的無疑是“天皇神圣，大國崛起”的自豪與榮耀，殊不知，伴隨著珍珠港第一股爆炸濃煙的升起，冬日里獵獵飄揚的膏藥旗就已經(jīng)是回光返照的落日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