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法庭上的證詞，記錄了怎樣的戰爭暴行？

編者的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正義審判，以海量人證、物證與當庭證言，定格了侵略戰爭的罪惡軌跡，寫下不容篡改、不可辯駁的歷史裁斷。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環球時報》聚焦東京審判的核心證據，通過中國、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多國證人的當庭證詞，直觀還原盧溝橋事變真相、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毒害、戰俘集中營暴行、香港戰場反人類罪行等歷史細節，以第一手鐵證再現歷史現場的真實圖景。

這些來源各異、相互支撐的證詞與物證共同證明：日本的侵略是蓄謀已久的國家行為，軍國主義教育是其思想根基，殘酷施暴、踐踏人道是其一貫行徑。從華北的盧溝橋到香港的醫院，從學校的課堂到恐怖的集中營，其罪惡隨著侵略的足跡蔓延。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大廳實景 本版圖文資料來自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戰犯罪行審判史料編譯“每日一則”

“他們制造一系列戰事又參與和平談判，乃是緩兵之計”

王冷齋（1891-1960），福建福州人，1937年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與日方多次談判與交涉，1946年8月作為證人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1937年7月7日晚11時左右，宛平城郊傳來槍聲。調查顯示，這是日軍策劃的陰謀。我命令城內守軍要嚴加防守。北平市長秦德純隨后打來電話對我說：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聲稱“日本陸軍一中隊在盧溝橋演習時，由于聽到宛平城守軍的槍聲，丟失一名日本士兵，日軍要求進城搜索士兵”。市長命我立即調查此事。經查明，我方守軍并未開槍，每人所帶子彈都不缺少。同時，我派人在城內外進行搜查，未找到失蹤的日本士兵。

我們乘車返回宛平城的路上，在距宛平城約1英里的沙崗，看到一隊日軍在聯隊副隊長森田的指揮下做戰斗準備。這時寺平（日方調查人員——編者注）忽然請我下車，告訴我在看到這一幕后，必須認識到形勢的嚴重性。他威脅我說，現在已經沒有時間進行調查了，我應該立即下令打開城門。如果不讓日軍進城，所有協議均不生效。副隊長森田甚至試圖以武力威脅我。

我已經讓警察局長作調查報告，此時我們聽到了數聲槍響。子彈從我們的頭頂飛過。毫無疑問，城外日軍向城內開火了。幾分鐘后，城內守軍開始還擊。雙方射擊持續了約一小時。

日軍在鐵路沿線隱藏軍隊這一舉動，讓我更加確信他們非常狡猾。他們已在那里修建了軍事設施，以利于占領此區。日軍的野心讓我擔憂：休戰協定只是其拖延時間的陰謀。

隨后我們從各種渠道得到消息，日軍已從古北口、山海關等地調派援軍，兵力不少于兩個師。據報告，數架飛機已到達天津。部分日軍向盧溝橋行進。宛平至北平的道路亦被切斷。此時，日軍的陰謀徹底暴露。他們制造一系列戰事又參與和平談判，乃是緩兵之計。

以上種種事件都表明，日軍的侵略是一場策劃已久的陰謀。日軍應對此次戰爭負全部責任。

“我要講的是一個恐怖故事，我不知道從哪里開始，也不知該如何結束”

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外籍人士見證了日軍的暴行，并留下書面記錄。來自美國的麥卡勒姆醫生在日記中寫下了所見所聞。他1921年來到中國，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作為金陵大學醫院和難民救濟的管理人員留在南京。他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期間寫的日記、信件，在東京日本戰犯審判時被法庭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詞。

我要講的是一個恐怖故事，我不知從哪里講起，也不知該如何結束。此地暴行的兇殘狠毒，是我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強奸，強奸，到處都是強奸！估計一夜之間至少就發生了一千多起強奸事件，白天的惡行則更多。為防止受害者做出任何反抗，或僅僅流露出一點點不情愿，施暴者總會上去就把她們一刀刺死，或是一槍斃命。我們每天都能記錄數百起這樣的暴行。

1937年12月30日。午飯前，兩個駕駛著黃色汽車的日本士兵擄走一名12歲的小女孩。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馬吉（美國圣公會牧師）的住所以及其他地方，一些（中國）男子被強行帶走，他們被指控曾經當過兵。

盡管抗議聲四起，但是仍然沒有什么作用。許多黃包車夫、船工和其他體力勞動者都被殘忍地槍殺了，只是因為他們手上有辛勤勞動留下的標記。

“無論白天還是深夜，慘叫聲一直不絕于耳”

第1894號法庭證據是上海頤中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理事威廉·S·邦杰的宣誓證詞。在證詞中，他陳述了在上海大橋集中營、海防路戰俘營和北京豐臺戰俘營中，遭受到的日本憲兵的刑訊逼供和各種非人待遇。

我被關押的牢房正對著集中營大門，格柵門旁邊就是看守室，里面污穢不堪，人滿為患。

牢房的樓上就是審訊室，無論白天還是深夜，慘叫聲一直不絕于耳。有時，隔壁還會傳來痛苦的呻吟聲。囚犯們被押送到審訊室接受審訊時，一般要經過我的房前。每次審訊完畢回牢房時，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一副疲憊而痛苦不堪的模樣。

我遭到3名日本憲兵的圍毆，數次被打倒在地，有一次摔倒在桌子上，把桌子撞散架了。我一度陷入昏迷，不知過了多久，才慢慢蘇醒過來。醒來后，我發現自己躺在一堆碎屑當中。這時，一個腳穿釘靴的日本憲兵從屋外走進來，一腳踹在我的小腿脛骨上。其后，又把我從地上硬拖起來，逼迫我給妻子和孩子寫訣別信。

寫好信交給他們之后，我就被帶去了另外一間屋子。進去之后，日本憲兵命令我脫下上衣，然后將我仰面捆在矮桌上。矮桌一端削成了半圓形，正好套住腦袋。他們拿過來幾個裝滿水的大罐子，一邊逼供，一邊動刑，不停地往我口鼻里灌涼水。我的脖子、上身和腿腳都被繩子緊緊綁住，全身動彈不得，只有頭部還能動彈。

“醫院一直懸掛紅十字會標志，但該標志至少兩次遭日軍槍擊損毀”

1941年12月8日日軍入侵香港，圣士提反書院大樓被緊急改作臨時軍事醫院。1941年12月24日至26日期間，日軍闖進圣士提反書院，制造了“圣士提反書院大屠殺”慘案。以下為1946年 12月18日，加拿大陸軍詹姆斯·巴尼特上尉作為控方證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作庭審證詞。

1941年圣誕節清晨6點左右，日軍闖入圣士提反書院醫院。我親眼看見5名日軍士兵，用刺刀刺殺了15至20名臥病在床的傷員。

隨后，日軍驅趕所有尚能行走的傷員與醫護人員，將我們關進一間儲藏室。關押約一小時后，日軍又把我們轉移到一間更小的房間。此前護士們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但轉移途中，她們被強行分開。我親眼看到一名護士被日軍士兵用鋼盔猛砸頭部，同時遭到腳踢與掌摑。我被關進的小房間里，一共擠了90人，包括醫護人員和傷員。房間狹小擁擠，眾人無法同時坐下，重傷重病者只能勉強就地躺下。停留片刻后，一名日軍士兵來到門口，勒令我們舉起雙手，搶走了我的手表、戒指和隨身財物。不久，另一名日軍士兵拎著彈藥袋進來，將子彈扔向眾人面部。之后又有日軍帶走一名步兵，人剛走進走廊，我們就聽見凄厲的慘叫，我確信那名士兵慘遭迫害。片刻后，又一名步兵被帶走，走廊里再次傳來慘叫。

醫院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此前被帶走的兩名士兵遺體殘缺不全，耳朵、舌頭、鼻子、雙眼均被割去；約70名傷員在病床上慘遭刺刀殺害，還有大量幸存者傷勢進一步惡化。所有傷員、醫護人員均無任何武器，醫院內部及周邊也沒有武裝士兵。

醫院一直懸掛紅十字會標志，但該標志至少兩次遭日軍槍擊損毀。

“任何有和平理想傾向的思想或反對侵略戰爭政策的言論，在學校都會遭到嚴厲的壓制”

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日本不斷通過頒布和修改教育相關法律、法規來推行軍國主義教育，企圖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學生心中埋下侵略擴張的種子，以達到軍國主義化的目的。現役將校被派駐到大學和中小學，單方面地對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和極端民族主義精神，鼓吹“日本是最優秀的民族”“日本的使命是征服世界”等，壓制學生和教師的自由和平思想和言論。法庭證據130號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內兵衛的證詞，他結合自身經歷對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對學校的滲透和統治進行了描述。

從1931年開始，軍部對大學和其他學校的控制愈發明顯。任何有和平理想傾向的思想或反對侵略戰爭政策的言論，在學校都會遭到嚴厲的壓制。

1937年，東京帝國大學的三位教授、日本法政大學的三位教授、日本東北大學的一位教授，以及幾位助理教授和我本人，因被懷疑同情和平理想而遭解職。這些教授和助理教授被解職后，根據日本本土《治安維持法》被指控有反對日本帝國國體本義的嫌疑，都被警察逮捕。我也因此罪名被警察逮捕，在警察局關押了11個月。

27年來，我一直從事大學教育工作，并且作為學生親身經歷了日本學校的各個年級。因此，在我看來，給各年級學校和高校的學生安排的軍事訓練、教學和教育，確實刺激了學生們的軍國主義精神和極端民族主義精神，使他們相信日本人優于任何其他民族，并且相信戰爭是無限榮耀的，對日本未來的福利十分奏效且必要，這種軍事教育灌輸為學生們準備未來的侵略戰爭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