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兵的日記：看到中國百姓的慘狀，我三次落下眼淚

1937年11月17日夜，沿著蘇南水網地帶的鄉間小路，日本陸軍第13師團第7聯隊打著煤油燈 bivouac 休整。第二天清晨出發前，隊列里傳來一聲嘀咕：“聽說前面沒人擋路，走快點就能進無錫。”同伴的嘟囔，被記在齋藤次郎隨身的小本子上。這本本子后來成了研究者手里少見的第一手材料，不僅因為它記錄了戰線推進的方位，更因為紙頁里飛濺的，是侵略者偶爾冒出的憐憫。

一、11月18日，隊伍離開駐地不到五里，水田、荷塘像一張張鏡子橫在腳邊。沒有公路，只能踏著田埂前進。行進隊形被割開，偶有腳步陷進泥里，拔不出來。上午八點半，晨霧散盡，遠處村舍裊裊炊煙，本是收獲后的安靜季節。可天光之下，殘橋橫陳，幾具青灰色軍裝的尸體呈散點狀躺在路旁。齋藤在日記里寫，“不像正規兵，衣服太單薄，腿腳綁著稻草繩。”這一句旁注的同情，卻掩不住他緊緊攥槍的動作。泥水和血痕混在一起，稻茬上反著冷光。他寫道自己第一次“眼角濕潤”，原因是那位赤腳跟在母親身后的小孩，面黃肌瘦，抬頭的眼神卻尚未學會怨恨。

下午兩點，101聯隊的旗號出現在前方。兩支部隊會合，行軍鼓點密集起來，安全感讓每個人的腳步更輕快。可安穩并沒有持續多久，黃昏接近時，他們抵達京杭大運河邊的破橋。橋板被炸開，河水帶著碎木和稻草流淌。對岸的田埂上，拖著行李的村民用驚恐的目光審視這些陌生軍裝，此起彼伏的雞犬聲不斷。齋藤記下，“像是沒有盡頭的逃難隊伍，他們有家卻無路可歸。”這一頁日記沾有兩點水跡，大約就是那日風干的淚。

古里村的名字，在無錫東郊的舊地圖上可以找到。11月27日，第7聯隊通過這里時，燒焦的屋梁還冒著余煙，里面嵌著剛熄的瓦片。壕溝纖維板上掛著十七八歲的尸體，皮靴被人解下，大概用去抵飯。齋藤翻找口袋，掏出一顆糖，默默塞進倒在路旁的學生兵制服上衣口袋，算是一種無法開口的歉疚。他深夜記下第二次落淚的緣由：無錫城的街巷竟與新瀉老家有幾分相像，恍惚間，“仿佛自己燒毀的是故鄉”。這種扭曲的感懷，在闃黑炊煙的屋檐下不斷翻騰，可天明后仍端著刺刀前行。

有人或許要問：為何一個普通士兵會留下如此情緒？背景或許可作解釋。第13師團原駐長野，為滿足侵華急需，于1937年8月才臨時拼湊完畢，補充兵員多來自農村。對這些面向富士山宣誓沒多久的青壯而言，現代化戰爭的破壞力遠超認知。幾乎每行軍十里，耳邊就響起不倫不類的民謠——“早稻熟時回家”的口號還沒來得及實現，便已陷入殺戮與焦土。齋藤精神上的動搖，在戰地心理學文件中被稱為“前線神經耗竭”。只是這四個字，無法撫平被刺刀劃開的中國家庭傷痕。

12月2日，江陰方向傳來命令：北上南閘，準備攻城。晨光透過薄云，地面結著薄霜。沿途再沒看到成建制的中國軍隊，倒是遍地散落的兒童尸體讓整個班噤聲。幾只野犬被槍聲驚走，卻又幾步一回頭地咬拉殘肢。溝渠里，水面覆著一層薄冰，下面的軀體彼此疊壓，臉色鐵青發白。再往前，兩棵老柳樹下，一名年輕婦女仰面躺著，手臂還環著襁褓。破碎的薄棉衣里，嬰孩冷得蜷縮，嘴角仍留奶漬。齋藤寫下：“第三次，淚水決堤。我想抱起那孩子，卻被班長呵斥——‘快走！’”

此后十余日，聯隊繞道鎮江外圍，一路追擊至南京城北。齋藤的日記愈發零碎，許多頁面只剩紛亂血跡。可以確認的是，他參與了12月中旬的紫金山西北麓強攻。直到戰后幾年，日本東京的二手舊貨市場上，有人發現一本缺頁的軍用手冊，封底寫著“昭和拾二年十二月十日，江北陣中”。經辨認，字跡與齋藤日記相同，但最后一行停在城垣下：“炮火掠過頭頂，城門洞傳來尖叫，耳朵里只剩咚咚心跳。”

研究者推測，齋藤可能在南京陷落后某次巷戰中負傷被運回后方，隨后下落不明。日軍引以為傲的“戰記”傳統，讓不少士兵日夜執筆，但像齋藤這樣描寫對手苦難并坦露歉疚的并不多見。更有意思的是，這本日記并未被日陸軍檢閱機關銷毀，而是輾轉流落民間，也許因為文字里既無戰略機密，也未指名道姓批評指揮官，遂逃過檢查。

一些學者據此認為，齋藤的淚水并非孤例。1937年秋冬，正當華東戰事進入“追殲消耗”階段，戰線推擠如漲潮暗流，日軍單兵每日所見多為飽受摧殘的平民。史料里常見的“兵站因難民擁堵難以延伸”“道路尸體妨礙輜重通行”，從另一個側面凸顯大規模非戰斗員傷亡。齋藤那句“像鱗片般的破屋”，甚至與戰后中國文人記憶中的場景相互對應。

然而，紙頁的水漬并不能證明道德的覺醒。軍事審判檔案顯示，第13師團在蘇南推移期間多次參與燒殺事件，所到之處留下百余處村落廢墟。齋藤身處的第7聯隊亦在1938年初向安徽東南推進。換句話說，一個偶爾落淚的步兵，依舊是侵略機器里不可或缺的螺絲釘。憐憫之心只是瞬間閃光，轉身又被軍紀、命令、集體壓力壓滅。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戰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便將“武士道精神”與“皇國史觀”注入新兵訓練，強調“對敵人無情即對天皇忠誠”。齋藤這類出身寒門的應征者，情感與教條拉扯最為劇烈：一邊是圣訓，一邊是眼底血肉。戰場的心理落差，被不少人寫進日記，卻鮮有改變侵略行徑的實際行動。直到戰敗后，類似記述才陸續公之于世，成為研究戰爭暴行的側面注腳。

有人問，這樣的自白值不值得同情？答案不取決于文字的悲憫，而在于槍口指向。當同伴在城門口抬槍掃射時，齋藤若仍扣下扳機，他的淚與冷風無異；若能放下步槍，或許才是人性真正的回歸。可歷史無法逆轉，紙上留下三滴淚，江南大地卻多了成千上萬具尸體。齋藤日記的殘頁靜靜躺在檔案館，墨跡褪色，稻草灰仍在縫隙里。那灰燼提醒后人：流淚并非贖罪，戰爭本身即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