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源流考

柰的早期栽培和產地

蘋果是我國很早就栽培的一類果樹，古往今來，它的品種和名稱都曾發生很大變化。當今我國栽培的主要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引入的西洋蘋果，尤其是以20世紀晚期引入的紅富士較多。而歷史上，我國長期栽培的是本土原產的綿蘋果。一般認為它們系新疆天山西部的野蘋果馴化而來。至今，新疆伊犁地區仍分布著大片野生蘋果林，誠如蘇聯著名遺傳學家和植物地理學家瓦維洛夫指出的那樣，那里是蘋果的發源地之一。

我國不僅至今仍有野生蘋果分布，而且相關的考古和文獻資料也表明，蘋果的栽培的確非常久遠。

20世紀60年代，據說湖北省江陵縣望山戰國墓曾經出土過蘋果及其種子，它很可能就是古文獻記載的早期綿蘋果——柰。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就提到“楟柰厚樸”，說明上林苑中已經栽培柰，或者四川成都已栽培柰，作為那里居民的司馬相如熟悉這種果樹。而《西京雜記》進一步記載漢代上林苑栽培有紫柰、白柰和綠柰3種柰。如果該記述可信，則表明當時結紅、綠、白色果實的柰已經引入陜西西安。上述史實表明，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我國內地的西安等西部地區已經栽培柰，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

漢代人們已經比較熟悉柰，這點可從當時字典的相關內容看出。《說文解字·木部》有“柰，果也”的表述。從現有的文獻看，漢晉時期，產柰的不僅有西安，四川和河南等地也都有。揚雄的《蜀都賦》中有“杜樼栗柰”；左思的《蜀都賦》描寫成都附近“朱櫻春熟，素柰夏成”。后來“素柰夏成”成為人們經常引據的經典名句。同一時期，河南人潘岳所作的《閑居賦》述及家園有“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至南北朝時期，河南洛陽產的柰已經頗具名氣。后魏的《洛陽伽藍記》不僅記載城中華林園有“柰林”，而且記載承光寺的“柰味甚美，冠于京師”。東晉時期，隨大批士族的南徙，柰也被傳播到江南。浙東詩人謝靈運的《山居賦》有：“杏壇、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于回巒，卑柿被實于長浦。”其后，本草學家陶弘景也認為柰“江南乃有，而北國最豐”。

不惟如此，當時的河西走廊已是頗具名氣的柰產區。晉代郭義恭的《廣志》指出：“柰有白、赤、青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為脯，數十百斛，以為蓄積，如收藏棗栗。”《廣志》記載我國當時的西部居民大量制作柰干作為輔助食物，說明甘肅河西走廊的產量很可觀。從中還可看出，上林苑栽培的柰，與河西走廊地區分布的品種大體相同，不難推想這里正是柰從西域傳入西安的路徑。與此同時，這里產的柰質量也頗受稱道。西晉文學家張載寫道：“江南都蔗，釀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凡此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裳帶。”詩中將瓜州的柰與四川的黃甘（柑）和南方的甘蔗相提并論，可見毗鄰新疆的甘肅安西所產“素柰”是一種風味不錯的水果。另外，東漢的王逸《荔枝賦》特別提到“酒泉白柰”；《晉起居注》記載：“嘉柰一蒂十五實，生于酒泉。”《廣志》和張載的記述表明，河西走廊的安西、酒泉和張掖是柰的著名產區，也是這種水果內傳的通道。

在我國古代，有“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之說，不少水果不但鮮食，也常被制成果干作為輔助食物，柰也不例外。從漢代開始，柰已被制成果脯作為“助米糧”的食品。劉熙《釋名》記載：“柰脯，切柰暴乾之，如脯也。”作為一種比較受重視的水果，柰還常被當作饋贈下屬和親友的禮品，以及作為祭品。三國著名文人曹植曾寫有《謝賜柰表》。南朝的劉孝儀為感謝友人贈柰，寫下：“酒泉之實，稱于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潘園曜白，孫井浮朱，并見重于昔時。”西晉盧諶的《祭法》則記載了柰被用作祭品的情形。另外，我國自古藥食同源，柰被作為藥物也比較早。《名醫別錄》記載：用作藥物的柰，“味苦，寒。多食令人臚脹，病人尤甚”。

從河西走廊傳入我國內地栽培的蘋果類果樹除柰之外，較早的還有林檎。揚雄的《蜀都賦》記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扶林檎，……”。《西京雜記》說皇上修上林苑時，收到地方敬獻的“林檎十株”；左思的《蜀都賦》述及成都一帶“其園則有林檎枇杷”。其后，謝靈運的《山居賦》中也提到“枇杷林檎”。林檎也叫“來禽”，這個名稱在王羲之的“雜帖”里曾出現。宋代的洪玉父對此名稱的解釋是：“來禽，以味甘來眾禽也。”關于它的形態，《廣志》有如下表述：“林檎似赤柰，亦名黑檎。”陶弘景則說林檎與柰“相似而小”。綜合上述資料來看，林檎應該是果實比柰小，顏色赤紅，味道甘甜的一類品種。或許因為林檎的顏色赤紅的緣故，后世它的一些品種被稱為“花紅”。柰和林檎這兩種果樹在《齊民要術》中都有栽培方法的記載。

唐宋時期增加的頻婆、楸子、庵羅和寒毬

進入唐代以后，我國內地栽培的蘋果樹種類又有增加。藥學家陳士良（生活于9世紀）在其《食性本草》中已經注意到：林檎類的果樹“有三種：（果實）大長者為柰；圓者林檎，夏熟；小者味澀為梣，秋熟”。這里的“梣”是以前未見的新種類，也就是后來所謂的楸子；被稱為“楸子”或因其秋天成熟。

唐代似乎還出現了一些柰的良種。《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隴右道甘州，土貢……冬柰。”這里的甘州即河西走廊的張掖，用作貢品的冬柰大約是一種晚熟的良種。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記有“脂衣柰”和白柰。傳說“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或著衣，不可浣也”，所謂的脂衣柰即此。“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涼州即今甘肅武威，聯系上述郭義恭《廣志》和張載的相關記載，不難發現河西走廊不僅是柰的栽培和傳播中心，還是良種的重要培育中心。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玄奘“西天取經”的宗教活動，不但極大地促進了中印間的文化交流，而且帶動了國內塔里木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的文化及物質交流的深化。西域一些質量更為優良的蘋果品種因此傳入內地，其中一種被稱為“頻婆”，影響尤為深遠。

考察頻婆這種果樹由來和傳播非常有趣。頻婆果一詞較早見于佛經。《華嚴經》說佛祖“唇口丹潔，如頻婆果”。《大莊嚴經》說其“唇色赤好如頻婆果”。《大般若經》卷381說“世尊唇色光潤丹暉，如頻婆果上下相稱”。唐道世（？—683）《法苑珠林》（668）也有：“唇色潤澤如頻婆果。”根據《佛學大辭典》：“頻婆條：植物bimba，亦作頻螺、頻羅婆……赤色之果實也。華嚴入法界品曰：‘唇口丹潔如頻婆果’。”《佛光大辭典》則謂：“頻婆，梵語bimba或bimbaja^，巴利語bimba或bimba=ja^la。意譯相思樹。學名Momordica monadelpha。其果實為鮮紅色，稱為頻婆果、頻婆羅果，以之為赤色之譬喻。如新華嚴經卷六十五謂‘唇口丹潔如頻婆果’。”根據上述的學名，bimba對應的頻婆，應該是葫蘆科苦瓜屬的一種植物。據說它結一種鮮艷的瓠果，常被用來比喻婦女光潔紅潤的嘴唇。但它又如何與我國不相干的果樹聯系上的呢？這還得從當時的佛經翻譯談起。

首先將“頻婆”與林檎相聯系的是中唐疏勒僧人慧琳（733？—817），他曾師事印度來的不空三藏，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高僧。他在所著的《一切經音義》中提到：“頻婆果，此譯云相思也。”意思是頻婆果翻譯過來就是相思果。同書又說：“丹，赤也。潔，凈也。頻婆果者，其果似此方林檎，極鮮明赤者。”值得注意的是，慧琳僅說頻婆像林檎，并未說就是林檎。

有趣的是，可能因為慧琳的上述表述，當時西域新傳入的“朱柰”，因形似林檎而被某些善于聯想的好事者“指認”為頻婆，其過程也值得研究我國知識傳播史的人探究。

唐早期張鷟（約660—740）所著《朝野僉載》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貞觀年中（627—649），頓丘縣（今河南北部，安陽附近）有一賢者于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十匹。后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為從西域來，礙渚而往矣。”

從張的記述可以看出，當時有一味道酸甜、口感很好的新品種從西域傳來，果實的形狀、味道像柰，多汁像林檎，人們把它命名為“朱柰”。值得一提的是，晉代孫楚的《井賦》有“沉黃李，浮朱柰”的句子。那里的朱柰也許只是一個虛擬的名稱，這里卻被張鷟“確定”了。而原文的“浮”也是修辭上的“虛寫”，這里卻成為河中的“漂流”。雖然這種“漂流”過于神奇，不過，如果考慮到我國當時的人們認為羅布泊是黃河的源頭這樣一種認識，朱柰可從西域漂流而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稍后，本草學家陳藏器（約687—757）的《本草拾遺》又記載了一種名為“文林郎”的水果。書中寫道：“文林郎味甘無毒，主水痢，去煩熱，子如李，或如林檎，生渤海間（山東濱州東），人食之。云其樹從河中浮來，拾得人是文林郎，因以此為名也。”這里的文林郎形狀也與林檎相似，味道甘甜無毒，品質上乘，其傳入的途徑也是從河中漂來。

不過張、陳二人都沒有將朱柰和文林郎與頻婆果相聯系。完成這種聯系的是稍晚一些的鄭常（他生活的年代大體與慧琳同時代，約773年前后）。之所以出現這種聯系，可能是受到慧琳說法的啟發。從現存的文獻看，如果說慧琳只是說頻婆像林檎，那么鄭常則可能是摭拾張鷟和陳藏器有關朱柰和文林郎的相關資料加以綜合，依據它們都像林檎這一特征，將之確定為頻婆果的始作俑者。

鄭常的《洽聞記》有這樣一則故事：“永徽中，魏郡（今河南安陽一帶）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于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珠點，亦不多，三數而已。有如纈，實為奇果，光明瑩目，又非常美。紀王慎為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王貢于高宗，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于苑中，西域老僧見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為文林郎果，俗云頻婆果。河東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

張鷟、陳藏器的故事可能有共同的來源。他們提到的朱柰、文林郎果都從河中浮來，最終在河灘上為人拾得并栽培，味道都很好。陳藏器的描述比較簡單，沒有說其來源，而張鷟將此漂來的美果與西域關聯。鄭常的描述明顯做了“闡發”。張說新果酸美，號為朱柰，鄭常對果實的美觀有更細的描繪，而且是貢于高宗，“以為朱柰”。前二者只是說新來的果品像林檎，鄭常直接將它說成就是一種林檎（五色林檎，亦名林檎），但它也叫文林郎，比通常的林檎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鄭常不但將朱柰和文林郎直接關聯，而且說朱柰“光明瑩目”，描述似有意往“其果似此方林檎，極鮮明赤者”的標準靠，還通過西域老僧強調它是奇果，最終將它定格在“俗名頻婆”。對比這些描述讓人覺得饒有興味。不過，鄭常筆下稱為頻婆的“朱柰”，雖有“朱”名，并非紅色，而是“色白如玉，間以珠點，亦不多”，與佛書所稱的頻婆“赤好”有一定的差別。

到宋代的時候，我國北方栽培的蘋果種類繼續增多。周師厚的《洛陽花木記·果子花》提到10種柰：蜜柰、大柰、紅柰、兔頭柰、寒毬、黃寒毬、頻婆、海紅、大秋子和小秋子；提到6種林檎：蜜林檎、花紅林檎、水林檎、金林檎、轉身林檎、操林檎。有趣的是，周的記載出現了“兔頭柰”。唐人只是記載涼州有白柰大如兔頭，宋人的筆下就直指“兔頭柰”為一個品種了。唐代富有傳奇色彩的頻婆也歸為柰的一種，而且與紅柰并列，可見“朱柰”并非紅柰。而陳士良的梣子，在周氏的筆下變成“秋子”。另外，還有新出現的寒毬、海紅。周師厚書中沒有寒毬形態特征的相關描述。曹勛《松隱集》卷23“山居雜詩”有：“寒毬格雖下……故園少見之，花葉均來禽”；楊萬里《初出貢院買山寒毬花數枝》詩有：“寒毬著意殿余芳，小底林檎大海棠。”從這兩位宋代學者的相關詩文來看，寒毬這個柰的新品種與林檎很相似，花可供觀賞，果實比林檎小，比海棠大。海紅可能就是海棠果。另外，《洛陽花木記》提到的“花紅林檎”，可能被后世簡稱為“花紅”。當時人們栽培的海棠種類也很多。《游宦紀聞》提到：“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毬、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文中的“轉身紅”有可能是轉身林檎。聯系前后文來看，這里的寒毬和轉身紅都有可能是某種海棠。

宋代的本草著作對柰和林檎的差異沒有太多的著墨，大體沿襲前人的看法。《開寶本草》記載：“林檎味酸、甘，溫，不可多食。……其樹似柰樹，其形圓如柰，六月、七月熟，今在處有之。”《圖經本草》記載：“林檎舊不著所出州土，今在處有之，或謂之來禽。木似柰，實比柰差圓。六七月熟，亦有甘、酢二種：甘者早熟而味脆美；酢者差晚，須爛熟乃堪啖。”兩書的編者都認為林檎的果形比較圓。從作為藥物的性質而言，林檎與陳藏器的“文林郎”確有些不同。文林郎是“味甘無毒”，林檎“味酸、甘，溫，不可多食”。

在宋代，林檎似乎是一種比較受重視的水果。這可能是其味道較好，常被用作饋贈親友。梅堯臣的“宣城宰郭仲文遺林檎”有“不愁炎暑劇，幸同玉漿斟”這樣的詩句。《東京夢華錄》記載京城開封流行的“飲食果子”中有“林檎旋烏李”“林檎干”“成串熟林檎”。記述南宋都城杭州市井生活的《夢梁錄》，在書中“果之品”有：“林檎，鄔氏園名‘花紅’。鄔府園未熟以紙剪花樣貼上，熟如花木瓜，嘗進奉，其味蜜甜。”《西湖老人繁勝錄》也記載當時杭州市場有“蜜林檎”。整個宋代，林檎可能都是比柰受歡迎的水果。

從南宋林椿的“果熟來禽圖”來看，宋人似乎是非常認可林檎關于來禽這個異名的，即這是一種成熟時甘甜而受鳥雀喜愛的水果。從圖的形態看，這種果形扁圓、有宿萼凹陷、顏色深紅的水果，與現今的林檎果實近球形或卵球形，有宿萼肥厚隆起多少有些差別，形態更像蘋果或新疆野蘋果。

不知何故，宋代的本草著作似乎沒有收錄頻婆果，卻增添了一種菴羅果。《開寶本草》記載它：“樹生，狀若林檎而極大。”《本草衍義》則說它：“西洛甚多，亦梨之類也。其狀亦梨，先諸梨熟，七夕前后已堪啗，色黃如鵝梨，才熟便松軟。”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果類》記載：“‘菴羅果’若林檎而極大，佛書多言之。”從上述記載看，宋人眼中的菴羅果是一種類似林檎或梨的水果。值得注意的是鄭樵提到“佛書多言之”。情況的確如此，菴羅果這個名稱可能來自佛教書籍。根據《佛學大辭典》中“菴羅”：“果名。又名菴婆羅、菴羅（波利）、菴沒羅等。維摩經佛國品什注曰：‘菴羅樹，其果似桃非桃也。’同肇注曰：‘先言柰’。西域記四曰：‘菴沒羅果，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玄應音義八曰：‘菴羅或言菴婆羅，果名也。案此花多，而結子甚少矣。果形似梨。舊譯云柰，應誤也。’”“菴摩羅：Amra，一作菴羅，一作菴沒羅。”

元代忽思慧的《飲膳正要》“果品”中除有柰、林檎和海紅外，還有“平波”（目錄中作平坡）。這里的平波應是平坡的筆誤，而后者則是頻婆的諧音。忽思慧把平波從柰中獨立出來，可能因為它的風味比柰好的緣故。書中記載大體上是承襲前人的描述，記載平波的療效大體與陳藏器所述的“文林郎”差不多，書中說“平波味甘，無毒，止咳生津”。而且附有一張圖，從圖來看，平波顯然與同書的柰相似，屬于梨果。而時間相近的《種樹書》也記載：“貧婆樹，冬花夏子。”這里的貧婆也應該就是頻婆的諧音。大體同一時期的《采蘭雜志》也開始將頻婆與佛書聯系。書中有：“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這種產于“燕地”、有清香的頻婆，明代有人考證就是鄭常等人記載的朱柰或文林郎，也與《群芳譜》所記的蘋果相接近。

順便提一下，從宋代開始，隨著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原產江南和華南的不少果樹逐漸見于文獻的記述，其中一種就是產于華南的鳳眼果。不知何故，它在當時也以“頻婆”的名稱出現，與北方林檎類的頻婆同名異物。《宋史·真宗本紀》有：“罷韶州獻頻婆果”；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條”也記載：“韶州獻頻婆果，后以道遠罷之。”這里記載的嶺南頻婆果是怎樣一種果子呢？我們可以在南宋周去非（1135—1189）的《嶺外代答》中看出某種端倪。書中寫道：“‘頻婆果’，極鮮紅可愛。佛書所謂：‘唇色赤好如頻婆果’是也。”周去非認為這種果實稱為頻婆，正是因為它的果實極鮮紅可愛，即佛書用于比喻唇色“赤好”的頻婆果。他似乎是第一個明確指認“佛書”中“頻婆果”實物的學者。那這里的頻婆果會不會是上述的“朱柰”一類呢？答案是否定的。元代陳大震等修的《大德南海志》卷7中寫道：“頻婆子，實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華寺種。舊傳三藏法師在西域攜至，如今多有之。頻一作貧，梵語謂之叢林，以其葉盛成叢也。”陳大震直接將頻婆與產地韶州聯系起來，從其“實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斷定韶州用于上貢的頻婆就是如今梧桐科的鳳眼果。陳大震等還在書中提到，頻婆相傳由唐三藏引入。有趣的是，唐人鄭常所述的頻婆實際上并非紅色，而鳳眼果則是紅的。

明清時期蘋果名稱的出現及種類

明清時期，新增的蘋果種類很少，直到清末西洋蘋果輸入后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頻婆逐漸成為人們特別稱許的一種北方名果，其名稱也逐漸被簡化為“頻果”，即后來的蘋果。

明代學者宋詡在《竹嶼山房雜部》（約成書于1500年）卷6“養生部”，提到的果品中有：柰子、林檎、頻婆和楸子。該書卷9“樹畜部一”記載：“柰，北方曰火剌賓，實甚甘。一統志云紅黃白三種”；“林檎，花似鐵梗海棠，子半熟有漿。又名來禽，俗名花紅，一種多紅者曰海紅。”他這里說的海紅與前人所說的略有不同。他還指出“頻婆，似林檎而大。南粵一種，形如肥皂，其核亦可煮食。梵書以色之鮮紅者為頻婆。”“楸子，熟甘酸，似柰而小。”說明當時的人延續了前人的分類，但將頻婆單列。同時已經注意到名為“頻婆”的實際上有南北兩種不同的果樹。順便指出，這里提到的“火剌賓”，當時的文獻也寫作“虎剌賓”，明初的《樸通事》就曾出現。這大約是元末明初北方少數民族對柰的稱呼，一如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稱阿魏為“哈昔泥”。稍后的《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卷2則指出：“蘋婆……山東多有之，出青州者獨佳，亦曰平坡。”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宋詡已經知道南北頻婆所指不同，明末清初的一些學者受制于交通的不暢，囿于識見，仍有將林檎和嶺南的鳳眼果不加區分地說為一物的。屈大均（1630—1696）的《廣東新語》云：“頻婆果，一名林檎。樹極高，葉大而光潤，莢如皂角而大，長三四寸，子生莢兩旁，或四或六，子老則莢迸開。內深紅色，子皮黑肉黃，熟食味甘，蓋軟栗也。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與訶黎勒、菩提雜植虞翻苑中。今遍粵中有之，梵語曰頻婆，以其葉盛成叢，又曰叢林。”

本草學家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對柰和林檎也作了記述。他認為柰就是頻婆（原注：音波），頻婆是“梵語”音譯。他還在陳士良論述的基礎上對柰和林檎作了區分，認為：“柰與林檎，一類二種也，樹、實皆似林檎而大，西土最多，可栽可壓。有白、赤、青三色。白者為素柰，赤者為丹柰，亦曰朱柰，青者為綠柰，皆夏熟。涼州有冬柰，冬熟，子帶碧色。孔氏《六帖》言∶涼州白柰，大如兔頭。”這里要注意的是，李時珍將“朱柰”等同“赤柰”，因此把“頻婆”當作柰也就不難理解。李時珍認為“文林郎果”就是林檎。他延續陳士良的看法，認為“林檎，即柰之小而圓者。其味酢者，即楸子也。其類有金林檎、紅林檎、水林檎、蜜林檎、黑林檎，皆以色味立名。黑者色似紫柰，有冬月再實者。”他記述的林檎種類包括《洛陽花木記》的大部分種類。李時珍是湖北人，他的記述主要依據以往的文獻綜合后做判斷，對柰和頻婆等果樹不一定有實際的認知。從下面我們還要提到王世貞的記述，不難發現當時湖北可能沒有柰和頻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明代學者都不提寒毬。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卷37轉錄了《游宦紀聞》中有關林檎和寒毬的嫁接文字，但其他文獻中少有寒毬的記述，可能寒毬這個名稱已經不太為明人所用。

當時，頻婆已成為北方一種很風行的水果，不少南方的學者指出它只產于北方。那么在他們的眼里這是怎樣一種水果呢？江西人曾棨（1372—1432）“頻婆果”詩有：“異果曾因釋老知，喜看嘉實出京師。芳腴絕勝仙林杏，甘脆全過大谷梨。炎帝遺書慚未錄，長卿多病獨相宜。由來南土無人識，那得靈根此處移。”他認為頻婆香甜可口，主要產于京師等地，南方人不太認識這種水果，而且尚未向南移植。不僅如此，著名學者王世貞（1526—1590）在其《弇州四部稿》中還煞費苦心地作了一番深入的辨異和考證。他寫道：“蘋（蘋）婆當作頻婆。……頻婆，今北土所珍而古不經見，唯楞嚴諸經有之，或云元時通中國始盛耳。”為此，他特意指出其實不然，頻婆早在唐代就有了。“按《洽聞記》稱‘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嘗于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俗云蘋婆果’。按此乃真頻婆果耳。廣志云：林檎似赤柰子，一名黑檎，亦名來檎。今頻果止生北地，淮以南絕無之，廣固有林檎，豈得有頻婆果耶！”他認為鄭常所說那種頻婆才是“真頻婆果”，廣東有林檎，但不可能有頻婆果。王世貞可能是最早將頻婆果簡稱為“頻果”的人。順便提一下，王世貞曾經為《本草綱目》作序。

王世貞之弟王世懋（1536—1588）的《學圃雜疏·果疏》載：“花紅一名林禽，即古來禽也。郡城中多植之覓利。味苦非佳，而特可觀。北土之蘋婆，即此種之變也。吾地素無，近亦有移植之者。載北土以來，亦能花能果，形味俱減，然猶是奇物。王相公及政僮園俱有之。”在王世懋的筆下，南方的林檎被說成中看不中吃的水果，雖然是“古來禽”，但“味苦非佳”，可能是當地的林檎質量較差的緣故。他指出頻婆南方原來沒有，新近才引入，而且被推崇成奇物。這不禁讓人想起上面鄭常所謂的“奇果”。明晚期的類書《三才圖會》的“柰子”條記載：“柰與林檎相似而小，味甘、寒，澀，無毒。……北地之頻果、南土之花紅即此。”編者認為柰就是蘋果。不過，他認為南方的花紅就是柰則屬張冠李戴。約與《三才圖會》差不多同時成書的《客座贅語》也認為：“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實際上，蘋果一直主產于我國北方。

王象晉在《群芳譜》（1621）一書中摭拾相關資料，記有林檎、柰和蘋果。他沿襲李時珍的說法，認為林檎一名文林郎果，也叫蜜果；柰一名頻婆，與林檎一類而二種。但是他又說蘋果：“出北地，燕趙者尤佳。接用林檎體。樹身聳直，葉青，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圓滑。生青，熟則半紅半白或全紅，光潔可愛玩，香聞數步。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過熟又沙爛不堪食，惟八九分熟者最佳。”這里所述的蘋果與《采蘭雜志》中的描述相接近，同時，王象晉是較早給出蘋果形態、香味描述的學者。同時期的《汝南圃史》記載：“蘋婆則出北直、山東等處，其味甘香細膩。《山東通志》云：‘……蘋婆大如柑橘，色青。山東多有之。亦曰蘋坡。蘋婆夏初亦未可啖，秋深味全。別有呼剌賓、沙果，皆其類也，而形味差減。’”這里的呼刺賓應當就是前面宋詡所說的“火剌賓”，后來柰有“檳子”之稱當從其衍生。

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認為：“柰有紅、黃、白，北方呼火剌賓。陳子良曰：大長者柰、圓者林檎。一名來禽，俗名花紅，紅多曰海紅。頻婆果似花紅而大，燕地如拳，可留至夏。”明代另一學者文震亨在《長物志·蔬果》中也對頻婆贊頌有加，他說：“西北稱柰，家以為脯，即今之蘋婆果是也。生者較勝，不特味美，亦有清香。吳中稱花紅，即名林檎，亦名來禽，似柰而小，花亦可觀。”他沿襲了李時珍等人的觀點，認為蘋婆就是柰。

明清時期，頻婆在當時現實生活深受推崇，于文學作品中亦有反映。《金瓶梅》第33回有一段頗具戲謔的“果子名《山坡羊》”描述：“氣得我把頻婆臉撾的紛紛的碎；……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里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李漁的《頻婆果賦》：“燕有佳果，字曰蘋婆。名同老媼，實類嬌娥。色光可取，無論其他。白也如黃，西子病容可擬；嬌而不赤，楊妃酒面難酡。……謂有香而香不聞，覺其甜而甜不遽。備眾美于一身……”

關于庵羅果，明代學者大多沿襲宋代學者的看法，認為它是一種柰。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認為：“庵羅，柰也。”《本草綱目》卷30引《一統志》，認為“種出西域，亦柰類”。《陜西通志》卷43：“種出西域，亦柰也。”清代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中認為，在本草著作中，《開寶本草》最早著錄了“菴羅果”，同時指出這是一種以沙果與梨相接而成的“果中佳品”。如果其說可靠的話，則庵羅果是一種“蘋果梨”，而且他附有一張庵羅果的圖，形狀與蘋果比較接近。

清代對博物學知識頗有興致的康熙皇帝也曾對柰類的鑒別下過一番功夫。他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記下這方面的心得。比較奇怪的是，他認為林檎屬于李類。他說：“李類甚繁，林檎其一也。樹不甚高，枝葉皆如李。花白……有黃、紅兩種。本草所謂金林檎、紅林檎是也。獨核有仁，味甘津，亦名來禽，亦名蜜果。此果味如蜜，能來眾禽于林，故得林檎、來禽、蜜果諸稱。《學圃余疏》謂花紅即古林檎，誤矣。花紅，柰屬也。柰有數種，其樹皆疏直，葉皆大而厚，花帶微紅。其實之形色各以種分，小而赤者曰柰子；大而赤者曰檳子；白而點紅或純白、圓且大者曰蘋婆果；半紅白、脆有津者曰花紅；綿而沙者曰沙果。《西京雜記》所以有素柰、青柰、丹柰之別也。又有海棠果，《通志》謂之海紅；而關西有楸子，有榅脖，亦皆柰類。”最后這位皇帝煞有介事地總結道：“蓋李之與柰，其枝葉花實故區以別，而其子、核之異尤最易辨。堅而獨者李類，柔小而四五粒者柰類。草木諸書皆以林檎附于柰類，其亦未嘗體認物性矣。”應該說他對柰類的鑒別，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其分辨李類和柰類的方法應該不錯———已經有“核果”和“仁果”的意識，只不知其將林檎歸于李類的依據從何而來。

《廣群芳譜·果部》延續了《群芳譜》的分類，記有柰、林檎和蘋果。不過，其在蘋果條下注：“按本草不載蘋果，而釋柰云一名頻婆。據《采蘭雜志》、《學圃余疏》，頻婆又當屬此果名，蓋與柰一類二種也。”編者的結論是柰和蘋果屬兩種。吳其濬在其《植物名實圖考》一書中認為柰即頻（蘋）果；林檎即沙果。其所附柰圖顯示為大形果。而且他已經將蘋婆和蘋果區分開了，而且直呼蘋婆就是鳳眼果。書中寫道：“蘋婆，詳《嶺外代答》。如皂莢子，皮黑肉白，味如栗，俗呼鳳眼果。”其所附圖也是鳳眼果。當今植物學家對蘋果和蘋婆的界定就是依據他的形態描述和定義形成的。吳其濬還說“海紅”就是海棠果。

奈（蘋果） 蘋婆（鳳眼果）

在清代，關于柰、林檎和頻婆的記述很多，值得注意的是蘋果作為一種優良的北方水果，在今華北、東北、西北甚至淮河流域的各地方志中有大量的體現。舉例如下：《盛京通志·物產》記載：“蘋果：花粉紅色，果紅碧相間；沙果似蘋果而小。……山定子，蜜餞充貢；……檳子似花紅而大；秋子似花紅而小，皆柰之屬。”

《熱河志》引《康熙幾暇格物編（四集）》：“花紅，柰屬，土人稱為沙果，其一種大而赤色者為檳子，味微酸澀，土人亦謂之香果。元楊允孚《灤京雜詠》詩曰：‘海紅不及花紅好。’注云：海紅、花紅皆果名。考今之沙果亦名蘋果。”

《續通志·昆蟲草木略·果》卷177記載：“蘋果樹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圓滑。光潔可愛玩。香聞數布，味甘松。梵人亦謂之頻婆果。”顯然是沿襲了王象晉的說法。《日下舊聞考》引《韞光樓雜志》：“上方兜率寺有蘋果園……果既熟，暈青紅色，絕可愛。法華經……言如來唇色赤好如頻婆果，可謂善于喻物者矣。”《河南通志》卷29：蘋果、沙果（花紅）、林檎、柰。《西陲聞見錄》：“甘州……多白檎，多楸子。白檎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為果單，糜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甘肅通志》記載臨洮府：“蘋果，蘭州產者佳。”《皇輿地西域圖志》記載“回部”：“蘋果名阿勒瑪。”《江南通志》也多處記載了蘋果，如“徐州府”：“沙果，郡邑通產；蘋婆果俗名蘋果，徐地產者極佳”；海州和沭陽都產蘋果。“寧國府”：“花紅，產寧國，實大味甘。”“鳳陽府”：“沙果出懷遠者，味勝林檎。蘋果出臨淮、宿州味清香。”“潁州府”：“蘋婆果，郡邑皆產，香清味爽。”

從上述記述和華北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用蘋果的名稱代替頻婆果已經被北方學者普遍接受，尤其是在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區。

根據《中國果樹志·蘋果卷》記載的中國原產品種中，“綿蘋果系統”中“綿蘋果品種群”里有稱為“白彩蘋、紅彩蘋、花彩蘋和山東蘋婆”數種，叫作柰的僅有“旬陽柰子”。“香果品種群”的有“蘋婆”和“香果”等；“花紅系統”的以稱“沙果”的居多，也保存少量的“花紅”“檎”的品種名稱，還有一稱“馬蹄柰子”的品種。而其中“檳楸品種群”中有許多叫“檳子”或“楸”的品種。“其他小果系統”則含各種海棠果，其中不乏叫“海紅”和“楸子”的品種。這種情況說明，蘋果原有的柰、林檎等名稱在近代已經逐漸被遺忘，成為不為人熟悉的“陳跡”，代之而起的是各種地方名，至于寒毬和庵羅果似乎已經漸漸不為當代人們所了解了。

近代西洋蘋果的輸入

1871年，美國傳教士倪維斯將西洋蘋果引進山東煙臺，卻沿用了蘋果的名稱，使蘋果的內涵有很大的“外延”，與我國傳統的頻婆果成為“同名異物”。關于這一點，在民國初年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植物類》中有明顯的體現。他寫道：“蘋果為落葉亞喬木，干高丈余，葉橢圓，鋸齒甚細，春日開淡紅花。實圓略扁，徑二寸許，生青，熟則半紅半白，或全紅，夏秋之交成熟，味甘松。北方產果之區，首推芝罘。芝罘蘋果，國中稱最，實美國種也。美教士倪費取美果之佳者，植之於芝罘，仍不失為良品，非若橘之踰淮而即為枳也。皮紅肉硬，可久藏，然味雖佳而香則遜。人以其原種之來自美國舊金山也，故稱之曰金山蘋果。”他的這段記載非常有趣，即在記敘手法上既有近代傳入的植物學描述，也有直接沿襲傳統著作《群芳譜》的語句；既包括國內原有的蘋果，又記載了新近傳入的西洋蘋果。值得一提的是，同書還記載：“頻婆，一作蘋婆，亦稱頻婆果，即柰之異名，或謂即蘋果之異名。廣東所產，莢如皂角，長二三寸，子生莢間兩旁，老則莢迸開，外紅色，內黃色，子皮黑，肉黃，熟則味甘。亦稱鳳眼果。”這段文字表明，作者對蘋果和蘋婆果的關系缺乏充分的了解。

徐在書中也記載了林檎：“為落葉亞喬木，高丈余，葉橢圓，有鋸齒。春暮開花，五瓣，色白，有紅暈。夏末果熟，形圓，味甘酸，可食，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較大而甘美。日本亦有此稱，則指蘋果而言也。”他指出北方的林檎比南方的質量好；日本把蘋果叫作林檎。

1918年，我國出版的《植物學大辭典》列有蘋果，編者認為：“薔薇科梨屬。落葉喬木，形態多似林檎。”并引了《群芳譜》的相關文字。這本字典還列有“西洋林檎”，所附圖的果實為梨果，形大。這里所謂的西洋林檎很可能是西洋蘋果。1937年，陳嶸的《中國樹木分類學》里曾用“西洋蘋果”這個名稱。

今天綿蘋果已經逐漸退出規模栽培，蘋果主要指的是近代引進的西洋蘋果。蘋果一名不免也有“偷梁換柱”之嫌。也許這就是歷史傳承的一部分，雖不“合理”，但不罕見。

余論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我國原產的蘋果有柰、林檎。林檎大約風味較好，故有來禽和蜜果的別稱。唐宋又輸入頻婆和新開發的寒毬以及海紅等。近代又傳入西洋蘋果。其中幾經增添新種，而不同的品種幾度衰榮。柰作為古老的綿蘋果名稱已近銷聲匿跡，而原產的“綿蘋果”（柰、林檎）也漸行漸遠，行將成為歷史的陳跡，其中的歷程非常發人深思。

我國早期栽培的柰可能是質量比較普通的綿蘋果，其中以一種稱為“素柰”的品種較好。同時或稍后傳入的林檎是一種味道比較甜美的種類。唐代新增的楸子可能是一個雜交種。同期傳入內地的“朱柰”亦即頻婆當是一個新變種，可能是新疆的紅肉蘋果，這種蘋果屬我國西北新疆特產。一種是酸甜紅肉蘋果，果實圓形或圓錐形，底色淡黃綠陽面暗紅，有斷續狀粗條紋，果肉乳白色有紅暈，松軟，汁多，味酸甜；另一種是甜紅肉蘋果，果實比較大，底色綠紅，后變黑紅，味甜，稍有香氣。從上述《洽聞錄》的描述到后來《群芳譜》的記述來看，其形態風味與酸甜紅肉蘋果比較接近。我國有些學者也認為，紫柰是我國新疆等地產的紅肉蘋果。俞德浚等人在《中國植物志》“蘋果系”的相關討論中認為：“早期栽培的中國蘋果品種有片紅、彩蘋、白檎等，屬于早熟種，不耐儲藏，經久質變，俗稱綿蘋果。河北、山西、陜西、甘肅等地有小量生產。”上述數種就名稱反映的顏色而言，與明清時期文獻記述的“蘋果”顏色接近，不耐儲藏的性質也一樣。似乎也與唐宋以來的頻婆果一脈相承。頻婆果的出現，可能逐漸讓原來質量較差的柰栽培減少。

從上面的史料還可以看出，頻婆在元代以前，被當作柰的一種。宋代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當時市場上比較流行的是林檎。大約從元代開始頻婆種植較多，逐漸被當作與柰并列的一類，《飲膳正要》中就是將它與柰、林檎、海紅并列的。明代有時被歸為柰，有時又因為其風味更佳而獨立出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不難理解，一方面柰和頻婆在形態和風味上有較大的差異，了解這方面情形的學者自然比較容易區分；另一方面，很可能當時頻婆栽培增多，柰的栽培已經衰落，這個名稱也隨之少見，不熟悉的人以為柰就是頻婆果。加上《本草綱目》《群芳譜》關于柰即頻婆表述的流播，進一步加劇柰等同頻婆這種混亂情況。在明中期的時候，頻婆果被簡稱為頻果，后來又因為頻、蘋（蘋的繁體）相近，加上后者有草頭，更能體現植物特色，所以盡管王世貞煞費苦心地考證蘋婆應作“頻婆”，但仍然難以阻止蘋果、蘋婆的“頻”字頭上長“草”。而質量更優的西洋蘋果的持續引入又讓傳統的頻婆（后稱蘋果）逐漸退出栽培。

我國古代的柰和林檎源自新疆的野蘋果，應該沒什么疑議。與河北省的“花彩蘋、紅彩蘋和白彩蘋相似的類型，在新疆野蘋果中也可找到”。蘋果屬內的許多野生種之間很容易雜交，它們自交不親和可能也促進了它們的雜交傾向。這可能是歷史上不同時代一些新品種產生的原因。唐代新出現的梣子，亦即后來所謂的楸子，可能是新出現的一個栽培的柰與陜甘等地分布的山荊子的雜交種。另外，歷史上我國注重的傳統嫁接技術也促進了新品種的涌現。《朝野僉載》《群芳譜》都提到朱柰和蘋果的嫁接繁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唐代的學者為何要給本土的朱柰一個外來的名字“頻婆”。也許是因為紅肉蘋果剛從邊陲傳入的時候，以形態和顏色名其為“朱柰”，而此時正值疏勒僧人慧琳在長安翻譯佛經的頻婆果時，為給讀者一個完整的印象，根據自己經驗，用林檎來類比。沒想到，因為時間的一致，它就陰差陽錯地被一些不求甚解的學者當成“頻婆果”，并很快就被統合到原來的“柰類”知識體系中。而原產我國的鳳眼果緣何也被說成頻婆子的緣由則難以查考，將它說成是唐三藏引入，是歷史上常見的“名人效應”，就像張騫鑿空西域后，人們把其后不少經絲綢之路進入內地的植物都歸結到他的引進一樣。至于庵羅果亦即印度的芒果開始為何被說成像林檎或柰，也可能是以訛傳訛造成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宗教人物及其經典的翻譯對植物及相關知識傳播都有深刻的影響。

從柰、林檎和蘋果的知識傳播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對古籍記載的知識非常注重。其中兩類著作對植物知識傳播影響尤其大，一是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說郛》《三才圖會》《群芳譜》等；還有一類是本草著作和植物學著作，如《證類本草》《飲膳正要》《本草綱目》《植物名實圖考》等。它們經常集錄前人的相關資料，摭拾各種軼聞，成為后人反復查閱的工具書，在傳播有關的博物學知識方面影響非常深遠。而古人在這種知識的傳播過程中，隨認識廣度和深度的進步，不斷對新知識加以吸收和擴充。不過，在這擴充知識的過程中，對真偽的鑒別不是特別在意，更多地注意博，而不是精，故而將很多不相關、不準確的知識羅列在一塊，甚至指鹿為馬，造成不相干的物種同名異物。將“頻婆”指為“朱柰”或林檎都是非常典型的，因而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形成古今同名異物的情形，如果簡單以今論古，那就不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另外，我們還可看出，古代的學者很多情況下喜歡資料的匯集，即使是本草著作，對實物進行印證也經常囿于編者的見識，不少描述頗嫌粗疏，甚至發揮各種想象加以組織，不但使一些謬誤的東西加以流傳，甚至產生了更多的謬誤。所以出現今天的蘋果是西洋蘋果，而古代的蘋果是我國的紅肉蘋果和其他一些種類，這種情況就一點兒都不奇怪。（節選自羅桂環《蘋果源流考》，原文刊載于《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責編：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