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代變 “國家工作人員”？杜鵬飛獲刑十年，國資投行兄弟們慌了

老保代杜鵬飛坐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大概還沒反應過來自己怎么就成了國家工作人員。

這位87年生的中信建投的前投行執(zhí)行總經理（業(yè)內人稱ED，可別想歪了，不是那個ED），履歷光鮮，經驗豐富，干了十幾年投行，妥妥的金牌保代，在圈內也算有頭有臉。

他曾主持或參與了多個重要的資本運作項目，包括振華新材、思維列控、大參林的IPO項目，以及香雪制藥配股和公司債發(fā)行、華鋒股份可轉債、雷科防務非公開再融資項目，此外，他在并購重組領域也頗有建樹，曾參與盛路通信、雷科防務、東方精工、紅相股份、華鋒股份等公司的并購重組工作。

圖為杜鵬飛在“2023高質量上市公司城市行系列”蘇州站活動現場

2019 年那筆入股，他覺得只是行業(yè)里常見的操作，沒想到最后換來了十年兩個月的刑期。

事情得從ZHXC說起。2019 年ZHXC要上市，還差最后一輪融資，老股東們覺得定增價格太高，放棄了不少額度。公司高層找到杜鵬飛，彼時他是中信建投負責這個項目的保薦代表人，雙方合作多年，私交也不錯。

高層說剩下的額度給他留著，找個老股東代持就行。

杜鵬飛心動了。他沒自己出錢，找了個 “忘年交” 劉某，讓對方拿出 150 萬以代持的方式入股，雙方約定上市后收益一人一半。

2021 年ZHXC順利登陸科創(chuàng)板，股價最高沖到 83 塊，比發(fā)行價翻了七倍多。2022 年解禁后，代持賬戶賣出股票套現 410 萬，杜鵬飛分到 200 萬。

他以為這是筆天知地知的買賣，沒想到審計署審計中信集團時把這事查了出來。

2024 年 10 月杜鵬飛被留置，2025 年 12 月一審判決下來，給了一個極具震懾力的定罪，判決受賄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兩個月。

在以前的實務中，保代突擊入股，通常會面臨沒收違法所得、罰款及證券市場禁入等行政處罰，被追究刑責者較少。即便刑事案啟動，也都是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來判刑，刑期不重。

比如廣發(fā)證券的張晉陽、鈕華明、陳德兵在DFGX擬上市、增資擴股的關鍵階段，低價突擊入股，將自身利益與擬上市公司利益進行捆綁，合計獲利4060余萬元。這3人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不等。

再比如國信證券的馬華鋒也一樣，受賄 110 萬自己留 90 萬，給同事分 20 萬，最后也就按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了一年二個月。

為什么杜鵬飛這次判這么重？

關鍵點就在身份認定上，公訴機關說杜鵬飛是國家工作人員，從事的是公務，他的行為構成受賄罪。

杜鵬飛的律師不認可，說他是市場化招聘的，干的是商業(yè)服務，履行商業(yè)合同，提供的是專業(yè)金融法律服務，其身份是專業(yè)技術人員，對發(fā)行人進行盡職調查、輔導、推薦其證券發(fā)行上市，并承擔保薦責任。而保薦代表人不對公司的國有資產進行直接的監(jiān)督管理，跟國家工作人員不搭邊。

但法院不認。

法院查明中信建投是國家出資企業(yè)，杜鵬飛的職級從 D 升到 ED，任職程序經過了公司執(zhí)委會甚至黨委會審批，符合 “間接委派型” 國家工作人員的形式要件。

從實質來看，他作為保薦代表人負責振華新材的上市輔導和持續(xù)督導，工作具有經營管理屬性，手里的權力直接關系到企業(yè)能否順利上市，這就是在從事公務。

這個認定在法律圈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不少專業(yè)人士都不贊同法院的邏輯。，局長也強烈反對法院的認定。

某知名律所合伙人就在財新的文章中明確表態(tài)，中信建投是國家出資企業(yè)而非國有獨資企業(yè)，兩者在法律上的認定標準完全不同。按照 2010 年兩高的相關司法解釋，國家出資企業(yè)里的國家工作人員分兩類。

一類是 “委派型”，得經國家機關、國有公司提名任命，在控股或參股公司里從事公務。

另一類是 “間接委派型”，要經企業(yè)里負責管理監(jiān)督國有資產的組織批準，代表該組織從事經營管理工作。

律所合伙人直言杜鵬飛顯然不屬于第一類，至于能不能歸到第二類，得同時滿足形式和實質兩個要件。

形式上要看任職是否經過黨委、黨政聯席會這類機構批準，實質上要看是否能代表這些組織履行管理監(jiān)督職責。

實踐中通常認為中層以上管理人員才可能符合，中層以下干事務性、技術性工作的不算，不能一刀切說國家出資企業(yè)的員工都是國家工作人員。

更關鍵的是杜鵬飛的任職細節(jié)。

他涉案的 2019 年職級還是 D（董事），當時只是經過投行執(zhí)行委員會聘任，壓根沒有中信建投相關黨委的任命文件。直到 2024 年初升到 ED時，才走了公司黨委的程序。財新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有知情人士透露，以前聘任 ED 根本不需要黨委點頭，是 2024 年才開始收緊程序的。

再說說 “從事公務” 這個核心標準。

按照 2003 年最高法的座談會紀要，公務要么是和職權相關的公共事務，要么是監(jiān)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得是履行組織、領導、監(jiān)督、管理這類職責，而不是普通的業(yè)務性工作。簡單說，得是手里握著管理監(jiān)督的權力，而不是單純做技術或業(yè)務支持。

顯然，保代在項目上的那些活兒，跟 “從事公務” 根本八竿子打不著。

你們能把招股書寫得天花亂墜，能把反饋回復論證得滴水不漏，能把 “保薦代表人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的邏輯捋得頭頭是道，但這又如何？

終究擰不過上頭 “殺雞儆猴” 的鐵腕，連過往的司法慣例、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都能被拋在腦后。

杜鵬飛案的判決，等于給所有國資券商的保代敲響了警鐘，從此以后你們就是國家工作人員了，在項目上干的活就是在從事公務。

國家工作人員的帽子戴上容易，摘下來難。

這個身份的轉變，對國資券商投行人員的執(zhí)業(yè)風險邊界產生深遠影響，風險陡增。

這里的風險說的可不是像杜鵬飛一樣突擊入股，而是小到報銷、吃飯之類的小事，畢竟各位干投行的兄弟們都知道證監(jiān)局、交易所的老師到企業(yè)現場檢查吃企業(yè)食堂可都是要自己掏錢的。

你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從事公務活動怎么能讓發(fā)行人承擔交通食宿呢？

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要是發(fā)行人造假上市，那股民是不是得找國家賠償啊？為啥，因為你是國家工作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保薦的上市，你的行為就代表國家，那企業(yè)出問題，不得找國家賠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