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66 年 11 月 27 日 1 4 歲的朱健國在天安門留影
偉大教員S言S信
然而，“明年春暖”以后，偉大教員竟然“食言失信”，并沒有再接見一個紅衛兵——1967 年，偉大領袖已明顯厭惡紅衛兵，轉向依靠工人造反司令部“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實際上成為PQ紅衛兵的最后一別。我有幸搶上了這一“末班車”，見證了一個不可再現的W現代化經典場面，至今對我的人生和思想起著不可抗拒的作用——我今日勇于正視和研究一切權威，應該說與這近距離真實感受毛主席有極大關系。我在從“毛主席身邊”返回家鄉洪湖后，母親剛剛將我衣服上的“北京大虱子”捉完，我就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步行串聯”——我帶著哥哥和一個“籃球朋友”常登海，于1966 年 12 月 20 日，踏上了步行串聯到韶山和井岡山的“新長征”。
兩個月后我在廣州過罷春節，坐火車到九江轉輪船回到家，家鄉已因“一月奪權風暴”而開始出現“造反派”和“保皇派”，在縣委大院門口搭臺辯論，建立沿街幾百米的大字報欄，相互“文攻武衛”。“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洪湖老戰士造反團”一度查封縣公檢法，“保皇派”“洪湖無產階級大聯合總部”迅速支持縣人武部成立“洪湖縣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漢出現“7.20 兵變”后，7 月 23日起，洪湖縣進入歷時一年的“全面內戰”。此時我只是每天在家聽著窗外的槍聲，一邊欣賞我從韶山和井岡山領來的毛主席像章，一邊與朋友小海下象棋。在十五歲生日到來時，我已全然成了一個“靜聽槍聲、炮聲、哭聲、笑聲”，任何組織也不參加的“逍遙紅衛兵”。
1968 年 6 月 11 日，我在家里從窗戶中，親眼目睹了洪湖縣最大的武斗事件“6.11 血案”—— “保皇派”“紅旗造反總部”突然包圍了在縣大禮堂集會的造反派“鋼工總洪湖五湖四海造反兵團”，雙方激烈槍戰五小時，打死八人，傷 20 余人，軍代表王參謀也在調解時被打死。1968 年 7 月，洪湖縣在人武部新政委董瑞林的強力領導下，開始拉地毯式的“清理階級隊伍”，我的一些紅衛兵戰友于是或進監獄，或參軍。不久傳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識青年要到農村廣闊天地中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69 年 3 月，我在大批同學已“下放”后，自己一個人下放到了洪湖縣汊河區水晶公社甘寺廟大隊二小隊，與兩個先來的“本區土知青”結成一個“知青小組”，共住一間草屋，成為一個孤獨的“縣城下放知識青年”。我的“逍遙紅衛兵”生活至此完全結束。
附注：多年后，我又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原來考慮過從通縣一直到建國門大街，路兩邊都站上人，讓毛主席從中間過。但馬上又有反對意見。車速慢了，出事怎么辦？就一直沒有采用，最后這一次接見為了更多地見紅衛兵，還是決定用環城這個方案，只是車速一定要快。這一次，幾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來了，各單位都有通知，只是沒說時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著，良久，車隊才來。最前面是幾輛摩托開路，穿著軍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車上，繞城一周。車開得快極了，根本看不清車上的人，只覺得一陣風呼呼地過去。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一路上飛快，過鐵路時車速慢了一些，群眾就立刻圍了上來，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車。然后由警衛開路，繞道到釣魚臺休息。第二天的接見安排在西郊機場，計劃天安門安排一部分，毛主席從天安門那邊過來再到西郊機場。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20萬人，頂多40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百萬人，大大超過了計劃，快把機場擠崩了。”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長期這樣下去不得了。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跟總理匯報，天越來越冷了，25日這一天，氣溫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個小時，年輕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說上了年紀的中央領導人了。再加上后來毛主席也不再提讓他見群眾的事了。”
2006年4月17日于深圳“早叫廬”
雜文家朱健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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