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鋒：全球氣候治理“路徑模糊”，中國綠色金融錨定“三大方向”

劉鋒系中財綠金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11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落下帷幕。筆者在關注COP30進程中，深刻感受到全球氣候治理正處于“方向明確但路徑模糊”的關鍵階段。大會雖延續了氣候行動的整體目標，但在化石能源轉型、氣候資金落地、碳市場建設等核心議題上，尚有諸多問題亟待破解，而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實踐與未來方向，也需在全球語境下進一步明確。

一、能源轉型：化石能源轉型路線圖仍未能寫入文本

此次大會最突出的遺憾，在于與會各國未能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問題達成一致。這一結果并非偶然，而是全球經濟形勢不佳背景下，各國發展訴求與氣候目標矛盾加劇的直接體現。從現實來看，當前全球能源結構仍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經濟能力不足的困境，短期內難以承擔快速推進能源轉型的成本，完全替代化石能源更是面臨巨大挑戰。

許多發達國家化石能源占比仍高于清潔能源，如澳大利亞，在2022年，清潔能源發電占總發電量的32%，煤炭發電占比仍然高達47%。即便是在新能源領域取得顯著進展的中國，今年上半年全國清潔能源發電量占比方達33.2%。這足以說明，能源轉型絕非單一國家或少數群體的“獨角戲”，而是需要考慮不同經濟體發展階段的系統性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轉型的整體方向并未因路線圖的擱置而改變：IEA報告指出，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將翻倍，增量資金流向的轉變，印證了市場對綠色轉型的長期信心。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存量轉型”——存量化石能源如何退出、轉型資金如何籌集、技術瓶頸如何突破、推進順序如何安排，這些核心問題仍缺乏明確答案。此前COP28提出的“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標”，如今看來實現難度極大，因為隨著轉型推進，我們正遭遇越來越多涉及利益分配、成本分攤的實質性難題。

二、氣候資金：撬動私人資本面臨難題

氣候資金仍是COP30的核心議題之一。各方圍繞去年在巴庫通過的新集體定量目標（NCQG）展開討論，重點在于如何落實《巴黎協定》第9.1條下的公共資金承諾，擴大氣候融資規模。但從落實前景來看，仍充滿不確定性。當前氣候資金面臨的核心困境有兩點：一是公共資金來源不明確，各國在資金分攤比例、撥付機制上尚未達成共識；二是私人資本的撬動難題長期未破題。

從數據來看，公共資本之外，氣候資金更離不開私人資本的支持，但目前全球范圍內仍缺乏能有效吸引企業、資本市場及投資機構參與的具體機制。資本的本質是逐利，若沒有優質的投資項目、清晰的回報路徑，私人資本自然缺乏主動入局的動力。正如筆者一直強調的，“沒有優質項目和清晰路徑，資本就難以主動入局”——這一現實提醒我們，氣候資金的落地不能僅靠政策號召，更需構建“政策引導+市場驅動”的雙輪機制，讓私人資本看到可持續的收益空間。

三、碳市場建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放聯盟”帶來積極信號

COP30期間，中國與歐盟、英國、加拿大、巴西等共同發起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放聯盟”，旨在建立一個跨國合作框架，協調各國碳定價機制、排放交易體系及相關政策，實現“互通、透明與可信”的全球合規碳市場網絡。這對于破解當前全球碳信用交易體系“碎片化”的現狀具有重要意義，無疑是碳市場建設領域的一個積極信號。但客觀來看，當前全球碳市場仍存在三大突出問題，若不解決，碳市場作為氣候治理市場化工具的效能將大打折扣。

第一，標準不一導致定價混亂。各國碳價不一，巨大價差不僅易引發“碳泄漏”“套利”等問題，更削弱了碳市場對減排行為的激勵作用；第二，法律規則與獎懲機制缺失。目前多數碳市場缺乏嚴明的約束體系，未達減排指標的主體未受有效懲戒，而嚴格遵守規則的主體反而增加了運營成本，長此以往，極易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第三，測量評價技術體系不完善。減排成效如何核驗、核算數據如何確保真實、報告流程如何避免形式化，這些技術層面的短板，導致碳市場的公信力難以建立。

要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需從兩方面發力：一方面，盡快推動各國在碳市場標準上尋找“公約數”，推動交易與核算規則的協同；另一方面，推進建立國際層面的法律規則與執行機制，如通過設立專門法庭，以經濟懲罰、市場準入限制等工具保障規則落地。

四、對中國的啟示：綠色金融需錨定“強制披露、國際對接、話語權提升”三大方向

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成效有目共睹：當前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業務體量在全球居于領先地位，增長速度也領先全球，近年來轉型金融的逐步推進，更是在增量與存量能源轉型中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

但面向未來，中國綠色金融仍需在三個重點領域發力：一是推動ESG信息披露的強制化要求。需通過強制披露強化資本市場對企業ESG表現的約束，倒逼企業落實減排責任；二是加速綠色金融相關標準協同。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常易面臨“合規成本增加”“市場準入受阻”等問題，主動熟悉并對接國際標準，既是挑戰，更是拓展國際市場的機遇；三是提升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政府、金融機構、企業等需依托中國在新能源裝備制造、綠色技術研發等領域的優勢，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競爭與制定，為全球綠色金融發展貢獻更多的“中國方案”。

總體而言，COP30尚未解決的問題，既是全球氣候治理的“痛點”，也是推動體系完善的“起點”。能源轉型的推進、氣候資金的落地、碳市場的整合等，都需要各國摒棄短期利益分歧，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機制。而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不僅要服務于國內“雙碳”目標，更應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橋梁作用，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朝著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