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萬元吊車費用引發糾紛，青島一男子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

近日，家住山東省平度市張戈莊鎮后李付莊村的孫某禮，因不服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年作出的（2025）魯 02 民終 9365 號民事判決，已依法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再審申請，請求撤銷該二審判決、維持平度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并由被申請人青島順昌泰起重設備有限公司承擔全部訴訟費用。這場圍繞3萬元吊車相關費用展開的糾紛，因涉及職務行為與個人行為界定、證據效力認定等關鍵問題，引發關注。

案件背景：3萬元費用引發訴訟，二審判決改判引爭議

據悉，該案源于一筆3萬元的吊車相關費用。青島順昌泰起重設備有限公司（下稱 “順昌泰公司”）以存在吊車租賃關系為由，將孫某禮訴至法院，主張其支付3萬元租賃費。平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魯0283民初5169號民事判決后，順昌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訴，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孫某禮隨之提出再審申請。

孫某禮在再審申請中指出，原二審判決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程序方面存在重大錯誤，嚴重侵害其合法權益，核心爭議集中在四大方面。

爭議焦點一：事實認定存疑，“未即時否認” 被等同于 “債務自認”？

孫某禮認為，二審判決認定基本事實缺乏證據支撐，錯誤將 “未即時否認” 等同于 “債務自認”，違背證據規則。

從證據來看，順昌泰公司主張債權的核心依據是微信聊天記錄，但記錄中提及的 “搬家吊車費和運輸費”“吊車貨車費”，與 “吊車租賃費” 在法律性質上有本質區別 —— 前者更傾向于承攬或勞務報酬，后者需基于租賃合同關系。而順昌泰公司始終未能提供書面或電子租賃合同，無法證明雙方就租賃物型號、數量、租期、租金等必備條款達成合意。

對于聊天中 “年前付不了了”“好的” 等回復，孫某禮在一審中已明確解釋：其作為公司業務經辦人，此類回復僅代表知悉情況并需內部核實，并非對個人債務的確認。他強調，在法律層面，沉默或不明確回應，若無其他充分證據佐證，不能單獨作為建立債權債務關系的依據。

此外，孫某禮提出，針對3萬元這一數額不小的業務，順昌泰公司既無合同、結算單、發票等正式憑證，也無法提供吊車設備交付、使用、返還等履行環節的證據鏈，其舉證未達到《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要求的 “高度蓋然性” 證明標準，二審法院卻將關鍵事實真偽不明的不利后果歸于自己，屬事實認定嚴重錯誤。

爭議焦點二：法律適用錯誤，職務行為與個人行為界限被混淆

在法律適用層面，孫某禮認為二審判決混淆了職務行為與個人行為的界限，錯誤分配法律責任，且存在邏輯矛盾。

二審判決中提到 “若孫某禮有證據證實系履行職務行為，可以另行主張權利”，卻同時判令孫某禮個人承擔責任。孫某禮指出，這一判定倒置了舉證責任，要求其自證 “清白”，違背 “誰主張，誰舉證” 的民事訴訟基本原則。順昌泰公司主張與孫某禮個人存在合同關系，理應由該公司提供證據，證明孫某禮有以個人名義締約或明確表示自行承擔責任的意圖，但順昌泰公司未能提供任何相關證據。

更關鍵的是，孫某禮強調，涉案業務在性質、規模與目的上均具備企業活動特征，絕非個人所能或所需承攬。此次涉及的25噸重型吊車、32噸半掛車，是用于工廠設備拆卸、搬運的大型工業裝備，租賃費用達數萬元，遠超個人日常生活或零星需求范疇，屬于典型的工業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業務。從業務目的來看，順昌泰公司一審中曾陳述，業務起因是 “我們廠有一批設備需要吊車”，施工地點為福運德公司廠區，顯然是法人主體為自身生產經營發起的活動，利益歸屬于公司，孫某禮作為公司員工，僅是執行指令的 “橋梁”。

同時，孫某禮提到，順昌泰公司一審中稱與自己及所在公司 “之前有過業務合作”，說明雙方存在企業間合作歷史，本次交易的場景、溝通稱謂、業務內容均在企業合作框架下進行，延續了商事習慣。二審判決將企業間慣常業務往來割裂，孤立定性為個人交易，違背商事審判尊重商業實踐的原則。

“若按二審判決邏輯，我作為個人，為自家私事租用大型吊車和半掛車，到任職公司廠區為公司搬運設備，還自己承擔數萬元費用，這在商業邏輯和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完全荒謬。” 孫某禮表示，任何理性商事主體接到前往其他公司廠區施工的指令，合理認知都應是與背后法人實體建立合同關系，二審法院的認定強行創設了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交易模型。

爭議焦點三：與另案生效判決沖突，被申請人涉嫌濫用訴權

孫某禮在再審申請中還指出，二審判決與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25）魯 0203 民初3427號民事判決存在根本性沖突，順昌泰公司本次起訴缺乏事實與法律基礎，構成濫用訴權。

據了解，市北區法院的該判決針對的是同一筆吊車業務、同一筆3萬元費用，且基于完全相同的證據（微信聊天記錄、通話錄音）作出，明確認定 “從內容看，并無租賃業務洽談、締結租賃合同主要條款的內容，亦無合同履行、結算等相關陳述，不能證明順昌泰公司與兩公司（福運德船舶公司、福運德建設公司）存在租賃合同關系”，并駁回了順昌泰公司的訴訟請求。

值得注意的是，順昌泰公司在該案中作為原告，收到不利一審判決后，未在法定期限內上訴，這意味著其已自愿接受判決結果，認可 “與福運德公司不存在租賃合同關系” 這一核心事實，該判決因順昌泰公司服從而成為生效終審判決，具有既判力。

孫某禮認為，順昌泰公司在前案中主張與自己所在公司存在合同關系，本案中卻就同一事實向自己個人主張權利，兩種主張邏輯上相互排斥，不可能同時成立。該公司在前一訴訟請求被生效判決駁回后，試圖通過更換被告就同一損失再次尋求救濟，嚴重違背 “一事不再理” 原則，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和訴訟權利的濫用。

更嚴重的是，孫某禮表示，二審法院在無新證據推翻前案生效判決認定事實的情況下，無視 “與公司不存在合同關系” 的既定結論，判令執行公司職務行為的個人承擔責任，使得順昌泰公司通過 “變換被告” 繞開不利判決，導致司法系統對同一事實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斷，出現 “公司無責，個人有責” 的荒謬局面，嚴重損害司法裁判的統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

爭議焦點四：二審程序存瑕疵，關鍵信息審查不到位

除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外，孫某禮還提出，二審審理程序存在瑕疵，未能全面、客觀審核證據，也未對案件基本法律關系進行審慎查明。

他表示，二審法院過于依賴微信聊天記錄的片段性內容，未綜合全案證據深入審查涉案法律關系的真正主體，忽略了其行為目的、地點、身份等關鍵背景信息，最終導致對案件性質的認定出現根本性偏差，這種審查不嚴、分析不清的情況，影響了案件的公正審理。

“原二審判決將案涉商事風險錯誤轉嫁到我個人身上，于法無據且有違公平正義。” 孫某禮在再審申請中懇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再審，支持其全部再審請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糾正錯誤判決。目前，該案再審申請已提交，后續進展有待進一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