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醫學院21世紀不適應癥

2025年8月15日，一則人事任命悄然掛上官網，吉訓明院士出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

這是一個相對陌生的 名字。

但在經歷了數月的輿論風暴后， 這個名字的分量，已截然不同。此刻接掌協和，意味著什么，外界正拭目以待。

而關于協和的記憶深處，住著一位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認識的前院長，顧方舟。 他的另一個名字是：

糖丸爺爺。

他為一代協和領導者確立了坐標：他們的使命，是為這個國家的人民解決最棘手的健康難題。

然而，當歷史的車輪駛入21世紀，這一定位開始發生微妙而深刻的偏移。

他之后的繼任者們，與公眾命運的纏繞，不再僅僅是作為危機的解決者。

他們本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體系，開始越來越多地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1

要理解這一切，需要將時鐘撥回到20世紀50年代末。

彼時，一種名為脊髓灰質炎的病毒，正在中國的兒童中間肆虐，它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

小兒麻痹癥。

疫情洶涌，無數家庭墜入恐慌與絕望。

時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的病毒學家顧方舟，和他的同代人一樣，面臨著一個新生國家百廢待興、一窮二白的現實。

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艱難的戰略抉擇。

當時，國際上有兩條疫苗技術路線。

美國科學家索爾克（Jonas Salk）發明的死疫苗，安全性高，但工藝復雜、價格昂貴，且需要注射，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無論是生產能力還是接種成本，都難以承受。

口服疫苗的小孩

另一條路，是蘇聯科學家薩賓（Albert Sabin）偏向的活疫苗，它使用經過減毒處理的活病毒，藥效更強、成本極低，且可以口服，但其安全性在當時仍存在巨大爭議。

顧方舟做出了判斷：

中國只能走活疫苗這條路。

他帶領團隊，在云南昆明一個由山洞改造的簡陋實驗室里，開啟了這場豪賭。

經過無數次實驗，1960年底，他們成功研制出了中國自己的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

真正的考驗剛剛開始。

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對人體的安全性，尤其是對兒童的安全性，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在那個沒有嚴謹倫理審查流程的年代，科學家們只能用最原始、也最決絕的方式來驗證自己的成果。

顧方舟和他的同事 們 率先服用了那杯懸浮著活病毒的疫苗溶液。

據稱，顧方舟自己一個人就在一個晚上服用了：

100份疫苗。

但這還不夠。

成人試驗的成功，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對免疫系統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兒同樣安全。

為了拿到第一手數據，顧方舟做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無法想象，也絕無可能被批準的決定：

他給剛滿月的兒子，喂下了疫苗溶液。

我們今天已很難去評判那個選擇。

那是一條橫亙在科學倫理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鋼絲，是一位科學家在極端壓力下，將自己的骨肉置于天平之上的一次獻祭。

幸運的是，他的兒子安然無恙。

隨后，他的同事們也紛紛效仿，給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

這顆后來被億萬中國兒童含在口中的糖丸，其最初的甜味里，混合著那個時代特有的、令人百感交集的復雜況味。

2

在顧方舟的時代，協和還擁有另一座精神上的堡壘。他的名字叫黃家駟。

如果說顧方舟的戰場在實驗室，敵人是兇猛的病毒，那么黃家駟的戰場則在會議室和時代的洪流中，他要對抗的，是無形的：

意識形態風暴。

黃家駟本人就是協和精神的完美產物。

1933年，他從協和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赴美深造，成為世界頂級的胸外科專家。

他的人生軌跡，完美詮釋了協和“高進、優教、嚴出”的精英培養理念。

而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守護這個理念的載體：

協和的八年制醫學教育。

1949年后，國家對醫療人員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以縮短學制、注重實用為導向的全國性政策。

協和源自美國的八年制，耗時長、投入大，在那個強調多快好省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被批判為脫離群眾的：

資產階級教育。

壓力是巨大的。

1957年，協和八年制被迫停辦。

但黃家駟和時任協和醫院院長的張孝騫（后來前往了湘雅醫院）等人沒有放棄。

他們積極奔走，向中央陳情，力陳為國家培養頂尖醫學科研人才的不可或缺性。

僅僅兩年后，奇跡發生了。

1959年，以原協和為基礎的八年制中國醫科大學得以恢復，黃家駟親任校長。這是他為協和筑起的第一道防線。

真正的風暴在1966年降臨。

文革期間，協和所代表的一切精英主義思想都成為被攻擊的靶心，學校再次被迫停辦，黃家駟本人也受到殘酷迫害，和張孝騫一樣被關進牛棚。

在那種極端環境下，公開的對抗無異于自取滅亡。

但黃家駟的抵抗轉向了內部，轉向了更為堅韌的方式。他與流散各地的學生保持聯系，為他們寄去書籍，鼓勵他們不要放棄學業。

據其學生回憶，他甚至曾當面向周恩來總理陳述，為那些學業中斷的學生爭取回爐再造的機會。

他守護的，是協和的火種。

風暴過后的1977年，在一次決定中國科教事業命運的座談會上，黃家駟再次站了出來。

他與包括張孝騫在內的其他資深科學家一道，緊急呼吁挽救被耽誤的一代學子，提議從文革前入學的高年級學生中選拔優秀者繼續深造。

他的呼吁，成為那個冰封時代的一聲驚雷。

1979年，國務院正式批準：

恢復協和醫學院及其八年制。

黃家駟守護的，是一種在當時的主流政策之外的例外。

他像一座堡壘，抵御著外部風暴的侵蝕，確保了中國最頂尖醫學人才的培養鏈條，在一次次政治浩劫的沖擊下，沒有徹底斷裂。

3

? 歷史的車輪滾入21世紀，外部的驚濤駭浪漸漸平息。

協和的院長席位上，迎來了一批新的面孔。

從免疫學家巴德年，到分子生物學家劉德培，再到腫瘤學家曾益新，他們是各自領域的頂尖科學家，是典型的：

技術官僚。

在他們任內，協和穩步地與國際科研體系接軌，發表的論文數量與日俱增，獲得的國家級獎項也愈加豐厚。

在公眾視野里，這是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協和似乎正沿著一條現代化、專業化的軌道平穩運行。

然而，也正是在這片看似風平浪靜的水面之下，新的挑戰開始醞釀。

威脅不再來自外部清晰的敵人，而是源于時代洪流的沖刷下，肌體內部逐漸顯現的裂痕與病變。 ?

王辰院士，正是那位 試圖以大刀闊斧的行動，重塑這所百年老院未來走向 的關鍵人物。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襲武漢，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時任協和院校長王辰院士，基于對武漢疫情形勢的判斷，率先提出：

建立方艙醫院。

這一舉措，被宣稱旨在快速隔離大量輕癥患者，切斷社區傳播鏈，為定點醫院集中資源救治重癥患者創造條件。

該建議被迅速采納，成為當時中國應對大規模感染的關鍵決策之一。

但其在隔離環境下的管理、交叉感染風險以及對患者心理的影響，也使其在國內外飽受爭議。

這位出生于山東德州的呼吸病學專家，將他的 改革魄力應用到協和自身的教育體系時，卻最終暴露出深層的內部病灶。

他力推的4+4臨床醫學專業培養模式，是他為協和設計的未來。

他曾系統闡述過這項改革的宏大愿景：

納多學科素養者從醫、納天下賢才從醫、納愛醫者從醫。

該模式旨在招收已在國內外高水平大學完成四年本科學業的非醫學專業優秀畢業生，直接攻讀醫學博士，目標是培養具有寬厚人文與科學基礎的復合型醫學領袖。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精英主義理想，試圖為中國醫學專業教育開辟一條全新的：

超越高考分數評價的道路。

但這條新路，僅僅五年后，就被證明是一條可以被特權輕易打通的捷徑。

2025年春天，協和4+4試點班畢業生董某某被曝出系統性造假。

國家衛健委與教育部的聯合調查通報，如一份精準的病理報告。

董某某申請入學時，本科成績單中4門課程共計16個學分為偽造，由其擔任北京科技大學處長的姑姑一手操辦。

其博士學位論文與同年畢業的一名碩士生論文高度雷同，構成嚴重抄襲，同樣由其姑姑向導師打招呼獲得。在臨床實習期間，她作為實習醫生，違規參與了需要主治醫師級別才能操作的四級手術，背后是家族請托與主任間的：

招呼。

招生、培養、學位授予、臨床實踐，環環失守。

王辰試圖建立的精英教育新堡壘，最終沒有抵擋住來自內部的、以裙帶關系和特權思想為名的病毒的侵蝕。

4

如果說王辰的失敗，是一次宏大改革遭遇現實引力的結構性潰敗，那么另一位院長的風波，則揭示了另一種更微觀、也更基礎的病變，即科學誠信的動搖。

曹雪濤，是中國科學界一位履歷耀眼的明星。

同樣來自山東的他，1990年于第二軍醫大學直接獲得博士學位，兩年后即晉升為教授。

41歲時，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他是一位極其高產的免疫學家，以通訊作者身份在《細胞》、《自然》、《科學》等國際頂級期刊發表論文超過：

230篇。

他的職業軌跡，從軍醫大學副校長，到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再到南開大學校長，最終進入國家衛健委高層，成為一名：

副部級官員。

然而，在這條輝煌的晉升之路背后，卻隱藏著巨大的爭議。

2019年11月，國際學術監督網站PubPeer上，微生物學家伊麗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博士開始發布她的發現。

在曹雪濤作為通訊作者的論文中，存在大量實驗圖像不當使用的問題，例如流式細胞術圖和蛋白質印跡圖的復制和修改，被網友通俗地稱為：

用PS代替做實驗。

質疑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涉及的論文超過60篇，發表時間跨度長達15年以上，貫穿了他在不同機構任職的時期。

這起事件，成為中國現代科學史上最受關注的學術誠信調查之一。

當這場風暴將他置于聚光燈下，人們開始回溯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并發現了更多值得玩味的東西。

早在1989年，當他還是碩士研究生時，就曾與導師合著過一篇題為《氣功外氣的抗腫瘤作用及增強免疫功能機理的實驗研究》的論文。

該文發表于《自然雜志》，聲稱：

氣功師發放的外氣能夠抑制小鼠腫瘤生長。

這篇論文需要被置于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中理解。

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 氣功熱的頂峰，當時社會各界乃至部分科學界人士都對人體科學抱有極大熱情和探索興趣。

這篇早期的論文，與其說是他個人的學術污點，不如說是一個時代特殊思潮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記。

它與40年后那些被質疑用PS修改的、發表在國際頂刊上的精密圖譜，共同構成了他科研生涯中兩個意味深長的細節。

2021年1月，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門組成的聯合工作機制公布了調查結論。

結論的措辭經過了精心的校準，未發現造假、剽竊和抄襲，但明確認定圖片誤用的問題確實存在，反映出：

實驗室管理不嚴謹。

這是一個精確的官方定性。 它將持續多年的、系統性的學術不規范問題，定義為一種管理層面的疏忽。

曹雪濤因此事受到了實質性處罰。

除了在工程院內部進行通報批評之外，還被取消申報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資格、取消作為財政資金支持的科技活動評審專家資格、取消招收研究生資格。處罰期均只有：

1年。

處罰期滿后，他的仕途并未受阻。

這起事件標志著一種范式的轉移。

在以項目、資金和論文產出為核心指標的大科學時代，產出的規模與速度，似乎擁有了比過程的絕對嚴謹更重的分量。

協和賴以立身的嚴謹學風，在新的評價體系壓力下，顯得如此脆弱。

5

回顧協和一個多世紀的領導史，一條清晰的軌跡浮現出來。

以顧方舟、黃家駟為代表的上一個世紀，協和的敵人是清晰的、外部的，是肆虐的病毒，是動蕩的政治風暴。

他們的行為邏輯，是直面危機，解決問題。

進入21世紀，以王辰、曹雪濤為代表的新一代領導者，他們自身就是：

國家科技官僚體系的精英。

他們履歷光鮮，手握重權，試圖用更宏大的改革、更高效的科研產出來延續協和的輝煌。

然而，他們所要面對的敵人，卻變得模糊、曖昧，且來自內部。

這些敵人，是裙帶關系對程序正義的滲透，是學術KPI壓力下對科研誠信的漠視，是整個社會日益功利化的風氣對醫學精神的侵蝕。

這是一種系統性的不適應癥。

舊時代的道德武器似乎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新的病癥。 因為這些病癥并非源自個體的沉淪，而是從滋生它們的土壤中蔓延開來。

宏大的改革藍圖，最終淪為特權的通道；驚人的論文產出，其根基卻被發現并不堅實。

2025年8月，局外人吉訓明院士的 到來， 外界的目光復雜而審慎。

這究竟是一次刮骨療毒的開始，還僅僅是又一輪人事更迭的序曲？

他接手的，是一個榮譽與病癥并存的復雜軀體。

作為新院長，他面臨的挑戰，不再是如何研制一枚糖丸或保住一個學制。

他的任務更為艱巨。

如何修補那些在21世紀的壓力下被徹底暴露出來的結構性漏洞，并重建一個能有效抵御功利主義侵蝕的內部秩序。

這恐怕不是一個新院長能解決的問題。

文｜孟妮卡

圖片｜收集自網絡

封面圖｜電影《千與千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