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上街殺人的瘋子們

2025年8月10日，江西南昌市青云譜區八大山人梅湖景區。

一名19歲女大學生在與朋友游玩時，被一名陌生男子持剪刀襲擊：

當場身亡。

一個19歲的女孩就這樣沒了。她穿著漂亮的漢服，和朋友在拍照，一個男人走過來，搭訕，被拒，然后：

掏出了剪刀。

十余刀，刀刀致命。

行兇的男人23歲。他殺完人，沒跑，騎著電動車去派出所自首了。

很快，第一份官方通報來了。通報里，有一句冰冷又熟悉的話，犯罪嫌疑人席某某：

有精神疾病診療史。

又是這句話。

這一幕，何其熟悉。

時間像一個壞掉的鐘擺，總在某個相似的節點，重復地、殘忍地擺回來。

記憶被拉回2019年，同樣是：

南昌。

一名年輕律師，在紅谷灘的街頭，被一個叫萬某弟的男人從身后捅死。

萬某弟找不到工作，買彩票也沒中，就揣著刀上了街。

他有官方頒發的精神叁級殘疾證。

所有人都以為，這會是他的免死金牌。

可最后，鑒定報告說，他殺人的時候：

精神病處于緩解狀態。

他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他被判了死刑。

再往前一年，2018年的上海。

一個叫黃一川的男人，因為覺得人生不順，在世外小學校門口：

把刀揮向了放學的孩子。

最后，兩個男孩沒能再回家。

黃一川被鑒定為精神分裂癥，作案時是發病期，屬于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法律說，對這樣的人，可以從輕。但法院最后說，他的罪行太重，手段太惡劣，不予從輕。

他也被判了死刑。

還有那些開著車沖向人群的男人。

2023年的廣州，溫慶運因為 在網上炫富被揭穿，感覺丟了臉：

就開著寶馬沖向路口。

6死20余傷。他的律師申請精神病鑒定，最終被法院駁回，判處死刑。

他們在自己的世界里坍塌了，便要拉著無辜的人一起陪葬。

他們的動機，被歸結為報復社會、發泄情緒。

而每一次，當我們試圖理解這毫無邏輯的惡行時，精神病這個詞，就像一個幽靈，總會適時地飄出來。

我們普通人不懂復雜的法條，不懂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和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之間，隔著多少份報告和多少次專家論證。

我們也不懂緩解期和發病期，在醫學上到底意味著什么。

我們只知道，一個女孩死了。一個實習律師死了。兩個小學生死了。還有幾十個無辜的路人，或死或傷。

他們的家庭，也跟著一起死了。

我們只看到，每一次慘劇發生后，那個模糊的、被官方認證的精神病史，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懸在每個人的心頭。

它像一個萬能的解釋，試圖去解釋那些無法被常理所解釋的殘忍。

它又像一個冰冷的盾牌，被舉在兇手和我們憤怒的質問之間。

為什么一個有精神病史的人，可以自由地走在街上？

為什么他的家人、社區，沒能看住他？

為什么我們的社會，要為這種失控的個體，付出如此慘痛的血的代價？

為什么每一次，都要等到悲劇發生，我們才從一份冰冷的通報里，知道他有病？

法律用它的邏輯告訴我們：

有病，不等于殺人無罪。

它會去鑒定，去區分。它最終也確實把萬某弟、黃一川這樣的人送上了刑場，維護了它所認定的正義。

但這并不能撫平我們的恐懼。

因為我們害怕的，不只是那一個已經被抓住的兇手。我們害怕的，是這個不斷重復的模式。

一個在生活中徹底失敗的男人，一個積攢了滿腔怨恨的靈魂，一把隨時可以買到的刀，或者一輛加滿油的車。

然后，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一個熱鬧的景區，一個擠滿了孩子的校門口。

下一個是誰？ 下一次又在哪里？

2025年夏天的這起悲劇，就像過去那些年的無數回響。通報出來了，討論開始了，憤怒刷屏了，然后呢？

然后，大概率，一切又會歸于平靜。

直到下一個瘋子，再次帶著他的絕望和屠刀，走上街頭。

文｜孟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