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某地考“高中”太難了！驚動了最高領導人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如今教育越來越卷了。以前是從初中開始卷，卷到高考結束，就算到頭了——很多人考上大學后信奉“六十分萬歲”；現(xiàn)在是從小學開始卷，卷到本科畢業(yè)后，還要卷考研、考公。

現(xiàn)代的高考，從它的等級、性質(zhì)來看，無疑相當于古代科舉制下的（全省）鄉(xiāng)試，各省考生從自己所在省份的錄取定額中競爭名額：古代爭的是舉人名額，現(xiàn)在爭的是高招名額。

進而推論，現(xiàn)代的考研，等同于古代科舉（全國）會試，即從全國范圍錄取總額中爭名額：考中的人，古代叫貢士，現(xiàn)代叫研究生。

可見，參照古代科舉，現(xiàn)代高考和考研，是教育內(nèi)卷的白熱化高級階段，中國人像這樣已經(jīng)卷了幾千年了，不卷是不可能的，卷中取勝才更有可能成為人生贏家，不是嗎？

話雖如此，問題來了。既然高考（古代鄉(xiāng)試）和考研（古代會試）才是教育競爭的高級階段，那為什么現(xiàn)在的孩子要從小學就開始卷呢？

答案顯而易見。相比二三十年前考高中難、考大學更難的局面，如今隨著高校大規(guī)模擴招，教育內(nèi)卷已演變?yōu)榭几咧须y、考好高中很難、考大學相對沒那么難（但考名校巨難）的基本面。

也就是說，教育內(nèi)卷的關鍵期，從以前的高考提前到了中考。這就逼得學校和家長不得不提前布局，爭取從小學就打好基礎，初中一鼓作氣考上好高中。至于上了高中后將來考名校還是普通一本、二本，那就看孩子的造化了。眼下大多數(shù)家長，恐怕都是這么一個思維。

或許有很多經(jīng)歷過幾十年前初升高競爭的人士會說了，“以前考高中也很難，可能比現(xiàn)在還難。”誠然這也是實話。在全國范圍內(nèi)，現(xiàn)在的高中錄取率起碼在五成上下，而在二三十年前可能連二成都達不到。

但從普遍視角看，上個世紀的義務教育階段，絕對不存在現(xiàn)在的內(nèi)卷氛圍，因為小學不卷，大家都習慣了，到了初中，會學、能學、知道學的孩子自然會學，不想學、學不懂的孩子及其家長也不焦慮，靜待初中畢業(yè)后南下進廠打螺絲就是了，那叫一個胸有成竹、氣定神閑。哪像現(xiàn)在的孩子尤其是家長，不管孩子是什么段位，都跟著一起焦慮。

說了這么多，很多朋友或許會覺得本文的主題是想呼吁教育反內(nèi)卷、反焦慮的吧？非也，非也。本文對教育內(nèi)卷不支持，但也不反對。

本文倒是要從歷史視角出發(fā)，告訴廣大家長：“初升高”階段的教育內(nèi)卷，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就存在，并不是現(xiàn)在才有的。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小升初”不去卷、“初升高”懶得卷的氛圍，或許只是幾千年教育賽道中的一次歷史性“走神”。

何以篤定下此結論？這里講一個清代乾隆年間發(fā)生于福建興化府（今莆田市）的府學錄取名額爭議案例，今人就可知道，在古代社會，民間多么看重讀書人“初升高”競爭，其內(nèi)卷程度，甚至驚動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乾隆皇帝！

這塊【拔元】匾額，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時任福建學政馮鈐題寫的，贈予當年拔貢（選拔國子監(jiān)生員考試）第一名：漳州府龍溪縣學生員林大森。

【拔元】匾 馮鈐題

浙江桐鄉(xiāng)人馮鈐，是乾隆二年（1737）的進士。馮家在乾隆朝一躍成為科舉望族，就是從馮鈐伊始，含馮鈐本人在內(nèi)，包括他的侄子馮浩、侄孫馮應榴和馮集梧，先后考中進士，三代人四進士，蔚為大觀是也。

大概在乾隆十五年至乾隆十八年，馮鈐視學福建，任全省學政。乾隆十七年（1752 ）十月，馮鈐在主持福建興化府學科試時，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錄取生員（秀才）莆田縣籍12人、仙游縣籍8人。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驚動了乾隆皇帝！

這里簡單科普一下。在明清科舉制下，省內(nèi)科舉考試分為童試、院試、鄉(xiāng)試三個階段，其中童試包括縣試、府試，兩次通過者即為童生；院試分為歲試和科試，前者選拔生員（秀才），后者則從秀才中選拔有資格參加全省鄉(xiāng)試的生員名額。

前述馮鈐主持的興化府學科試，就是院試的第二階段，被錄取的生員，下一步就是去省里參加鄉(xiāng)試，從而通向舉人之路。

由此可見，從教育等級和應試階段來比對，古代院試相當于今天的中考，決定了考生將來是否有機會高考（古代對應為鄉(xiāng)試），而院試中的歲試和科試，可視為今天的小中考和大中考。

話接前文。在清康熙雍正年間，福建興化府的府學名額，基本定額20名。至于興化府轄區(qū)莆田縣、仙游縣如何分配名額，清政府沒有明文指定，只是含糊地下文稱，府學應“憑文優(yōu)劣，酌量撥取”。也就是說，考生憑本事入選，名額要靠自己爭取。

雖然各縣沒有指定名額，但慣例和潛規(guī)則還是有的。莆田縣、仙游縣爭名額，歷史上總是前者取多，12名以上；后者取少，5到8名不等。多數(shù)時候，仙游縣獲府學選拔（鄉(xiāng)試生員）名額不超過6名。

因此，乾隆十七年的福建學政馮鈐，打破多年慣例，將仙游縣的錄取名額提到了8名，意味著莆田縣的名額就少了2名以上。這下莆田縣的秀才們不干了，紛紛抗議，事情鬧得比上街游行還大！

前述莆田縣和仙游縣的院試錄取名額之爭，不僅僅是考生在鬧，而且兩縣籍貫的朝中官員和大佬們，紛紛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話語權等，上書朝廷，為自己家鄉(xiāng)的秀才們謀前途，誓要扭轉(zhuǎn)科舉不公的局面！

事情很快驚動了乾隆皇帝。乾隆對此也感到頭疼，因為此前多年，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仙游縣爭科舉名額的問題，已經(jīng)多次反映到他這里，他每次都和稀泥批示發(fā)話，以臨時性平息爭端，但避免不了下一年紛爭又起。

痛定思痛，乾隆決定這次要永久性解決問題。他下旨要求，今后福建學政選拔興化府生員“以莆田分撥14名、仙游分撥6名永遠遵行”。定額思路不管有沒有道理，但既然皇帝發(fā)話指定了，莆田、仙游兩縣誰也不敢再說一個不字。

而此次府學爭額事件，也永久地載入了史冊。這也從側(cè)面可以印證：在古代，學子的“初升高”（對應中考）競爭，到底有多激烈——簡直比今天的中考還要卷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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