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溫為何那么兇殘，連殺兩位皇帝，還殺光宦官、皇子和朝中重臣？

朱溫很兇殘，他對大唐的殺傷力至今聽起來都讓人不寒而栗。

唐朝的最后兩位皇帝、何太后、唐昭宗的兩位昭儀都死在了他的手上，但這些數字僅僅是“醒目”，還算不上“震撼”，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的“三大屠殺”。

其一，團滅宦官。天復三年，他一次性殺戮宦官七百余人。天祐元年，他再次殺害唐昭宗近侍二百多人。

其二，屠殺皇子。天祐二年，朱溫在九曲池設宴唐昭宗諸子，席間他將前太子李裕等九位皇子全部勒死，拋尸九曲池。

其三，殺戮重臣。天祐二年，朱溫將崔樞等三十多位朝中重臣殺害于白馬驛，并將他們全部拋尸黃河，釀成了震驚史冊的“白馬驛之禍”。

改朝換代絕不是強人的武力斗秀場，而是政治勢力的角逐場，誰背后的擁護勢力更強大，誰就能笑到最后。

比如，劉邦背后的新興士族階級戰勝了項羽的沒落貴族階級，劉秀的豪族們士族集團戰勝了農民義軍，李淵的關隴集團戰勝了關東士族集團。

事實上，皇帝并不喜歡這些勢力，取得天下后，皇帝無一例外地都會采取措施壓制他們。但在取得政權之前，皇帝必須以妥協的姿態拉攏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占據政治資源最頂端的那一群人。

所以偉人留下振聾發聵的斷言，農民起義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沒有政治勢力的擁護。

宦官和士族集團是晚唐政治勢力的兩大支柱，宗室雖然凋零了，但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朱溫此舉不是殺戮那么簡單，而是推倒了本可以依賴的強大勢力，他為何要這么做呢？

?宦官集團是藩鎮奪權必須清除的皇權擁躉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朱溫的身份。

朱溫雖然借由黃巢起義而發達，但本質上他不是農民，而是小士族階級，或者說叫做庶族階級。

黃巢起義給他創造了崛起的環境，但真正讓他融入歷史主流的卻是朝廷授予他的“宣武節度使”身份。

唐僖宗中和二年，在宦官楊復光的誘使下，朱溫背叛了黃巢，并與李克用聯手消滅了黃巢義軍。從此他從一名流寇成了大唐的藩鎮節度使，并利用與朝廷的復雜關系，不斷將自己做大。

可以說，沒有這次身份的轉變，朱溫充其量就是第二個黃巢，失敗是早晚的事。

宦官是歷史上最獨特的群體，作為政治勢力，它只在極少數的時間段存在，不具備連續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宦官集團從來就沒有獨立性，它就是皇權刻意培養的打手。

后人總是用道德的眼光看待“宦官亂政”，這實在過于膚淺了。皇帝們從小浸淫于政治圈，簡單的利害關系怎么看不懂？他們正是看中了宦官對皇權的先天依賴性，才敢將他們培養成一股勢力。

雖然在局部階段，宦官與皇帝之間也會有矛盾，但總體來說，宦官與皇權的伴生關系是主流。

從中唐開始，皇帝利用宦官操控、打壓藩鎮的戲碼就沒斷過。后來宦官直接掌控禁軍，乃至帝國的軍政大權，這就將他們與藩鎮推向了水火難容的兩極。

事實上，除了朱溫，所有的藩鎮最痛恨的就是宦官，最害怕的也是宦官集團。比如那位將朱溫“引入正途”的楊復光，他其實是再造大唐的功臣，威信相當高，權力也相當大，他在世時，李克用、朱溫、李茂貞這些軍閥們乖順得像只貓。

對一個野心家來說，朱溫要想升級，就必須打掉皇權的拐杖宦官。

從這一點上講，唐昭宗犯了致命性的錯誤，他光看到了與宦官集團的矛盾，卻忽視了與皇權集團的本質利益一致性。正是他與楊復恭（楊復光之弟）的自相殘殺，導致宦官集團的覆滅同時，也將自己暴露在了藩鎮的刀口下。

朱溫對宦官集團的屠殺，徹底讓唐昭宗成了無依無靠的囚徒，從這一刻起，大唐事實上就已經腦死亡了。

?宗室代表的正統性是朱溫必須打破的神話

自唐玄宗對宗室子弟采取嚴格的管制政策以來，王爺們迅速墮落為“圈養動物”，失去了干預朝政的能力。

但帝制社會給了他們一個先天性的身份——法律所賦予的正統性，并神圣化。

在殺了唐昭宗后，朱溫其實就已經具備了改朝換代的條件，但他依然不敢造次，而是將唐昭宗的第九子李柷當一個過渡品推上皇位，以逐步粉碎李家的神話。

這個所謂的神話真的還有威力嗎？當然有，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朱梁帝國建立后，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一干藩鎮勢力拒不承認后梁，依然沿用大唐的年號。

這當然不是他們對大唐有多忠誠，而是李家的神話是他們對付朱溫的武器，哪怕唐昭宗只有一個兒子在，他都是朱溫通往皇位的絆腳石。

如果讓這些皇子們有自主的選擇權，恐怕他們寧可選擇當平民。但他們“投錯了胎”，成了朱溫打破神話的刀下冤魂。

?士族集團與藩鎮是兩條不可能交融的河流

唐朝是中國最后一個以豪門士族集團為基礎的政權，初唐見證了這個模式的興旺，中唐崛起的庶族階級不斷挑戰士族集團的特權，晚唐則是庶族階級對士族階級的終極勝利。

朱溫就是庶族階級的代表人，而那些朝中的重臣，大多數都是士族集團的代表人。

比如，“白馬驛之禍”中遇難的宰相裴樞、崔遠、獨孤損、楊涉、王溥、陸扆等，他們的身后是河東裴氏、清河崔氏、洛陽獨孤氏、弘農楊氏、太原王氏、江左陸氏等勢傾天下的豪門家族。

如果將他們的族譜擺出來，就會看到一串串閃耀的名字，宰相、駙馬、皇后扎堆出現在其中。用一句直白的話來概括就是：這些家族壟斷了帝國的最優良的政治資源。

與這些生來富貴的士族階級相比，像朱溫這樣的庶族階級就慘多了，他們世代耕讀，卻很難出人頭地。朱溫祖上幾代人都是讀書人，在當地有一定的名望，但一直無緣出仕。

不光是朱溫，唐朝的藩鎮之所以能獨立生存，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性——都是庶族階級出身的奮斗者。

庶族階級想要翻身，唯一的出路就是扳倒士族階級，而士族集團想要維持昔日的光輝，唯一的出路就是維護李唐王朝的舊秩序。

這就決定了朱溫必然與他們的勢不兩立。

以上三點決定了朱溫在通往皇權的大路上，必須要清除掉宦官、宗室和士族集團的立場。但問題是，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建在沙灘上，朱溫推倒了三大勢力，他自己的基礎在哪里？

當然是新崛起的庶族階級了，包括李克用、李茂貞、王建，他們所依靠的力量都是庶族集團。

這既得益于中唐以來皇權對士族階級的持續打壓，也跟士族集團的集體淪落也有關系。到了晚唐，以士族集團為代表的“南衙”宰相班子被剝奪了實權，代替他們的就是以宦官為代表的“北司”。

不過，士族集團與皇權之間也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失去了士族集團的擁護，皇權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既然如此，已經建立了以庶族階級為代表的后梁政權為何只維持了短短的十六年呢？

原因之一：后梁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它在軍事上輸給了同為庶族階級政權的后唐。

朱溫是一名杰出的軍事家，其政治才華也很出色，但主梁政權的建立后，并沒有從軍事上統一天下。

隨著朱溫的離世，他的兒子們陷入內部廝殺，以至于后梁帝國迅速衰弱，并敗在了更加杰出的李存勖手上。

原因之二：朱溫父子并非有意識地培養庶族階級，因此后梁并未建立一個完善的統治秩序。

我們今天可以縱觀五千年歷史，有更寬廣的視野來審視歷史事件，但朱溫是當事人，他不可能看得清歷史的走向。

所以，他對庶族階級的利用是無意識的，也沒有建立以庶族階級為統治核心的制度，因此，后梁帝國的統治基礎其實很薄弱，這點對比后來北宋的人才繁榮就可以一目了然。

原因之三：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從豪門政治到庶族政治需要一個孕育期，五代十國就是“北宋之母”。

當然，我們也不能怪朱溫，歷史的更新換代不能一蹴而就，豪門士族階級雖然已經消亡，但庶族階級像一個胎兒，他需要母體的長期營養供應，以及足月后的那一聲啼哭。

事實上，那些不為人矚目的短命王朝通常就承擔著“歷史母體”的責任，比如秦朝催生了士族階級、新朝催生了豪門士族集團、西魏催生了關隴門閥集團，而后梁，以及后來的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就是庶族階級這個新生命的母體。

從這個角度講，后梁政權雖短，但它是“北宋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