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生忙著證明論文是人寫的

陳浩是華中科技大學電子信息專業一名大四學生，他今年的畢業設計是開發一套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檢測系統。在正式送審前，一名同學將畢業論文發給他，希望幫忙“測一測”。論文由該同學獨立完成，但陳浩開發的檢測系統顯示其AI率偏高。同學不太相信，又去知網付費檢測，AI率仍然高達41.7％。

隨后，這名同學很快找到了一個省事的辦法：將檢測系統標出的高風險段落復制給ChatGPT，讓它“降一下AI率”。ChatGPT重新組織語句后，再將論文拿回系統檢測，順利過關。

今年畢業季，類似場景在不少高校上演。例如，四川大學要求文科類畢業論文AI生成內容占比不超過20％，理工醫科類不超過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廣西師范大學、河北工程大學規定AI率不得高于40％。過去，畢業生熟悉的是查重率、復制比，現在，又加設了一道新“關卡”——AIGC檢測。

為了通過檢測，學生們反復修改論文，不少同學陷入先用AI代寫，再用AI“降AI率”的循環。

面對當前AIGC檢測技術的局限性，部分高校正在嘗試更穩妥的處理方式。AI插畫/adan

多了一道關

劉萍是四川大學某工科專業的大四學生，根據她所在學院的要求，只有畢業論文的AIGC率低于15％，才能參加答辯。

高校目前對AI參與畢業論文的限制存在一定共識。例如，北京工商大學明確規定，2026屆本科畢業生使用AI工具應遵循“學術誠信為本”“合理輔助為限”“責任自負原則”三原則，不得將AI直接生成內容作為論文核心觀點或數據分析結論，所有AI生成內容需在腳注中標注使用場景和工具名稱。

趙芳是某211高校英語翻譯專業研一學生。去年本科畢業論文階段，她就被AIGC檢測困住。她對AI的使用僅限于檢查語法和潤色個別英文表達，但檢測結果卻顯示AI率接近40％；更讓她不解的是，被系統重點標紅的，反而是她自己認真構思的段落。

趙芳猜測，問題可能出在自己的表達習慣上。翻譯訓練讓她更在意措辭，也習慣使用規整句式。但在檢測系統中，這類表達似乎更容易被判定為AI生成。為了降低AI率，她只得將長句拆散，并減少使用結構整齊的“四字格（由四個音節組成的詞或短語）”。

論文指導老師也感到困擾。張瑩是某211高校社會保障專業講師，今年是她首次指導本科畢業生。起初，她以為查AI率和查重差別不大，只要學生沒有大段抄襲，并確保引用規范，就不會出現問題。

但很快她發現，事情遠比查重麻煩得多。她所在專業有不少固定名詞，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些詞不能隨意替換，卻容易在AIGC檢測報告中被標紅。學生的畢業論文涉及定量分析，一些標準化表述如“某變量對某變量有負向影響”，也可能被系統判斷為AI生成的模板化表達。

目前，知網、萬方、維普等學術資源服務平臺都已推出AIGC檢測服務。由于訓練數據、算法模型和識別邏輯存在差異，同一文本在不同平臺上的檢測結果相差很大。劉萍曾同時用PaperPass、PaperYY檢測，前者測出的AI率為2％時，后者的檢測結果仍高達60％。

論文寫作仿佛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考試，考的是“讓系統相信你不是AI”。“臨近畢業，所有人都在問你的論文AI率多少，還有你花了多長時間、多少費用去降AI率。”趙芳對此深有體會。

劉萍坦言，其畢業論文的大部分文字內容是由AI生成。為了應對檢測，她一開始就讓ChatGPT進行口語化寫作。她還從小紅書找來各種“降AI率”指令，讓DeepSeek修改檢測系統標紅的段落。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劉海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隨著AI寫作深入學生日常，高校增加檢測有一定現實必要性。但規則不能過于粗糙，不同學科、不同論文類型，對AI使用和文本相似性的容忍度不同。以歷史學等人文學科為例，論文往往需要援引大量原始文獻，簡單“一刀切”并不合理。

圖/圖蟲創意

“降AI率”成了一門新生意

劉萍的畢業論文接近4萬字，一次知網的AIGC檢測就要支付七十多元。據她了解，身邊同學用于AIGC檢測的花費大多在一二百元。雖然學校提供了兩次免費的知網檢測，但這僅用于畢業論文初稿和盲評稿的正式提交，并非供學生提前自查、反復修改。

萬方、維普、PaperPass等平臺在推出AIGC檢測服務的同時，也在提供降AI率的服務，個人收費標準從5元/千字到10元/千字不等。由于費用較高，不少學生轉而在社交平臺上求助小型商家。

商家慣用的說辭，包括“純手搓”“一次過”“保持原意”“不改專業名詞”等，價格從幾十元至數百元不等。為了打消學生顧慮，多數商家會強調全程人工修改，但也有個別商家承認采用的是“人工+工具輔助”。

公開平臺更像一個引流入口。真正的報價、收款，往往被引導到微信、QQ等私域完成。記者咨詢的多名商家拒絕直接給出清晰的收費標準。他們在問清楚論文字數、當前AI率、目標AI率和檢測平臺等信息后，才愿意向學生繼續報價。有的商家按3元/千字計費，有的則按平臺和語言區分價格；還有商家以15％AI率為界，若一篇萬字論文要降至15％以下，費用還會額外增加數十元。

趙芳身邊有不少同學買過相關服務。據她觀察，所謂“降AI率”并沒有那么神：“商家收了錢之后，做的事情其實和我們自己做的差不多，比如把長句改成短句，再把表達改得口語化一點。”

張瑩指導的學生在網上購買過“降AI率”服務。張瑩一邊提醒學生這不符合學術規范，一邊又理解學生的兩難處境：“學生精力都放在降AI率了，還能萌生出什么好想法？”

“看起來就像一個‘黑匣子’”

關于AIGC檢測的有效性，存在著不小爭議。

在完成畢業設計之初，陳浩曾認為，人類寫作與AI生成文本可通過技術手段明確區分。但隨著研究深入，他發現大部分AIGC檢測工具的輸出結果，本質上是模型對一段文本符合AI生成文本的概率判斷。這類工具既無法對文本的真實來源提供證明，也無法確認其是否為完全的原創內容。基于這一認知，陳浩將自己開發的檢測系統明確定位為僅具備“風險提示”功能的輔助工具。

OpenAI公司曾在2023年1月上線AI文本分類器，用于識別AI生成的文本。產品說明中提醒，該工具“不應作為判斷文本來源的主要決策工具”，不到六個月，該產品就因準確率低而被下架。

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本科生王瑋主攻人工智能安全領域的圖像檢測。他表示，文本檢測和圖像檢測有本質區別。AI生成的圖像在微型材質上與真實圖像存在可識別的物理差異，而文本檢測仍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檢測系統只能分析文本的句式、語氣和結構等特征，而這些特征很容易被模仿和改寫。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斌多次公開質疑AIGC檢測的可靠性。早在2023年5月，他就將自己的論文和AI生成的文本發給檢測工具GPTZero，結果GPTZero頻繁判斷失誤。

趙斌認為，AIGC檢測很難區分學生究竟是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還是借助人工智能完成代寫。“AIGC檢測沒有明確標準，也缺少可供對照的依據，看起來就像一個‘黑匣子’。”趙斌說，“最后呈現在學生面前的，只是一個冰冷的數字。”

考核不能只看一個數字

面對當前AIGC檢測技術的局限性，部分高校正在嘗試更穩妥的處理方式。據中國石油大學（華東）近期發布的通知，對AIGC比例過高的論文，由指導教師加強審核、答辯組重點考察。西南大學今年規定，AIGC檢測結果主要“供指導教師參考決策使用”，如果指導教師審核不通過或檢測不合格，學生應按指導教師意見修改并重新提交。

據報道，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務處副處長李鑫于今年5月22日表示，學校將AIGC率標準定在40％的目的是引導學生合理使用大模型，并不以檢測數字為唯一評價依據。

張瑩并不反對學生使用AI，但不能接受學生讓AI替代自己完成畢業論文的核心內容。現在，她更關注學生是否真正掌握研究方法，能否在答辯中解釋清楚數據來源。

2025年12月，山東大學法學院博士生王家睿在《AIGC檢測介入學位論文AI代寫的技術審視與法理反思》一文中指出，高校應審慎對待第三方機構的 AIGC 檢測結論，落實以人為本的人工核驗制，由學位委員會判斷學位論文是否構成AI 代寫的學術不端。

浙江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王洪才認為，AIGC檢測的困境暴露出畢業論文評價體系的滯后。高校應從終稿文本轉向對學生能力的過程性考查，從單一論文轉向多元化的成果評價。

畢業論文制度向成果制、項目制的轉變，已有一定制度空間。2025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實踐成果”可作為與“學位論文”等同的學位授予條件。今年5月11日—15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創意寫作專業首屆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答辯會舉行，該屆學生首次以“文學作品+創作談”的形式申請學位。

劉海峰的看法則相對謹慎。他表示，與項目制較易推行的理工類專業相比，人文社科領域的畢業論文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訓練價值。學生學習開展文獻綜述、搭建研究框架、展開邏輯論證，往往要通過論文寫作這一過程完成。

技術革新也在塑造未來的教學模式。趙斌認為，很多人仍在用工業時代的標準化邏輯理解教育，而AI時代會推動教育進一步走向個性化。他鼓勵學生在與AI的一輪輪對話中形成成果，并稱其為“混合式寫作”。其中的關鍵是學生能否呈現思考、質疑和創造的過程，“AI最后寫到哪兒去，完全是你主導的”。

（文中陳浩、劉萍、趙芳、張瑩、王瑋均為化名）

發于2026.6.15總第123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要畢業，先降“AI率”

作者：趙周橋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