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個把事情做到100分的國家，為什么這些年越來越少看到0到1的創新？

這次日本之行，有一種很復雜的情緒。

一方面，我依然會被這個國家深深打動。秩序、干凈、禮貌、克制，以及對細節近乎執拗的打磨，都讓人很自然地理解，為什么日本能夠長期在制造業、材料、精密工程等領域保持世界級的領先，而且日本長期被視為全球擁有最多百年企業的國家。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設計——地鐵標識、行李架、服務流程——背后體現的，是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產品哲學，以及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的文化慣性。

但另一方面，這次更強烈的感受是：在今天這個時代，日本似乎越來越少出現在全球創新浪潮的中心。它依然有技術、產業基礎、人才儲備，但這只是體現在上游、底層、零部件、工藝、系統穩定性上，而不是體現在讓全世界眼前一亮的新終端產品、新平臺型公司，或者大規模定義未來生活方式的新物種上。

這種“存在感的減弱”，并不是因為日本變弱了，而更像是它在一個新的競爭邏輯中，節奏變慢了。

今天決定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已經不僅僅是“能不能把東西做得更好”，而是你能不能更早洞察需求、定義產品、快速推向市場，在真實場景中高速迭代，反過來推動下一輪產品和技術進步。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系統顯得越來越吃力。

我記得之前去參訪一家日本知名百年企業，了解到在這家和很多其他大企業中，一個重要決策往往需要10到15個高管簽字，流程冗長，嚴重拖慢了市場反應速度。

也有給日本大企業做培訓的朋友跟我說，很多員工的創新思考仍局限在“50米半徑內”，并不是沒有想法，而是缺少更大的想象空間、全球化視野和商業化野心。這些反映出來的組織邏輯都是盡量避免犯錯，而不是鼓勵突破。

這也與日本長期形成的“改良式創新”路徑有關。日本企業擅長在既有基礎上不斷優化，把產品從90分打磨到95分，甚至追求100分。

工匠精神、長期主義、專注細分領域、對精度和質量近乎苛刻的要求，構成了日本很多產業的核心優勢。

可問題在于，支撐百年企業的那套邏輯，本質上是穩定高于冒險，延續高于爆發，精進高于顛覆，風險控制高于規模擴張。

而今天的創新體系，恰恰越來越反著來：速度比完美更重要，顛覆比精進更重要，爆發比延續更重要，規模擴張比風險控制更重要，試錯能力本身就是競爭力。

也正因此，日本的問題并不是做不好，而是等它把事情做得足夠完美的時候，很多機會窗口已經過去了。

日本人對100分的執念，讓他們在很多地方值得敬佩：干凈、秩序、禮貌、可靠、注重用戶體驗、肯下慢功夫。

但有時日本人太注重細節了，眼里往往只看到腳下的每一小步，卻很難統觀全局，把握不準大的方向和發展思路；每一樣產品和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小的方面不斷改善，卻缺乏飛躍式的創新發展，阻止了改革的步伐。

對100分追求的另一面，是對變化天然謹慎，對“與眾不同”本能保留，對風險高度敏感。

有日本政府的朋友提議把一個年會的小元素改一改，都會被質疑“為什么不能和以前一樣”；也有從事房地產的朋友說，東京市中心曾有新樓嘗試更鮮艷、更不同的外觀，結果遭到輿論強烈反彈。

這些故事未必代表全部日本，但它們所折射出來的文化傾向是一致的：在很多場景里，“變化”本身就是風險，“不同”本身就需要被解釋。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更習慣先推出一個60分的產品，通過市場反饋迅速迭代到80分、90分，甚至更高。中國未必總是把過程做得足夠漂亮，但更強調先把方向抓住，先跑起來，再在競爭中被逼著迭代。

某種程度上，改革開放以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邏輯，也塑造了這種文化：先從目標出發，再倒逼路徑，而不是每一步都先想清楚再出發。

這樣的邏輯當然會帶來粗糙、內卷、短期主義，甚至會讓一些企業只滿足于60分；可從另一面看，它也更容易催生跨越式創新和新物種，大的變革。一個硬幣總有正反兩面，看似優點，走過頭了也可能成為缺點；看似缺點，用對了也可能成為優點。

如果說企業層面解釋的是“為什么慢”，那么社會層面回答的就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么今天的日本，缺乏足夠強的向上冒險動力。

讓我很震撼的一點，是日本某種程度上比中國更接近一種“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狀態——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而是運行邏輯上的。

日本的勞動力市場保護性較強，解雇員工比美國、中國更難；醫療、教育、養老體系較為完善；社會穩定且可預期，大多數人即便薪酬不算很高，也依然可以過一種相對體面、舒服、秩序井然的生活。多數日本人都挺安逸的，孩子成長環境相對輕松，但與此同時，也“沒有要付出很大努力創造些什么的動力”。

這種感受并不只是印象。從收入與財富分布看，日本比中國、美國更均衡，基尼系數和財富集中度都比中美低。

制度層面，日本全國統一的基礎保障確實較強。小學和初中公立學校學費免費，幼兒園多數地區也是免費；對高中，政府提供學費支持。

生育方面，每個孩子出生補貼約2萬元人民幣，生完后3歲以下每月6000多元，3歲到高中每月4000多元，第三個孩子及以后每月約13000元。

醫療體系也的確是日本社會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日本實行全民醫保，18歲以下很多地區公立醫院接近免費；70歲以下多數人通常自付30%；75歲及以上多數老年人通常自付10%。

當一個社會已經能夠讓大多數人過上相對穩定、體面的生活時，個體去承擔巨大風險、挑戰不確定性的動力自然會下降。

日本今天給年輕人的主流路徑，依舊是可預期的：大學畢業生起薪大致在1萬元人民幣/月，就業率約為98%。在這樣一個體系里，先去大公司或穩定機構工作，顯然比一畢業就沖出去創業更符合社會常識。

從國際舞臺來看，這種差異也很直觀。以全球科技創新的縮影CES為例，2025年有4100多家參展商，中國1200多家，韓國850多家，日本參展企業數量與其技術實力和經濟體量相比，存在感并不強。

這也從獨角獸數據上驗證，截至2025年底，日本只有8家獨角獸企業，遠低于美國的724家和中國的158家。

這背后有意思的是，開始有一些中國創業公司把日本作為優先進入的市場。例如來自深圳科創學院的體系企業臥安，在深圳創立之初，就選擇日本作為首發市場，100%在日本銷售，目前約一半收入來自日本，一半來自歐美。

這背后的邏輯是，日本在一些新興領域競爭相對溫和，用戶又足夠成熟、愿意為體驗買單，于是反而成為外來創業者更容易打開局面的市場。一個市場如果越來越適合外來創新者成長，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本土創新壓力不夠強。

當然，日本并不是沒有創新過，更不是沒有狼性。把時間軸拉長，戰后重建上世紀5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日本曾經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曾實現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

那一代日本，是真正有饑餓感、上升欲望、國家目標感和時代使命感的社會。換句話說，日本不是天生不創新，也不是文化上注定不能冒險，它只是后來在成功中建立起了一套極其穩定的系統，反過來制約了創新。

所以這次日本行，我最大的感受，不是簡單地看衰日本，而是清楚地意識到：日本的問題，并不是能力問題，而是能力沒有被持續轉化成創新張力。它太擅長把事情做好，卻越來越不愿意打破既有秩序；它太擅長讓大多數人過上穩定體面的生活，卻也在無形中削弱了少數人去冒險、去創造新世界的沖動。

從這個角度看，中日其實像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中國擁有速度、規模、競爭和極強的試錯能力，但也伴隨著焦慮、內卷、粗糙和短期主義；日本擁有秩序、質量、穩定和長期主義，卻也面臨路徑依賴、節奏緩慢和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一個更像先做到60分，再在市場中迅速迭代；一個更像先追求100分，再愿意拿出來。兩者都有其優勢，也都有其代價。

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誰更優越，而是誰能在下一個時代補上自己的短板。中國是否能在保持創新活力的同時，建立更可持續發展、更讓個體有安全感的社會？

日本是否能夠在維持穩定與體面的同時，重新激發對變化的容忍、對失敗的包容，以及對不確定性的勇氣？也許，這才是兩個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上，面對的同一道題。

作者 于盈｜投稿 tougao99999

作者簡介：深圳科創學院副院長。

轉載自公眾號于盈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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