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為何無法贏得自己親手發動的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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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美國的戰爭模式已告失效

美國或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但其屢戰屢敗的經歷，折射出其處理軍事沖突的方式存在著更深層的缺陷。

美國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然而，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它卻未曾贏得過一場戰爭。

自1945年以來，美國先后在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如今的伊朗卷入了重大戰事。

在這些沖突中，唯有1991年的海灣戰爭堪稱真正的勝利——即便如此，那場戰爭也為日后的災難埋下了禍根。

與此同時，其余戰事的結局從僵持不下、敗北，直至戰略性災難不一而足；而在其中，伊朗問題或許是美國在二戰后所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失誤。

那么，為何這支地球上最強大的軍隊，卻總是輸掉由自己挑起的戰爭？癥結并不在于火力不足，而在于美國的思維模式。

偉大的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將戰爭定義為“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軍隊是為政治目標服務的工具——它是眾多工具之一，且始終服務于一個明確界定的目標。

然而，美國卻顛覆了這一理論。華盛頓并不將戰爭視為政策的延續，而是將其視為政策的失敗——一種在外交手段窮盡、徹底崩潰之后才被迫采取的“最后手段”；而在訴諸武力之時，往往并未預設明確的政治結局。

其結果總是如出一轍：武力被投入戰場，卻缺乏明確的終極目標；那個本應在每一次開戰決策之前率先作答的關鍵問題——“究竟何為真正的勝利？”——卻始終無人能夠給出答案。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正是這一癥結最極端的體現。

在伊朗問題上，美方所開展的不過是一場徒具形式的“表演式外交”；而擔綱此任的特使們，既不懂外交藝術，亦不通核物理常識。

緊隨其后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轟炸行動；其背后的邏輯，是那種近乎迷信的臆想——即認為通過摧毀敵方設施，便能迫使其俯首投降。

正如川普總統在上周末所言：“我們要么達成一份‘好’協議，要么就將他們‘炸回石器時代’。”

然而，最終的結局恐怕既非前者，亦非后者。

我們之所以能斷言這一點，是因為盡管川普堪稱美國這種錯誤戰爭模式最激進、最極端的化身，但他絕非孤例。

美國的戰爭模式，正是建立在三大結構性缺陷之上的。

?首先，手段與目的本末倒置：

華盛頓并未先確立政治目標再選擇恰當的手段，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它徑直訴諸軍事手段，寄望于政治成果能隨之而來。

無論是越南戰爭中的“滾雷行動”、伊拉克戰爭中的“震懾行動”，還是針對伊朗的“史詩之怒”——美國每一次都投入壓倒性的武力，深信大規模的毀滅性打擊定能換取預期的結果。

然而，這種結果從未出現過。

?第二個缺陷在于目標過度擴張。

美國的戰爭往往圍繞著盡可能宏大的目標而展開：政權更迭、文明轉型、建立民主制度、徹底終結恐怖主義。

然而，這些與其說是目標，不如說是幻想；而軍事力量，恰恰是實現這些幻想的拙劣工具。

海灣戰爭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為時任總統喬治·H·W·布什拒絕采納上述邏輯。

他的目標既具體又明確：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恢復戰前的既定格局——僅此而已，別無他求。

他頂住了要求進軍巴格達的巨大壓力；而這種克制，絕非軟弱的表現。

正是這種克制，為他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盟友支持、行動的合法性，以及最終的勝利。

數年之后，在中東戰場上，喬治·W·布什總統——受那些曾極力鼓動其父擴大戰果的同一批顧問所影響——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擇。

其結果如何？長達十年的戰亂，一個實力反而得到強化的伊朗，以及一個較戰前遠為動蕩不安的中東地區。

?最后，第三個也是最根本的缺陷在于：

華盛頓的決策者們誤以為，憑借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便足以彌補雙方在意志與動機上的不對稱差距。

事實證明，這根本不可能。美國或許擁有強大的武力，但對手卻擁有堅定的意志。

無論是越南游擊隊、塔利班武裝、復興黨勢力，還是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派——他們始終堅守陣地，絕不退縮。

因為對他們而言，已無處可退，亦無物可失。

??1968年，當越南游擊隊發動“春節攻勢”，同時向一百多座城市發起突襲時，美國軍方將其定性為敵軍的一次慘敗。

盡管從戰術層面來看，這一判斷確屬無誤；但從戰略層面審視，事實卻恰恰相反。

“春節攻勢”徹底瓦解了美國國內的公眾支持，從而扭轉了整場戰爭的走向。

越南游擊隊深知自己為何而戰，而華盛頓方面，卻早已在漫長的戰事中迷失了方向，忘卻了最初的戰爭初衷。

??數十年后在阿富汗，美國官員們對自己所展現的獨創性感到驚嘆——騎馬作戰的特種部隊、精準制導炸彈，以及僅僅數周內便被推翻的政權。

然而，就在轟炸行動開始前僅僅幾天，布什才開口詢問：一旦塔利班政權被推翻，“誰來治理這個國家”？

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但在為B-52轟炸機加注燃油之前，卻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去問它。

那些騎馬作戰的士兵表現得確實出色，但對于接下來的局勢將如何演變，卻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規劃可循。此外，基地組織的長期首腦奧薩馬·本·拉登依然逍遙法外。

??隨后便是伊拉克戰爭。

這場戰爭的設計者們曾預言這將是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人們曾以為，美軍部隊會受到作為“解放者”般的歡迎。

然而，占領當局卻解散了伊拉克軍隊，致使數十萬名手持武器且倍感屈辱的男子流落街頭，既無工作，亦無前途。隨之而來的武裝叛亂本不應令任何人感到意外，但事實卻是，它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在伊朗問題上，這種邏輯崩潰得甚至更快。

所謂的“戰略”——如果那也算得上戰略的話——歸根結底不過是：刺殺該國的最高領袖，并寄希望于能有一位更為溫和的繼任者取而代之。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和以色列曾將希望寄托在前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身上——盡管他本人絕非溫和派——指望他能填補權力真空。

然而，他們既沒有制定如何扶植他上臺的計劃，也沒有制定一旦行動失敗該如何應對的預案，更沒有制定任何方案來阻止德黑蘭采取那人盡皆知的舉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禁止除本國船只以外的一切航運通行。

時至今日，美國的失敗案例已不勝枚舉；

這些失敗橫跨數十載光陰，由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的多位領導人接連釀成，絕非僅僅用“巧合”二字就能輕易打發。

它們折射出美國戰爭模式中潛藏著某種更為深層的缺陷。

那么，一種更為優良的戰爭模式究竟該是何模樣？

其出發點必須是多一份謙遜，少一份傲慢。

誠然，美軍擁有非凡的實力——今年一月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行動便有力地印證了這一點。

除美國之外，沒有任何情報機構能夠鎖定本·拉登的行蹤；除美軍之外，亦沒有任何軍隊能夠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深入巴基斯坦腹地將其擒獲。

??然而，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軍事能力，絕不能用來替代清醒的頭腦與穩健的戰略規劃。??（住“這個也是梅爾茨評價伊朗戰爭的中心意思，但是被馬嘎圍攻的觀點）

戰術上的優勢，并不比戰術上的劣勢更能保證戰略上的成功；正如戰術上的劣勢，也并不必然導致戰略上的失敗。

早在華盛頓遺忘這一真理之前，美國軍方領導人便已對此心知肚明。

1984年，時任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一位曾深受越南戰爭與黎巴嫩危機創傷的老臣——在其關于美國何時以及如何動用軍事力量的指導框架中，明確闡述了六項原則：

?必須涉及明確且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

?必須設定明確且切實可行的軍事目標；

?必須獲得國內民眾與國際社會的支持；

?必須集中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以達成有限的戰略目標；?必須制定清晰的撤軍（退出）戰略；以及，動用武力必須被視為萬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十年之后，曾以年輕軍官身份親歷越南戰爭、后又出任溫伯格國防部長軍事助理的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對上述原則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與升華。

這兩位男士都曾親眼目睹，當美國在缺乏戰略指引的情況下開戰時會釀成何種后果，因此他們都極力想要避免歷史重演。

即便在今天，“溫伯格—鮑威爾主義”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正確框架。

它并非單純的和平主義，而是一種戰略邏輯——一種曾在海灣戰爭中被成功運用的邏輯。

然而，自那以后爆發的每一場沖突中，恰恰都缺失了這種邏輯。

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特或許曾援引溫伯格的主張，以此作為美國在伊朗動用武力的指導方針；但他隨后的實際行動，卻徹底無視了該主義的每一項原則。

美國之所以屢戰屢敗，并非因為其軍事力量薄弱，而是因為它總是習慣于在明確戰爭目標之前，便倉促選定了作戰手段。

鑒于此，人類歷史上這支最強大的軍隊，竟然無法贏得自己親手發動的戰爭，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簡介：

伊沃·達爾德曾任美國駐北約大使，現為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并主持每周播客節目《伊沃·達爾德的世界評論》。他目前為POLITICO撰寫“大洋彼岸”（From Across the Pond）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