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先從杭州的一條新聞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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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肯定大象新聞,它是這些年我認為為數不多還肯為普通人趟渾水的媒體之一,如果這些媒體在今天選擇沉默,以后還敢把鏡頭對準黑暗的角落?
新聞中提到,拽倒她的人,致使她腓骨骨折的,是這棟別墅里那處非法代孕窩點的人,可樓里當時并非沒有別人,臨平區衛生監督所的工作人員在場,屬地派出所的民警也在場。
擺不平見不得光的生意,就去擺平把它拍下來的人?
可就在這些人眼皮底下,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腿,被這樣對待,甚至那個動手的人,把人拽倒之后非但沒有收手,反而態度囂張,沖著記者,一遍又一遍地索要她的身份證。
為什么要打記者?
我想和前幾天的泡藥楊梅又異曲同工,最后被當成敵人來謾罵的,往往不是那些泡藥的人,而是說出泡藥這兩個字的人。
所以,一次又一次,你會看到一種穩定的反射弧:壞事被看見,第一時間要撲滅的不是壞事本身,而是那道光。
再說說,非法代孕、地下供卵這門生意。
其實最讓我脊背發涼的,不只是它違法本身,還有它們要找的供貨者,翻來覆去幾乎總是同一類人:年輕、家窮、涉世未深。
年輕意味著卵子質量好、能取得多,窮意味著幾千塊就能撬動她的全部判斷,涉世未深意味著她既評估不了風險,事后也不會維權、不敢聲張。
這三條不是巧合,而是一種精心的篩選,它專挑弱者,把一個人的無知和貧窮直接當成了可利用的原材料。
之前看過賈樟柯談《天注定》這部片子時的自述,他講小玉,那個被有錢客人用一沓鈔票抽臉、被當成可以拿錢買賣之物的女性,說過這么一個意思:
人活著有很多無法逾越的限制,剩下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尊嚴,而尊嚴可能是所有暴力問題的觸發點。
這個訪談我想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像去年上官正義報道這一則新聞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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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的彝族少女,被安排給一個五十歲的男人代孕,原因是什么?貧困,越窮、越年輕、越把這筆錢當救命錢的姑娘,越是這條鏈子夢寐以求的貨源。
她多半并不知道,那幾針打下去、那筆錢花完之后,搭進去的,可能是她自己將來當母親的資格,她在用也許這輩子都當不成母親的代價,去給一個陌生家庭制造一個孩子。
而不敢聲張,則是要她獨自咽下去的苦果:
出了事不能報警,這交易本身就上不了臺面和不敢告訴家里,這是要被戳一輩子脊梁骨的事。
被選中時是皿,被用完之后,連一個可以站出來申訴的身份都沒有。
抱走孩子的是買家,抽走大頭的是中介,而真正把身體押上手術臺、承擔全部風險的那個姑娘,可能拿得最少。
風險一路往下沉,沉到最窮的那具身體上,錢一路往上走,走到離風險最遠的那雙手里。
記者被拖拽,報道被質疑,揭露者被圍攻,這些并不偶然,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自我保護機制,可如果連看見都要付出代價,那么消失的,就不只是真相,我想,還有我們判斷善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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