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特赦的青年軍第二〇六師中將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邱行湘有個妹夫叫黃劍夫,第七十六軍副軍長黃劍夫1950年1月在四川閬中率部起義,黃劍夫有個兒子叫黃濟人,黃濟人寫了一本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這本書里提到了“東陵大盜”孫殿英。
有人說孫殿英死于1947年,不可能進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因為孫殿英死的時候,北平還沒有和平解放,自然也就沒有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如果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在功德林見過孫殿英,那么孫殿英就不是死于1947年——文強在《新生之路》中說他是1950年臘月才從濟南轉入北京功德林。
孫殿英何時何地辭世,史料記載不一,筆者沒有機會閱讀完整的功德林學習改造人員名單,所以很難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但他他何時何地被俘,被俘前做了些什么,卻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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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濟人在《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提到了東陵大盜孫殿英:“文強最后見到孫殿英,是在功德林監獄。對于文強而言,引起他對孫殿英反感甚至厭惡的,卻是發生在功德林的事情……文強走過去,對準孫殿英的屁股輕輕踢了一腳,冷冷笑道:‘你究竟是誰人的得意門生喲?依我說呀,你只是個有奶便是娘的東西,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的家伙!’從此,文強稱孫殿英為得意門生。只不過這位門生沒有得意多久,便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死于功德林。”
黃濟人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是采訪了包括杜聿明、黃維在內的所有特赦后留在北京擔任文史專員的原戰犯的,而且該書是經過公安部領導審閱,并且由時任副部長的凌云(后任國家安全部黨組書記、部長)為該書命名的。
按理說黃濟人在紀實文學中的敘述應該是比較真實準確且經過“權威認定”的,于是孫殿英何時辭世,就跟其他史料記載有了出入,那個踢了孫殿英一腳的文強,在《口述自傳》中也用大量篇幅記載了他和孫殿英的“交往”。
文強在以《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為藍本的電影《決戰之后》中以真名出現,演職人員表中排在第一位的姚倫,在《文強口述自傳》中也有提及:“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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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濟人說“文強最后見到孫殿英”,那句話是很嚴謹的,因為文強在抗戰期間不但見過面,而且還有過“推心置腹”的徹夜長談。
喜歡看筆者稿子,或熟悉軍統掌故的讀者諸君都知道,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文強經歷十分復雜,在當杜聿明的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之前,還當過忠救軍少將政治部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兼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沈醉在回憶錄中一向是把文強劃為“軍統老同事”范疇內的。
文強1942年拿著戴笠給蔣鼎文的親筆信來到洛陽謁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司令,戴笠那封“介紹信”是這樣寫的:“銘公老師鈞鑒(蔣鼎文字銘三,曾任黃埔教官,所以戴笠才會如此稱呼他):茲奉委座批示,派文強同學為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前往太行山展開敵后工作,并切實達成聯絡我敵后作戰部隊的任務。謹函介謁,請賜指導。俾有遵循。”
文強來到第一戰區之前,老蔣兩口子親自接見了他,親口任命其為少將高參,并讓他進入太行山區,阻止孫殿英龐炳勛叛國投敵。
據文強回憶,他我未見孫殿英之前,戴笠就跟他交過底,還說自己已經替老蔣收下了孫殿英獻上的乾隆皇帝御用朝珠上的兩顆紅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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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殿英對文強高接遠迎,熱情得不得了:“高參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來,我一早就等著歡迎你。雨農是我的把兄弟,你來了就和雨農弟來了一樣。”
戴笠事事學老蔣,為了拉攏人,幾乎有點分量的就拜把子,也不知道瘦了孫殿英多少好處,戴笠在老蔣面前說了很多好話,孫殿英也很會表演,他告訴文強:“ 那次到武漢得雨農弟的保引,親自見了委員長。委員長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邊屁股,表示這是見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視。”
難怪文強在戰犯管理所踢孫殿英的屁股,這個“孫老殿”確實比較喜歡認爹娘而且一點不好意思的意思都沒有:“當我聽到擴編為一個軍的番號,立即站起來謝恩,又經過幾次叫坐,委員長瞪著眼睛把我從頭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說:‘老殿,你很能干,有作為,就是過去的歷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國之機,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來,有困難找我。’這一下,可讓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來倒身便拜,我說:‘我過去沒有找到親爹親娘,這次雨農引我找到了親爹親娘,走上了正道,從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農盟過誓……’ ”
因為孫殿英是戴笠的“把兄弟”,所以文強對孫殿英也很客氣,但不管文強怎么努力,都沒能阻止孫殿英叛國投敵,文強任務失敗,九死一生才逃離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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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殿英這個老江湖,雖然投降日寇,但并沒有把事情做絕,他首先向向日本人提出要求,凡是新五軍被俘的官兵,一律遣返,連被俘后已經被押往太原、北平的中統和軍統人員也被孫殿英保釋出來。所以文強逃回洛陽見到蔣鼎文時,蔣鼎文指示洛陽警備司令部、兵站總監部要優待孫殿英部的眷屬和新五軍留駐洛陽人員。
孫殿英“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他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一直跳到抗戰勝利,老蔣看在孫殿英沒少保護軍統、中統特工(可能紅寶石的作用更大)的份兒上,不但沒追究孫殿英的投敵之罪,還委任其為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三縱隊司令。
孫殿英盜寶和送禮有一套,打仗可就不行了,其副官處副官喬杰三寫了一篇《生死場上的懺悔——孫殿英湯陰被俘記》(刊發于全國政協《縱橫》雜志1989年第二期),通過這篇文章,我們能似乎能確定孫殿英的死亡時間,跟黃濟人寫的不太一樣。
喬杰三是孫殿英的副官,但以他的級別,還不能享受孫殿英所受的優待,他的最后的記錄可能是道聽途說:“孫殿英被帶到涉縣后,對他是非常寬待的,生活上給予優遇,為他求醫治病。這種寬大為懷、治病救人的行動,深深地打動了這個混世魔王……1947年秋,孫殿英病重醫治無效,帶著對自己一生的懺悔離開了人世,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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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將軍1938年的日記也三次提到孫殿英,通過《陳賡日記》,我們能看出孫殿英這個人是不抗日的,當地老百姓對孫殿英是有很大意見的:“5月19日,今日進到紀城鎮。前進途中,群眾均痛恨孫殿英之劉部,恨劉勝于恨日本,有的要求我們將該部解決為民除害,有的要求我們分兵駐扎其村莊,特別是冊井的群眾,對我們這個要求更迫切。我們雖然向群眾進行了一些解釋,但群眾始終對他們的抗日懷疑。有人問:‘孫部對日開過火沒有?’群眾答:‘開過火,是向老百姓開過火,槍殺過老百姓,燒過老百姓的房子’。”
陳賡將軍對孫殿英部的評價是“抗日隊伍中的敗類,抗戰不足,擾民有余”。
孫殿英就是個江湖混混,在關鍵時刻總是以保全性命為第一要務,據喬杰三回憶,孫殿英似乎不是被俘而是投誠:“孫殿英看到自己已是水盡山窮,而蔣介石仍按兵不援,致使自己瀕此絕境……忽然,他眉頭一皺,抖立起來,抓去軍帽,甩在地下,向部下吼道:‘媽他個蔣光頭!再不給他當炮灰了!’并氣急敗壞地命令洞口的一個侍從:‘上寨墻喊話,就說我們投降!請人家來人談判。’”
孫殿英最后在解放軍代表面前表現的也很“江湖”:“我就是孫殿英。你來談判,我們歡迎。我們無條件投降!我們的官兵就全歸你們了,該殺的就殺,該剮的就剮,你們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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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殿英死于何時何地,黃濟人和喬杰三有兩種不同說法,目前被廣泛采用的是1947年9月30日死于河北武安縣,但他能出現在黃濟人寫的紀實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之中,還在姚倫(文強稱其為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最高首長)為總顧問的電影《決戰之后》露面,又給我們留下了一些謎團:如果孫殿英真進過功德林,那他又是什么時候死的?
其實孫殿英什么時候死的并不重要,據喬杰三回憶,“通過幾個月的教育和自身的反思,孫殿英初步認識了自己的罪惡,懂得了自己三起三落,最后被人民所打倒的根源”。
孫殿英這個人的經歷實在是太復雜了,以至于筆者難以用簡短的文字對他一生進行最后概括,那么在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看來,孫殿英盜掘東陵一事該如何定性?他頻繁轉換陣營比呂布還喜歡認干爹,這種行事風格又該如何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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