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經筵，是漢、唐以來帝王為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為元、明、清歷代所沿襲。宋代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單日舉行經筵，由講官輪流入侍講讀，名曰“春講”“秋講”，明、清兩代基本沿用其制。
清代皇帝在文華殿行經筵儀，先講四書五經，然后由皇帝宣示滿、漢文御論，各官聽講。事畢，由各官行禮，于文淵閣賜茶。有清一代康熙帝最重視這一制度。順治十八年（1661）時，年僅八歲的康熙繼承大統。順治帝駕崩前遺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大臣。四輔臣執掌重權，卻以“先帝祖訓”挾制天子，爾后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跑馬圈地，貪污腐化，激化滿漢矛盾。康熙八年（1669），在孝莊太皇太后的庇護下，康熙得以鏟除鰲拜集團，肅清四輔臣余黨，親政治國。經筵日講就是康熙親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項重大決策。
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給事中劉汝漢上疏奏請“先行日講，次舉經筵，選擇儒臣，分班進講”。康熙帝對臣下奏疏所言開設經筵日講非常欣賞，完全贊同“證諸六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為敷政出治之本”的意見。康熙九年（1670）十月，康熙帝令禮部準備此事。其實，順治帝時就曾將經筵定為年例，作為講讀清朝列位先帝“祖訓”的盛會。而康熙帝異常重視此次重新恢復經筵傳統，并力主將“經筵大典”改為“經筵日講”，選取四書五經及《通鑒》等有關治亂興衰之典籍而“講貫紬繹”。康熙希望借助經筵日講讓內閣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學習漢儒經學，統一認識，甄別治國方略，撥亂反正。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盛。”
為使經筵日講不流于形式，康熙親自圈定進講官員的名單。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四日，任命吏部尚書黃機、刑部尚書馮溥、工部尚書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等十六人為經筵講官。三月初二日，任命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熊賜履及侍讀學士、侍讀、修撰、編修等共十人為日講官。三月十七日，首開經筵。四月初十日，初次進行日講。這一開始便一發不可收拾，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閏四月初六日，儒學經典和諸史已基本講完，康熙帝才諭令停止日講。這是中國歷史上為時最長的日講，歷經十五年時間，集舉國之力完成，堪稱是史無前例的盛事。
康熙朝日講得以堅持十五年時間，殊為難得，其中隨處可見康熙皇帝的高瞻遠矚，持之以恒。康熙十年（1671）開始進行日講，康熙帝是年十八歲，正是求知若渴的時期，使得他對日講尤其重視。曾經有講官每每以夏日炎熱、入秋政務纏身等為由推諉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方今秋爽，正宜講書。”“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后雖寒暑不必輟講。”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更是改隔日進講為日日進講，雖避暑瀛臺，未嘗間斷。三藩亂起，軍務繁重，翰林院請改為隔日進講，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講之重要，認為軍事或數日一至或數日連至，無法以日限計，仍令每日進講，以免荒疏學問。經過十五年堅持不懈的學習，論儒學功力，歷代帝王實難出其右。
康熙帝常與臣子說：“人君講究學問，若不實心體認，徒應故事，講官進講后即置之度外，是務虛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爾等進講之后，仍再三閱繹。即心有所得，猶必考正于人，務期道理明徹乃止。”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康熙帝向日講官提出：“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加進學問。今只講官進講，朕不復講，則但循舊例，漸至日久，將成故事，不惟于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于后世也。自后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復講，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康熙帝由復講發展為親講，即每次進講，先由康熙帝按講章題目講解全文或其中一節，然后再請日講官講解，兩相對照，取其所長，補其所短，師生互相切磋，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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