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所見西周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考古中國）

劉 源

西周時期的豐卣及銘文。 劉 源供圖

西周時代是金文發展的“黃金時代”。郭沫若曾說毛公鼎這樣的長篇金文可抵一篇《尚書》。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西周金文中有清晰的體現。孔子盛贊西周文明，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我們深入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的獨特道路，必須系統考察、研究、闡釋殷商和西周的金文史料。

西周金文可概括為“金文兩系說”，即殷系與周系。

西周武王至穆王時代，金文內容、格式繼承殷金文者數量甚多，可稱為“殷系”。需要說明的是，西周前期即共王之前，天子、諸侯、重臣也多接受殷式酒器與殷系金文，反映了西周對大邑商文化制度的繼承。

西周王朝建立后，就積極推行其姓氏婚姻、宗法排行、幼名與冠字等文化禮俗，以及訓誥、冊命等制度，周初金文中迅速出現上述周人文化因素。以女子稱姓而言，周人克商之前就通過異姓聯姻團結友邦、擴充實力，《詩經》之《思齊》吟唱“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周姜是公亶父的夫人，大妊是季歷的夫人，大姒是文王的夫人，均是姬姓周人與姜、妊、姒等姓通婚結盟的寫照。西周早期金文記載王妊作器，多次提及王姒、王姜賞賜與下達命令之事，其中王妊、王姒、王姜就是出自妊、姒、姜等姓的王后，與《思齊》完全能夠相互印證。

周人男子稱氏，如周公、召公、畢公的周、召、畢均是彰顯其家族的氏名，與殷遺民使用族徽形成鮮明對比。西周前期武王至穆王時代，金文中姬姓和異姓家族氏名、各地諸侯氏名都大量出現。這是見諸西周金文的顯著特點，殷商金文則迄今未見諸侯作器鑄銘的明確例證。

周歷月相是指每月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時段，和字的尊稱一樣，最晚在穆王時代也較廣泛地出現在金文中了。這既反映當時周歷正朔統一推行至王朝疆域各地，也說明掌握文字的殷人史官集團學習周人名字、月相等文化再運用到文書撰寫之中，有一個逐漸適應和創新的過程。西周建立以后，其姓氏、排行等文化因素與殷系金文相結合，同時剔除掉已廢止的周祭、寢官、戍官等殷制，是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武王克商以后，青銅禮器銘文出現了字數拉長、內容豐富的特點，形成“周系”金文。與簡單記述君王蔑歷賜貝、為祖先作寶尊彝的殷系金文不同，周人重臣、大族制作銅器銘鑄金文時，非常重視周王和君主的誥命與賜民賜土的詳情，會轉錄到禮器銘文中，這就使周系金文字數一下增多了。成王時的何尊有銘文12行122字，其中“王誥宗小子”的話，就占據7行多70余字，王誥內容是歷數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后告天“宅茲中國”治理人民，同宗貴族的先父輔助文武，有功于天，眾貴族也要助王順從天意，實施德治。如果去掉這段誥命，何尊銘文就成了簡單的“王賜何貝，作寶尊彝”的簡單殷系金文了。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有290余字，其中260余字都是康王的誥命，足抵一篇《尚書》。《尚書》周書中的《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實際上也與這些周系金文互為表里，有異曲同工之妙。

周系金文到了周共王時代逐漸發展為成熟冊命金文。冊命金文雖然也是殷人出身的史官所作，但其內容格式及其反映的政治觀念已與殷系金文大相徑庭了。周系金文強調天命，即周天子、諸侯、群臣統治天下四方萬邦的權利為天命授予，其職責可概括為“德”，需要敬畏以待，各司其職。在具體治民的實施層面，周王則任命同姓家族、異姓姻親擔任公和三有司等王朝重臣和外服諸侯，并通過聯姻來團結邊域的邦伯和邦君，從而實現“柔遠能邇”“家國天下”的大一統政治格局。這也是各地發現的西周禮器銘文內容趨同的內在原因。周系金文還有一種記敘和總結歷代周王功勛與家族祖先事跡的特殊格式，見于284字的史墻盤銘文與372字的逨盤銘文，涉及康王治理“億疆”、昭王南征、穆王討征四方等西周史的重大階段。

從金文史料來看，西周社會重視宗法等級秩序，強調君臣地位與職責都是皇天上帝授予，在位者應敬畏天命，勤于政事，夙夜不懈，重視祖先功勛，在行政上也已建立完善有效的體系，并繼續任用殷人史官進一步發展文書、記史、禮儀制度，為后世中華文明的發展以及儒家等諸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2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