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無處可去，31歲開國稱帝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元末 天下大亂）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前幾天我們都研究了，為什么先研究他們呢？很簡單，因為在歷史議論中，他們比較有熱度。

但是，還有一個人，他曾經是陳友諒的領導，還是元末第一個稱帝的農民起義領袖，勢力最盛的時候更是：

《國榷》：其遣將所摧陷，幾海內之半。

您看，天下一半都是他的了。

但是，就是這么一個人，在后世研究中卻被長期忽視，實際上您要是搜有關他的論文，可能都沒有幾篇，

這個人，就是徐壽輝。

徐壽輝這個人非常有意思，怎么說有意思？主要是他這個人非常的矛盾。

他是農民起義軍領袖，也當了皇帝，政權也存續有十年，但他從來沒有真正掌權過，大部分時間是被操控傀儡，任何權力都沒有。

為什么？

為什么有些領導者上位之后，反而會陷入這種無力掌控局面，甚至是失去權力的困境呢？

故事，要從元至正十一年開始說起。

這是老生常談了，元末腐敗黑暗，天下大亂，北方有劉福通韓山童起義，南方有彭瑩玉，鄒普勝起義。

劉福通起義，他推舉韓山童當領導，為什么？因為韓山童身上有宗教性質，韓山童是白蓮教首領，他可以吸引信眾。

彭鄒起義之后，他們也需要找這么一個代言人，最好是那種有天命象征的人。

當時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傳說，說鄒普勝原本是一個鐵匠，在家里睡覺，夢到一條龍來了他家，夢醒之后，小販出身的徐壽輝就來到鐵匠鋪，讓鄒普勝給他打造一把鋤頭。

鄒普勝一看，這是夢應驗了啊，徐壽輝就是夢里這條龍啊，于是他對徐壽輝說：

《徐氏海隅集》卷四十三：耶當為煉一劍贈君耳。

天下大亂了都，你還打什么鋤頭啊，我直接給你打一把寶劍。

于是乎，鄒普勝成功說服徐壽輝加入起義。

（徐壽輝 人物形象）

包括后來徐壽輝被眾人擁戴為皇帝，也是因為大家發現，徐壽輝在洗澡的時候，他是“身上毫光起”，說他洗澡的時候身上直放光，這其實都是同一種祥瑞敘事，和陳勝吳廣魚腹丹書，劉邦斬白蛇起義一樣，是起事，造勢常用的一種手法。

那可以說，徐壽輝可以被選為這個領導，有三個因素。

第一，史書記載徐壽輝長得很不賴，相貌異眾，魁梧奇偉，在視覺上具備領袖氣質。

第二，徐壽輝性格很好，好的性格讓他人緣好，結交了不少的朋友。

第三，徐壽輝出身很低，接近于平民，沒有深厚的背景和勢力，很容易被操控。

徐壽輝建立的政權，叫做天完，政權建立之后，擴張的非常迅猛，我們看記載：

《明通鑒》前編卷一：是歲，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遂破昱嶺關，陷杭州。別將趙普勝等陷太平。諸路勢大振...

天完紅巾軍四向出擊，勢力一度擴展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說據有半個天下，那毫不為過。

但是，表面的軍事勝利和強大，遮蓋不住明顯存在的缺陷。

天完紅巾軍的擴張，是流寇式的，他們沒有固定的根據地，這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模式，在起義前期可以迅速擴大勢力，如果一直這么順，那沒問題，那你直接消滅其他梟雄，再消滅元朝，你直接通關了，但問題是打仗哪兒有不輸的呢？

至正十三年，元軍和天完紅巾軍在蘄水，今湖北黃岡一帶交戰，天完紅巾軍落敗，一下子死了四百多名高級將領，徐壽輝更是僅以身免，匆忙逃走了。

您看，一旦遭遇反撲或者戰敗，因為你沒有根據地，你特別的脆弱，幾乎一打就散了。

而且天完政權的權力結構從一開始就是錯位的，是倒置的，徐壽輝名義上是皇帝，但軍權也好，政權也好，一直都在別人手里，一開始是鄒普勝當太師，后來是倪文俊做丞相，最后是陳友諒為平章政事，拜漢王，在這三個時期，徐壽輝都是徒有虛名，一點排面沒有的。

《元史》卷四十四：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我們看這個“迎”字，非常的巧妙，說倪文俊在漢陽建都，迎接徐壽輝來居住。

這個迎，其實不是迎接，是挾持的意思，因為一個政權建都，怎么是丞相決定而不是皇帝決定呢，這不和曹操在許昌建都，挾持漢獻帝是一個道理么？

我們現代有一門學科，叫組織社會學，用這個學科來分析，徐壽輝就是典型的符號型領導。

（徐壽輝政權時期的錢幣）

試問徐壽輝的價值在哪里？主要在于他的象征意義，他的身上有很多傳說，有很多天命所歸的感覺，他被需要，是因為起義是需要一個這樣的人來凝聚人心，來構建合法性，而他之所以被架空了，也是因為他只有象征意義而沒有別的意義，當軍事將領們在戰爭中積累了實力，符號型領導反而變成了隨時可以被替代的工具。

后來我們也知道，丞相倪文俊企圖取代徐壽輝，要把徐壽輝殺掉，但被陳友諒阻止，陳友諒殺死了倪文俊的同時“保護”了徐壽輝。

保護打引號，就是說陳友諒和倪文俊是一樣的，徐壽輝的處境不過是從董卓手里變成了在曹操手里。

《宋元資治通鑒》卷六十三：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巳。

后來陳友諒就把徐壽輝殺了，取代天完，建立陳漢政權，篡位登基了。

作者早年間在一些歷史雜志上還曾看到說徐壽輝死前還在不斷哀求陳友諒，說可以讓出皇位，自己去做普通人。

作者查了一下《元史》，《明史》，《國榷》，以及《草木子》，《庚申外史》等書籍，沒有找到相關記載，可能是戲說，當然也可能是作者沒查到，后續有讀者發現可以指出，但是如果徐壽輝真的說過這樣的話，您就可以想到，徐壽輝是一個多么幼稚的人，身為一個傀儡，已經到了這種程度還在幻想自己放棄一切就能換來生路的可能。

更加難以想象的是，這樣一個幼稚天真之人，竟然做了十年皇帝。

其實，這不是徐壽輝的個例，古代歷史上，尤其是王朝末年的一些早期的農民起義中，經常會出現這種現象。

馬克斯韋伯提曾經有一個概念，叫做卡里斯馬型權威，意思是，有一些領導者，他的權威建立在超凡天賦的信仰之上，這樣的領導在動蕩不安的起義初期非常有效，徐壽輝的發光啊，黃龍啊，這種事情，就是典型的卡里斯馬型權威。

這種權威有一個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它是不穩定的，個人化的，難以制度化，一旦領導者不能不斷的證明自己的超凡性，那么追隨者就會流失，權威就會轉移到軍事將領的身上，而徐壽輝，他恰恰是“被卡里斯馬”的領導，他是被鄒普勝賦予了這個光環，被起義軍授予了天命，但他沒有持續展示自己超凡天命的能力，所以最終被殺掉了。

其實歷史曾經給過天完政權，或者說給過徐壽輝機會。

（史料記載）

為什么這么說？

元末有個叫做劉夏的文人，曾經給徐壽輝寫過一封信，信里有這樣的話：

《劉尚賓文集》續集卷三：尚紅者，吾宋之民也；尚白者，亦吾宋之民也，豈有宋民還殺宋民。

尚紅者就是指紅巾軍，尚白者就是地主武裝。

紅巾軍是農民起義軍，我們古代的大多數農民起義軍，起義之后，他們的早期行動一定都是摧富益貧，就是打擊富戶，地主，收拾有錢人，把錢財分給窮人。

那么元末的很多地主鄉紳，他們害怕紅巾軍打土豪的這個行為，他們就自己組織團練，武裝自保，可以說他們在立場上反紅巾軍（但也不一定忠于元朝）。

可能當時天完紅巾軍就把地主武裝也視為敵人，也進行打擊消滅。

所以劉夏勸說，說紅巾軍當年也是老百姓，地主武裝也是老百姓，我們其實同出一脈，沒有互相殘殺的道理。

潛臺詞是，劉夏認為，天完紅巾軍完全可以把地主階級爭取過來，讓其成為自己勢力的一部分。

您想一下，天完政權是農民政權，它靠打土豪分錢能快速壯大，因為窮人得利，窮人支持，但是你既然建政了，你就要解決階級和階級之間的矛盾，地主階級有文化，有組織，有錢糧，你把他們都殺光了，都得罪了，誰來幫你管理地方？誰來收稅？誰來制定法律，禮儀？

如果永遠只是流寇式的攻城，搶糧食，殺地主，那就永遠建立不起一個穩定的，能長期統治的封建政權，你必須要制度化，制度化的意思就是要建立官僚體系，有法律，有稅收，有科舉等等，這些事情，窮人也能做，農民也可以做，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你至少需要一部分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來合作，而且沒有建立政權的時候，你可以出于維護農民的利益而打擊鄉紳富戶，但一旦建政，你還要持續這種打擊手段么？后世之人其實已經交出了答卷，李自成正是因為滅亡明朝之后還在施行追贓助餉，打擊官僚和鄉紳的政策，才導致了大順政權得不到廣泛支持，最終滅亡。

劉夏試圖讓徐壽輝來緩和紅巾軍和地主武裝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也是在為農民政權的制度化尋找出路，但是很顯然，徐壽輝沒有給天完政權完成轉型，原因很簡單，因為徐壽輝說了不算，這個政權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的更換實際統治者，導致政權內部也沒有解決誰說了算的問題，等到可以解決誰說了算的問題，朱元璋的吳政權早就轉型成功了。

要說徐壽輝，他沒有雄才大略么？也許是有的，但是他沒有施展的機會。

考察有關他的史料，發現他這個人，人性還不錯，待人寬厚，沒有不良嗜好，是“所過不殺，招納流亡，民心歸之”，這些品質放在太平時代沒有問題，這是閃光點，但在元末，在亂世，它只能讓一個人成為好人。

賣布為生也坐堂，十年君號是虛忙。

江流不管人間事，依舊東去到漢陽。

歷史無數次告訴我們，亂世的勝利者，往往不屬于好人，而屬于強者。

參考資料：

《元史》

《明史》

《國初群雄事略》

張翼之.徐壽輝與天完紅巾軍.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

郭若愚.元末徐壽輝起義軍的銅印及其政權問題的探討.上海博物館集刊,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