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的保護傘，被起訴了

近日，恒大海外清盤人將普華永道告上香港法庭，索賠570億人民幣。

此為香港史上金額最大的企業索賠案之一。

清盤人起訴理由十分清晰，恒大在2019年和2020年對其財報大規模造假，普華永道作為恒大唯一的核心審計師，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等于是用普華永道的“威信”，為恒大站臺，相當于給恒大的賬目蓋了個章——賬是真的。

因有了普華永道的“背書”，恒大得以繼續發債融資，最終搞出了2萬億的債務窟窿。

普華永道，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大陸，普華永道也曾連續二十年排名第一。

上市公司的財報需要經過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并為其真實信背書，從而得到市場、投資者和監管部門的信任。可以說，會計師事務所的核心立身之本就是公信力。

為恒大背書12年的普華永道，一直用自己的金字招牌，為財務造假的恒大充當保護傘，幫助恒大在金融市場套取資金。

對于清盤人的指控，普華永道的辯辭是，造假是因為恒大管理層刻意隱瞞，審計不是萬能的，無法發現所有舞弊。

普華永道的“詭辯”，多少讓人覺得有點蒼白無力。

若要厘清此事，需從頭說起。

安然丑聞

會計行業，素有“四大”之稱，即普華永道（PwC）、德勤（DTT）、畢馬威（KPMG）、安永（EY），這四大事務所，幾乎包攬了全球所有頂尖企業的財務審計。

然而，會計師事務所原本有“五大”，曾經還有一家安達信，因為著名的“安然事件”而轟然倒塌。

2001年12月2日，美國能源巨頭安然公司，申請了創紀錄的一樁破產案。

安然原來叫休斯敦天然氣公司，《財富》雜志將它排在全美第7，并發文稱之為：

最能代表美國精神的公司

多年來，安然一直濫用金融手段，高估其虛假利潤，低估其債務。從而獲取融資，抬高股價，改善現金流，和后來的恒大如出一轍。

為安然當保護傘的，正是當時世界第一大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

盡管安達信已經察覺了安然財務造假，卻仍然出具了嚴重失實的審計報告和內控報告，用自己的金字招牌，幫助安然騙取資本市場信任。

在這個過程中，安達信不僅獲取了高額服務費，還涉及私人利益輸送——安然公司高薪聘用了很多高管，均為安達信的前雇員，這是典型的美式腐敗——旋轉門。

2000年的春天，牛市結束了，安然撐不住了。

為逃避罪證，安達信銷毀了數千頁與安然公司相關的材料，被法庭宣布有罪，責令五年內不得從事會計業務，迎來滅頂之災。

2005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原本的判決，安達信被宣判無罪，但已經失去了市場和信用，這家已經有88年歷史，遍布全球85個國家，擁有8.5萬雇員的龐然大物就此倒閉，也成為金融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而這一次，換成普華永道了。

普華永道，不僅做了和安達信類似的事情，而恒大的暴雷事件，也比當年的安然要嚴重的多。

——安然公司虛增6億利潤，隱瞞24億到期債務，相比恒大只是一個零頭。

在恒大倒臺后，網絡上傳出一封普華永道“內部人士”公開信，揭開了一個驚人的內幕：

普華永道內部為恒大服務的，正是過去的安達信小團體，而且采用的方式也相當類似。

“安達信黑幫”

2001年，安達信在美國遭到調查，大批員工被帶走，全球的各分支機構皆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安達信的中國區合伙人靈機一動，臨陣倒戈，帶一幫兄弟們轉投到了競爭對手旗下，被坊間戲稱為“安達信黑幫”。

中國區分所帶頭反水，引領全球各大分所紛紛叛逃，城頭變換大王旗，給了安達信最后一擊。而招降納叛的普華永道中國，也一舉成為內地審計行業老大。

“安達信黑幫”重，有一個叫趙柏基的人，后來當了普華永道中國區的掌門人。

中國互聯網大潮的崛起，趙柏基大刀闊斧地改革，推行“Be game changer”, 致力于轉型，擁抱互聯網行業，抓住了這個新風口。

憑借著這一魄力，中國互聯網大廠半數江山都被普華永道拿下，也把其他競爭對手遠遠甩開。

與之相反的，是同為“四大”的畢馬威，一度“高冷”的拒絕了新生互聯網。

多年后發現，這些“野路子作坊”已經非昔日可比，自己失去了內地市場一塊重要的版圖，悔不當初，業績被一些頂級的內資所超越。

多年前，畢馬威為傲慢付出了代價，而多年后，普華永道卻為激進付出了代價。

自恒大在香港上市后，12年里，普華永道一直是恒大的御用審計機構。

保護傘

普華永道與恒大的合作始于2009年。

那年前后，許家印從香港的“牌友圈”去“鋤大D”，搞到了一筆救命錢，不但賭上了100多億的小窟窿，還在港交所順利上市。

股民的錢嘩啦啦流入恒大的賬戶，許老板一躍成為全國首富，正是春風得意之時。

恒大上市后，聘請普華永道香港擔任核心會計師，中國內地的恒大地產則由普華永道中天審計。

許家印選擇普華永道，核心需求是借其“四大”的金字招牌增加恒大財報的可信度，進而打通境內外融資通道，降低監管方面的質疑，打消坊間的疑慮。

事后來看，普華永道就是許家印在高負債下激進拿地的一個“道具”。

做事后諸葛亮容易，在恒大如日中天時，不被普華永道的名頭所惑卻很難。

從現有可查的事實來看，普華永道擔任恒大唯一核心審計師后，一開始工作也是勤勤懇懇，盡職盡責，從2009年到2017年，并沒有“明知造假而配合”的違反職業道德和法律法規的行為。

變化始于2018年。

2018年，“去杠桿”出臺，恒大等房企融資的渠道突然被收緊。

許家印已騎虎難下，現金流為負數，為了給恒大續命，于2018年10月發13.75%高息美債，財務成本暴增。

到2018年末，恒大總資產1.88萬億，總負債1.57萬億，負債率高達83.51%，壓力山大，隨時有暴雷危險。

這還不是許家印的全部煩惱，因恒大在2017年借殼深深房A重回A股，與很多資本大鱷簽下了“對賭協議”，若凈利潤達不到約定好的數額，許家印個人，以及恒大集團，都得支付巨額現金補償。

當時，恒大的利潤，距離“對賭”的約定數額，還差著二三百億。

加之2018這年，許家印砸下8億美金投資賈躍亭FF汽車，后來因種種原因鬧翻，資金幾乎打了水漂。

恒大自己造車，全年燒錢百億，文旅、健康、金融等板塊也持續虧損。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就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候，許家印將目光轉向了恒大的審計師——普華永道。

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恒大多年來用重金喂養的“普華永道”，總算是“喂熟了”。

就這樣，堂堂的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竟然像個“野生財務”那般，淪為橡皮圖章，配合許老板做起了假賬。

假賬

許老板一聲令下，將利潤指標當作軍令狀，強壓到每個地區公司，倒逼財務做假賬。

這些賬本送到普華永道做審計，

畢竟人才多，施展起“乾坤大挪移”的招式，編報表，調利潤，瞞負債，忙得不亦樂乎。

恒大汽車連年巨虧，根本沒有量產能力，普華永道卻視而不見，仍出具無保留意見，助其港股融資。

2020年，普華永道抽樣恒大50個項目，其中37個被恒大要求替換，普華永道服低做小，全部配合。

那些被恒大標注為“不許去”的樓盤，普華永道異常乖巧，直接換樣本，全無職業操守。

據中國證監會管委會查實，普華永道在審計中，有88% 項目走訪記錄是編造，沒去現場。

哪怕是未竣工的樓盤，甚至是空地，普華永道也確認交付與收入。

在巨大利益面前，普華永道索性“不裝了”，親自下場，幫許老板做賬，合并報表，虛增利潤。

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分為四種：

“無保留意見”是最高的一級，可以認為，事務所認為企業一切正常，并用信譽為企業背書。

“有保留意見”意思是公司有問題，需要整改。至于“反對意見”、“無法發表意見”，這幾乎就是指著鼻子說：“這是家騙子公司”。

一直到恒大暴雷前三個月，普華永道的報告仍然是“無保留意見”。

這一切，都是為了幫恒大發債、融資、發錢。

2019到2020年，普華永道為恒大虛增收入5600億元，虛增利潤920億元。

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

正如安然丑聞的爆發，源自美股大牛市的破滅，恒大的事爆發，也來自國內房地產的下跌。

恒大的資金鏈玩不轉了，清算日也就此到來。

而當恒大的爛攤子因暴雷而大白天下時，普華永道火速切割，突然辭職，拒絕再簽年報，吃相之難看，令人作嘔。

這就像這兩天風波中名為《監獄來的媽媽》的電影，一朝東窗事發，其出品人之一某涵“火速切割”，稱自己只是掛名。

公開信

按網傳“合伙人”公開信所述，恒大事件的當事人，正是趙柏基。

他是普華永道亞太區和中國區主席、首席合伙人和首席執政官。

而趙柏基正是安達信出身，普華永道的內部一直存在著政治斗爭，幾乎所有的審計質量管理崗位，都被安達信合伙人控制。

趙柏基每年從普華永道拿走5000萬港幣薪資，通過一系列財務安排，個人所得稅僅有7.5%。

普華永道上一代領導合伙人，曾對恒大的情況提出質詢，希望辭退恒大的業務，趙柏基的回復是：

在大陸，賣房子像賣蛋糕一樣快。

曾有一位合伙人，因為反對為恒大出審計報告，被“聯手拿下”。

公開信還引用了一位“國際質量監督合伙人”的說法，認為普華永道中國的審計質量水平“腐爛到如此糟糕”。

同時，趙柏基一方面聘用已退休的資深美國普華永道合伙人，給與高薪，作為中國所和香港所的說客，掩蓋實際的審計質量。

恒大事件暴雷之后，普華永道需要有人承擔責任。

而趙柏基在連任10年首席合伙人后，終于第一次把首席合伙人讓給了內地合伙人。

長期以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區主席、首席合伙人的職位基本被香港人把持，似乎是一種默認的潛規則。

這也是“四大”歷史上第一次把中國區主席的職位交給內地出身的合伙人——而目標很可能是接鍋。

不過，在普華永道事發后，“四大”這幾年倒是全面換將，四家有三家都把中國區主席換成了內地籍。

閉門會議

據可查到的資料，普華永道方與恒大方，每年要進行兩次“最高級別閉門會議”，由許家印和（香港）普華永道方的最高層人士領銜，時間分別是年報后的6月份和預審前的12月份。

這個神秘的“閉門會議”一般在恒大中心頂層會所或香港四季酒店進行。

會議的一大特點，就是從來不留書面紀要，只在口頭達成共識，直接下傳到項目組，頗有“閱后即焚”的意思。

除了每年兩次的“閱后即焚”閉門會議，普華永道還要向恒大進行每季度一次的“財務匯報會”，這個會議就不勞許老板親臨了，由雙方馬仔敲定即可。

我們都知道，許家印生活奢華，養足球隊，養歌舞團，出行都要有一堆馬仔控電梯，男士不準接近。

而普華永道的中國區主席，也不遑多讓。

普華永道曾經有一個紙醉金迷的傳統，每年要在澳門的威尼斯人賭場召開合伙人大會，場面有幾分像香港電影里的黑幫大佬賭場聚會。

在澳門賭場，趙柏基總是先召開“兩億俱樂部”的小會，住總統套間，白天開會，晚上賭博。

圍繞著趙柏基有一個核心圈子，叫做“兩億俱樂部”，不到10個人，每年從普華永道拿走兩億左右。

網傳“公開信”認為：

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合伙人和他的小幫派一旦以分錢為最高目標，走到恒大的火坑也就不奇怪了。

尾聲

1998年，普華（Price Waterhouse）和永道（Coopers&Lybrand）合并，普華永道由此誕生。

普華和永道，都是商業歷史超過150年的“百年老店”。

19世紀中葉，倫敦會計業一片混亂，很多會計師都是誰給錢就幫誰做假賬。

27歲的塞繆爾開了一個名為“普華”的小事務所，因堅持不做假賬而聲名遠播。

隨著“普華”發展壯大，塞繆爾將“不做假賬”寫進了員工手冊，并定下鐵律——所有數字必須核對原始憑證，寧可丟生意，也不替客戶做假賬。

大浪淘沙，普華獲得了信任，活了下來。

普華見證了眾多會計師事務所的衰亡，包括曾經世界第一，最后被自己兼并的安達信。

安達信死于安然丑聞，可安然公司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罰5億美元，其高管被檢方以洗錢、金融欺詐、非法操作股票等98項罪名起訴。

安然公司創始人肯尼斯·萊在訴訟期間去世，如果他活著，可能被判185年徒刑。

安然公司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24年徒刑，并處以4500萬美元罰款。安然董事會副主席約翰·巴克斯特自殺。

幫助安然上市的花旗被罰了20億，摩根大通被罰了22億，安然的投資者通過集體訴訟獲得了71.4億美元的賠償金。一手制造了“信用危機”的安達信則灰飛煙滅。

然而普華永道并沒有引以為戒，這一次，許家印也進了大牢。

這么多年過去，合并了永道的普華，終究活成了“樸實無華”的它自己最討厭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