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33年10月，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炮火中組建了第九軍團。這支隊伍里，四個人站在權力最高處：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參謀長張翼、政治部主任李濤。后世有人稱他們為“四巨頭”，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四個人最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終點。一個病逝，一個空難，一個叛變，只有一個活到了1955年，戴上開國上將的肩章。
羅炳輝：從奴隸到將軍的悲壯終局
羅炳輝是這四個人里最能打仗的。他出身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牛，后來參軍從士兵一路拼到將軍。在紅九軍團，他把一支新部隊帶成了能打硬仗的主力。長征路上，紅九軍團多次擔負掩護中央縱隊的任務，最險的一次被敵人切斷在烏江北岸，羅炳輝帶著部隊轉戰兩千多里，硬是把隊伍完整帶了回來。
抗戰爆發后，羅炳輝去了新四軍。他的身體在連年征戰中垮掉了，高血壓折磨著他，行軍時常常頭暈得厲害。1946年，解放戰爭剛打響，羅炳輝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二副軍長兼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但病痛已經讓他無法正常工作。那一年的6月21日，他在臨沂病逝，年僅49歲。陳毅在他的追悼會上說：“羅炳輝同志是工農出身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優秀將領。”話不多，分量很重。
蔡樹藩：斷臂政委的最后歸宿
蔡樹藩從參加革命開始就是做政治工作的。他比羅炳輝小兩歲，性格剛烈。在中央蘇區，他當紅九軍團政委的時候，跟羅炳輝配合得不錯，一個主抓打仗，一個主抓思想，軍團的政治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蔡樹藩身上最明顯的特征是他的殘疾。早年在戰斗中他失去了左臂，成了紅軍里有名的“獨臂政委”。但這沒有影響他的工作，長征路上他和其他人一樣爬雪山過草地，從沒叫過苦。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一直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建國后轉入地方，擔任了國家體委副主任。賀龍是體委主任，他是賀龍的副手，為新中國的體育事業做了不少事。
1958年，蔡樹藩乘坐的飛機遭遇空難，人沒了。他沒能等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也沒能看到后來中國體育的發展。一個在槍林彈雨中活下來的老革命，最后倒在了和平年代的飛機上，這事說起來讓人唏噓。
張翼：參謀長為何走上叛變之路
張翼是“四巨頭”里最不光彩的一個。關于他叛變的具體原因，史料記載不多，但結局很清楚：1934年，正是紅軍長征最艱難的時候，時任紅九軍團參謀長的張翼叛變了。
參謀長是部隊的核心指揮人員，知道太多機密。張翼的叛變給紅九軍團造成了很大損失。他帶著情報投靠了國民黨，從此消失在歷史的暗角。后來有資料說他當了國民黨的軍官，但最后的結局是什么，沒人說得清。一個背叛了自己隊伍的人，無論在哪邊都很難得到真正的信任。他大概是在某個不知名的角落里默默死去的，連個像樣的記載都沒留下。
李濤：唯一走到最后的開國上將
李濤是四個人里最年輕的一個。他當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才28歲。他辦事沉穩，不多話，但心里有數。長征路上，他和羅炳輝、蔡樹藩一起帶著部隊沖殺，在最艱苦的時候，他堅持做部隊的思想工作，穩定軍心。
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李濤一直在軍委機關工作，主要負責參謀和情報事務。他不像那些在前線打仗的將領那樣聲名顯赫，但他的工作極其重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最高決策者需要的軍事情報和作戰方案，很多出自李濤之手。他做事細致、縝密，很少出錯，這讓他在軍委系統里贏得了很高的信任。
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授銜，李濤被授予上將軍銜。他是紅九軍團“四巨頭”里唯一一個活到授銜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戴上將軍肩章的人。授銜之后，他繼續在軍隊里工作，擔任過軍委技術部部長、總參謀部第三部部長等職。1970年，李濤在北京病逝，享年65歲。
回頭看這四個人，起點差不多，都是紅軍的高級干部，都在同一條戰壕里打過仗。但最后的路卻完全不同：一個累死在戰場，一個死于空難，一個背叛隊伍，一個走到最后。
有人說這是運氣，但又不全是。羅炳輝是累死的，他為革命耗盡了最后一點力氣。蔡樹藩的死是意外，誰也預料不到。張翼的叛變是選擇，他選了最不該走的那條路。李濤能走到最后，除了能力，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他沒犯過大的政治錯誤，也沒在關鍵時刻掉過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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