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新一輪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一口氣批了95個項目,覆蓋45個國家和地區(qū),日本卻沒有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按公開報道,這也是該計劃自2017年推出以來,第一次沒有任何赴日項目。
當中日關系的緊張開始往社會交流、青年往來、出行預期這些更細的層面滲透時,中日關系還有緩和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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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息顯示,這一輪“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批出95個項目,覆蓋45個國家和地區(qū),民青局的說法是按評審準則和“擇優(yōu)取錄”原則審批申請。
《明報》則點明,這是2017年推出、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國際交流項目的計劃運行以來,首次沒有日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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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不是哪家學校臨時改了行程,也不是哪家機構自己不想報,而是整張名單最終呈現出來的氣氛已經變了。
這類計劃掛在香港青年發(fā)展體系之內,本意是給青年更多國際接觸和外部觀察的機會,放在平時,外界多半只會把它看成教育、見識和履歷的一部分。
而名單上沒有日本則引起來了大家的注意,因為這種變化往往不會寫成高調口號,也不會專門開記者會解釋,但恰恰因為它安靜、正式、制度化,分量反而更重。
過去這些年,日本對中日關系一直有一種很典型的判斷,那就是高層可以吵,民間照樣走,交流不必全部停下來。
現在看,這套判斷已經沒有原來那么穩(wěn)了,名單之所以敏感,是因為它把一個原本被當成緩沖區(qū)的領域,也納入了關系變化的真實溫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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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往前撥幾個月,這份名單背后的來路就很清楚了,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圍繞臺海局勢作出表態(tài),稱如果中國對臺動武并威脅到日本生存,可能構成日本所謂“存立危機事態(tài)”。
對此,中方不僅措辭強烈,還提醒中國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
這里真正需要看懂的是臺海議題一旦被日本主動往前推,連帶受影響的就不可能只停留在外交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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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香港教育局宣布退出當年的“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取消原定下月派中學生赴日交流的安排,理由是中國公民在日本遇襲事件呈上升趨勢,需要確保師生安全。
香港電臺的報道還提到,香港自2008年起就參與該計劃,機票、當地交通、膳食和住宿原本由日本政府承擔。
也就是說,連這種機制成熟、經費安排齊全、目標偏向學生互訪的項目,最后也沒能留在“例外”名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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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過去比較習慣的一種節(jié)奏,是安全議題上可以說得更硬一些,民間層面則盡量維持穩(wěn)定,不讓全部關系跟著一起下墜;現在的麻煩在于,這種切割開始變得越來越難。
如果只是被批評,日本未必會太在意,真正麻煩的是現實層面的代價已經開始出現。
路透社去年11月的報道提到,中國提醒公民避免赴日后,日本旅游相關股票明顯下跌,伊勢丹三越、東方樂園和日本航空都受到沖擊,原因并不復雜,因為中國游客原本大約占日本入境游客的四分之一;研究機構的估算更直接,這樣的旅行抵制如果持續(xù),日本一年可能損失約2.2萬億日元,GDP會被拉低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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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1月,這種沖擊已經有了更具體的數據,2025年12月赴日中國游客同比下滑45%,而在此前直到11月,中國仍是日本最大的訪日客源地;換句話說,一輪政治爭議并沒有停在輿論層面,而是直接改寫了客流結構。
對于高度依賴消費場景帶動地方經濟的日本來說,最棘手的地方不只是少來一批游客,而是市場會開始重新評估風險,企業(yè)會先調整預期,航線、團組、促銷和投資都會變得更加保守。
青年交流的量級當然比不上旅游市場,但它的象征意義更早,也更細,它接觸的是學生、家庭、學校、社會團體和地方合作網絡,表面上最軟,實際上傳導最快,因為這類關系一旦收縮,恢復起來往往比商務往來還慢。
日本真正被削弱的,不只是一次次在輿論場上挨批,而是過去那種能夠把政治爭議和社會接觸分層處理的余地,正在被一點一點壓縮。
過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香港常常被看作一塊緩沖地帶,尤其在青年項目、社會組織合作、校園互訪這類議題上,似乎天然帶著更靈活的空間。
可這次資助名單釋放出來的信號恰恰說明,這個接口不再只是“方便繼續(xù)往來”的通道,也可以成為表達取舍和邊界感的地方。
這對日本來說,其實比一兩句外交表態(tài)更難處理,因為它意味著今后面對中國時,日本不只是要考慮北京層面的直接反應,還要面對整個接觸面同步收緊的可能:學生團可以停,交流項目可以轉向,旅游流量可以下滑,地方與社會層面的合作也可能變得更謹慎。
原來那種“上面緊一點,下面照常走”的處理方式,一旦失靈,日本就會發(fā)現自己的回旋空間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
今年3月,路透社又披露,日本準備在2026年外交藍皮書中,把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調整為“重要鄰國”。
這當然說明東京也在改口徑,也在做自己的重新定位,但問題在于,措辭上的降格并不能自動換來現實層面的止損。
只要臺海問題上的試探還在繼續(xù),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需要重新管理的風險對象,那么先出現變化的,往往就不是最顯眼的軍事或經貿板塊,而是那些看上去最溫和、最不具攻擊性的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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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而言,真正流失的不是一個暑期交流方向,也不是一份名單上的位置,而是過去十多年里能派上用場的在敏感問題上不斷前壓,同時又盡量把社會往來留在安全區(qū),已經沒有那么穩(wěn)了,而這種變化一旦成形,往往比一場短期風波更難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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