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于 1 月份成立的和平委員會，旨在監督加沙地帶的管理和重建，目前正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這可能會使其雄心勃勃的 700 億美元重建計劃（針對這片遭受重創的飛地）脫軌。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安理會近日報告稱，其財務承諾與實際支出之間存在嚴重缺口，并警告稱將面臨緊急流動性危機。
追蹤國際援助巴勒斯坦情況的專家表示，資金短缺既不令人意外，也并非純粹的行政問題。他們認為，阿拉伯和歐洲捐助者的猶豫不決源于該委員會備受爭議的架構、巴勒斯坦建國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前景，以及以色列在被圍困的巴勒斯坦飛地持續進行的軍事擴張。
國際援助巴勒斯坦問題專家穆阿特·阿穆迪告訴半島電視臺，這些大肆宣傳的承諾更像是“脫口秀”，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努力。
“在承諾的170億美元援助中，實際到位的資金為零，”阿穆迪說。“捐助者害怕與一個沒有政治遠見、僅僅把加沙視為美國安全保護地的委員會打交道。”
阿穆迪指出，在巴勒斯坦，承諾與實際撥款之間的差距是一個歷史常態，但美國的記錄尤其糟糕。
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后，國際社會僅履行了70%的承諾。這項由美國斡旋的協議促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首次相互承認，并促成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成立，該機構管轄著被占領的西岸地區。但多年來，歷屆以色列政府都試圖破壞這項協議。
當時，美國的援助撥付率排名第三，遠遠落后于履行了超過95%承諾的歐盟和阿拉伯國家。同樣，在2014年加沙戰爭之后，開羅會議上承諾的27億美元援助，三年后僅有46%到位。
如今，情況要復雜得多。與以往援助直接流向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等公認的政治實體不同，和平委員會實際上擱置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訴求。
國際社會的猶豫很大程度上源于和平委員會自身的組織架構。
庫什納在《亞伯拉罕協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該協議促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摩洛哥和蘇丹承認以色列。他曾暗示巴勒斯坦人沒有自治能力。在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種族滅絕戰爭的高峰期，他稱加沙擁有“非常寶貴的濱水地段”，這場戰爭已導致超過720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該理事會的章程包含一項有爭議的條款：各國可以通過繳納 10 億美元來繞過標準的三年任期，并獲得理事會的“永久席位”。
阿穆迪將這種“付費影響力”模式描述為一種“商業監護”和“不道德的敲詐勒索”。
他說：“美國想要的是一個像掃帚一樣的捐助群體，來清理以色列占領當局犯下的罪行、屠殺和種族滅絕戰爭。各國已經意識到，美國是在用發展的假象蒙蔽他們，讓他們資助一個巴勒斯坦人和國際社會都不想要的項目。”
該委員會的資金危機與其嚴格的政治和安全條件密切相關。美國分三階段提出的加沙重建計劃明確要求哈馬斯及其所有巴勒斯坦盟友派別徹底解除武裝，以此作為提供重建資金和開放邊境口岸的先決條件，而以色列卻持續違反10月份達成的“停火”協議。
前聯合國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諾夫一直在開羅領導著美國和平計劃第二階段的工作，該計劃旨在用一個技術官僚政府取代統治加沙的哈馬斯。姆拉德諾夫曾任保加利亞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于今年1月被任命為和平委員會總干事。
專家指出，將人道主義援助與軍事裁軍掛鉤，卻不承諾在1967年邊界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實際上是將援助變成了武器。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建立一個以1967年巴勒斯坦領土為基礎的巴勒斯坦國，該領土包括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但以色列持續擴張定居點威脅著未來巴勒斯坦國的存續。
“如果美國是一個公正的調解人，它應該以建立巴勒斯坦國來換取巴勒斯坦解除武裝。但僅僅提供緊急援助來換取交出武器，這不是談判，而是武力征服，”阿穆迪說。
他指出，美國援助的歷史往往充斥著腐敗，而且援助對象往往是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而非巴勒斯坦的需求。他舉例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戰爭期間美軍在加沙海岸附近建造的浮動碼頭。該項目旨在方便援助物資的運送，耗資約2.2億至3.2億美元，但僅僅四個月后就被拆除了。
諸如提供清潔飲用水、藥品和害蟲防治等基本緊急救援物資的到位率僅為30%。自美國斡旋達成“停火”以來，沒有一處臨時住所運抵加沙，供流離失所者使用。
除了董事會的政治和結構缺陷之外，當地動蕩的現實也使得有意義的重建幾乎不可能。
盡管名義上達成了“停火協議”，但以色列軍隊幾乎每天都繼續違反協議。據當地醫療機構消息，自“停火”生效以來，已有828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半島電視臺近期對衛星圖像的分析也顯示，以色列正在系統性地移動停火協議中確立的“黃線”，這條線劃定了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占領的領土范圍。分析發現，以色列一直在將標示這條線的混凝土塊向巴勒斯坦人控制區內移動數百米。通過這種漸進式的推進，以色列軍隊已將其控制范圍擴大到加沙地帶59%的區域。
以色列應在停火協議第二階段撤軍。重建工作將在第三階段，也是最后一個階段開始。
加沙 85% 的建筑物和基礎設施被摧毀，捐助者們非常清楚，他們資助的任何基礎設施都可能再次遭到轟炸，就像 2000 年代初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領的第二次大起義期間發生的那樣。
阿穆迪認為，以色列的土地掠奪和和平委員會的結合，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人口結構變化，因為加沙局勢仍然十分嚴峻。
阿穆迪援引巴勒斯坦知識分子哈利勒·納赫萊（Khalil Nakhleh）提出的“巴勒斯坦在占領下發展神話”的觀點，得出結論：沒有政治解放，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重建。
他說：“他們想把巴勒斯坦人安置在類似‘現代貧民窟’的地方——豪華監獄，24小時電子監控和安全監視。任何稍有道德底線的國家都不會接受參與管理現代史上最大的監獄。在沒有政治途徑的情況下資助這個項目，就是在支持漢娜·阿倫特所說的‘絕對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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