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一九四八年深秋，沈陽城破之際，一位曾對回歸部下破口大罵的國民黨將領，最終自己也坐進了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的課堂。在東北軍中資歷頗深的周福成當時作為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曾怒斥被釋放歸來的部下“被他們訓練好了”，如同“高福源一樣回來拉攏”，不僅拒絕相見，還下令將人看管起來。可命運的輪回竟如此迅疾而辛辣，僅僅數月之后，他便成了自己當初所鄙夷、所防范的那類人。
周福成惱羞成怒
人的立場與認知，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鐵板，而是隨境遇與見識流轉的活水。
國民黨六十軍暫編二十一師師長劉潤川，在開原被俘之初，想必也與周福成一樣，滿心疑慮。然而在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的一年學習，卻讓這位昔日的少將師長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一九四八年五月，當劉潤川與副師長、參謀長等四人獲釋，回到沈陽郊區原部隊駐地時，他們滿懷熱忱地想面見軍長周福成，敘說所見所聞，勸說舊部認清形勢。
這種急切的心情，絕非簡單的“變節”二字所能概括，那是一種在對比與思考后，對自身命運與家國前途的重新確認。
劉潤川他們希望見到的，是一個能與舊袍澤坦誠相待的周福成，不料換來的卻是兜頭一盆冷水。
周福成在電話中對著130師師長王理寰的咆哮，不僅暴露了他內心的惶恐，更折射出國民黨高層對于“思想戰”這一無形戰線的極度無知與傲慢。
無人不怕
周福成張口而出的那句“這幾個東西都被他們訓練好了”，以及將之比作高福源的斥罵，表面上看是對部下的猜忌，實則是對自身統治根基的虛弱感的歇斯底里式宣泄。
早在陜北時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被俘后，受紅軍感召，返回東北軍積極宣傳抗日主張，而后有了震驚中外，對中古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西安兵諫。
然而十幾年年過去，周福成們卻依然未能從中汲取任何教訓，反而將這種思想上的吸引力視若洪水猛獸，企圖用隔絕與禁錮來維持軍心的穩定。
周福成下令將劉潤川等四人“看起來，不要和官兵見面”，這種鴕鳥政策與鄭洞國在長春時“凡是被對方俘虜過的，不許他們再回來”的禁令如出一轍。
比起拙劣的周福成和不怎么高明的鄭洞國，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的處置方式顯得更為“老練”。他將劉潤川等人接到總部，表面上好言撫慰，給予禮遇，實際上卻打著“送往南京受訓”的幌子，行軟禁審查之實。
實際上，當年東北地區的國民黨部隊軍事主官們畏懼的從來不是幾個被釋放歸來的軍官本身，而是這些人身上所攜帶的、那套全新的思想觀念。這種觀念對于在黑暗中摸索的普通官兵而言，具有著遠比槍炮更致命的穿透力。
而衛立煌的“禮送出境”，不過是試圖將這零星的火種，從枯草遍地的東北大地上小心翼翼地移走，卻不知，整個時代的大草原，早已星火燎原。
河東河西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沈陽解放的炮聲響起，那位曾對“回歸者”充滿戒心的周福成，自己也成了俘虜，被送入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
在這里，周福成與那些他曾經鄙夷的部下們，成了身份相同的“同學”。他在團里表現積極，迫切希望爭取早日獲釋。這樣的場景，讓人不得不感嘆歷史的黑色幽默。
實際上在解放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國民黨部隊其實占據絕對優勢的，其號稱一度達到500萬部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黨部隊是越打越少，而我們的部隊逐漸增強。而我軍逐漸壯大的軍隊背后，除了有廣大根據地群眾的支持外，我們對于國民黨被俘士兵的對待和處置，也成為我軍后來龐大軍隊兵源的重要部分。
人心是做不了假的。周福成等人千防萬防，卻防不住人心的向背。戰爭打到最后，其實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當全國各地紛紛認識到我軍是正義之師時，那么盡管國民黨部隊看起來依然兵強馬壯，但實際上也只是一只紙老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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