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紅色故事匯】抗戰期間，河源發起“一元獻機運動”

【河源紅色故事匯】

抗戰時期，日機頻襲東江，河源率先構建“疏散—空舍清野—管制”防空體系：行政統籌，機構、學校、民眾定時出城、夜間返鎮；糧食物資分散深藏，交通要道分時段破壞或改航，以鑼聲、汽笛、燈火為號，形成標準化流程，把被動躲閃變主動御敵。

同時，河源發起“一元獻機運動”，學生、華僑、鄉紳、工人日捐一元，購“學生號”“軍人號”戰機，補充前線。

總體而言，這些抗日活動既是應對日機轟炸的應急手段，也是全民抗戰精神的體現，為敵后地區開展防空與防御戰積累了寶貴經驗。

警報響起之前

河源全民筑防

1937年5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河源成立了縣民眾防空協會，并依大綱組建各鄉鎮防空支會，直屬縣會指揮，以鄉鎮長、里長為核心成員，明確會長由縣會委任。支會下設警報、管制、救護、防火、防毒、避難、工務等職能組，配套7支專業隊伍（警報隊、管制隊、救護隊、消防隊、消毒隊、避難管理隊、交通公務整理隊），形成縣、鄉鎮兩級聯動的防空網絡，覆蓋工事修建、設備籌備、人員訓練等全流程。

■河源縣福音堂附近，中國軍隊進行防空演習。攝于1938年，原圖現藏美國南加州大學圖書館。（翻拍）

同時，自5月始，廣東省奉令籌備舉辦防空大演習，于燈火管制、防毒、消防、工務、交通、救護等項舉行演習，并檢視防空設備，于當年10月間舉行。

源城區檔案館現保存著的一份檔案顯示，當局呼吁民眾加強防空防毒意識，并以多種宣傳方式使更多民眾知曉：街頭宣傳、文字宣傳；街頭宣傳包括召集民眾會議、民眾談話會（含民眾業余時間在祠宇或適中廣場舉行；對防空防毒常識盡量解說并須事前通告時間地點，盡可能附以其他節目如唱歌留聲機等以廣招徠）、家庭訪問、個別談話、街頭宣講、故事講述、讀報等。文字宣傳則有小傳單、壁報、標語、《河源民國日報》副刊在宣傳防空防毒期間每日出版防空防毒特刊、舞臺劇、歌詠隊等。

太平街齊興昌是當時河源縣城附近較高的樓房，樓頂曾做過防空警報臺。近年，該樓頂豎起一塊牌子，以作紀念。

這些防空防毒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部分民眾能在警報后快速疏散。1939年12月16日下午一時許，復有日機6架飛來，鑒于當日7時轟炸慘劇，警報甫發，民眾即已遠逃。這6架日機，又投下10余彈，后向東飛去。

但這些措施仍有預警滯后、設備不足、協調疏漏等局限。當日早間，兩架日機突然飛抵，早市行人“爭相走避，第已來不及”，導致30余人死亡、五六十人重傷，反映警報系統反應不足。盡管有組織建設，但面對日機集中轟炸，防御能力仍顯薄弱，如1939年兩次轟炸落彈約30枚，涉及縣學宮、沙邊街等多處，成為“河源有史以來第二次大轟炸”；此前春季轟炸造成死傷200余人。

1940年5月，面對日機轟炸東江的威脅，游擊指揮所及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統籌河源、惠陽、博羅等縣，聯動第三區游擊司令部，強化防空宣傳，勸諭及指導民眾疏散，以期減少空襲損失，體現了區域性的防空協作。

1940年10月中旬，因日機頻繁過境并轟炸，河源縣城警察所針對東江電船鼓輪聲與敵機馬達聲易混淆的問題，制定了輪船到達/開往惠州、老隆的信號：由惠州到達本縣二華里外需鳴汽笛，笛聲為三短三長，老隆到達本境，笛聲為二短四長；開往惠州、老隆的信號又各有不同，避免民眾誤判引發恐慌。

彼時河源各地夏季江河經常發生洪水，1941年粵省制定《各江報汛防汛搶險非常時期暫行辦法》，統籌兼顧，防御東、西、北江及贛江洪患。防汛辦法中，明確圍基閘需兼顧“積極防空”與“消極防空”，將防空納入跨災種防御體系。防汛委員會由第4、第5行政督查區專員及所屬各縣縣長組成，以專員為委員長，各縣縣長為委員，負責執行各轄區內各縣防汛搶險事務。東區方面，第4行政督察區所屬惠陽、博羅、河源等縣；各區防汛會應將下列事項于防汛期前分縣規劃，充實準備，并會商進行及合作方法：1.防汛及搶險經費之籌備；2.搶險材料之購辦與臨時征用及存儲地點與運輸方法；3.搶險工隊之編制及器具之配備；4.圍基閘之積極防空與消極防空之規定；5.各縣區域各河流之防汛搶險聯絡協助事項。

“一元獻機運動”

小城籌錢買飛機

抗戰時期，中國空軍力量薄弱，戰機數量和質量遠遜于日軍，制空權長期被日軍掌握，重慶、湖南等國土包括上期我們已詳細述及的河源等地頻繁遭日機轟炸。面對如此慘況，1940年底，“民國俠女”施劍翹在四川合川縣發起“一元獻機運動”，三個月內，合川縣募集到45萬元，購買了3架戰機。合川的成功引發全國轟動，該運動很快推廣到整個四川，并迅速席卷全國，各界公務人員、商會、鄉紳、工人、農民、教員、學生、海外華僑等均踴躍捐款。廣東地區亦隨之開展“一元獻機運動”。

■1941年11月24日的《河源民國日報》將獻金者的名字及金額一一公布。原件現藏于源城區檔案館。（翻拍）

1941年處于抗戰相持階段，日軍雖放緩正面進攻，但通過空襲對后方進行封鎖和破壞（如河源等地頻繁遭襲），空防成為抗戰的關鍵環節。“一元獻機運動”正是針對這一需求，通過全社會尤其是學生群體的小額捐款匯聚資金，用于購買或制造戰機，直接為空軍補充裝備。盡管“一元”金額微小，但積少成多，形成的“學生號”“軍人號”等專項獻金，通過民間捐輸彌補國家財政在軍事裝備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前線戰機不足的壓力，增強了空中防御和反擊能力。

源城區檔案館收藏的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由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會長李漢魂簽發給今東源黃村崇伊中學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代電（航學字第八五號）》提到，自“一元獻機運動”開展以來，廣東各界積極參與，黨團、軍人等群體分別發起“黨務號”“軍黨號”“軍人號”“劇人號”等獻機活動，形成了“獻機風起云涌”的局面。當時學生群體的獻機活動尚未開展，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專門擬定計劃，推動大學、中學、小學各級學生單獨獻機，分別命名為“廣東大學生號”“廣東中學生號”“廣東小學生號”，并委托中山大學、省立南雄中學、曲江交通小學等發起省內同級別學校共同捐獻，且這些學校已回復同意辦理。學生愛國熱情被寄予厚望，文中強調“吾粵學生界過去愛國運動素具熱誠，而為國人所稱譽，對于此次運動尤宜有所表示”，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其參與不僅直接貢獻資金，更通過校園宣傳、集體捐輸等形式，擴大了抗戰動員的覆蓋面，帶動家庭及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國防建設，形成“人人為抗戰出力”的氛圍。代電中提及“黨團、軍人、戲人”等群體已發起專項行動，學生群體的加入使動員體系更完整，體現了“全民抗戰”的特點。不同階層、職業群體的共同參與，強化了社會凝聚力，打破了“抗戰僅靠軍隊”的認知，讓民眾意識到自身在國防建設中的責任，為長期抗戰提供了精神支撐。約在1941年初，河源成立了縣航空建設支會，兼任主任委員為馬克珊。同年成立河源縣“一元獻機運動”勸募委員會，并在10月簽發了一元獻機獎勵辦法宣傳大綱，簽發人為兼任主任委員吳式均。

1941年、1944年，飽受日機轟炸之害的河源人，借“防空節”舉辦紀念大會，通過獻機運動募集資金，用于購機、充實防空組織，同時以當時政府官員演說強化民眾“防空即抗戰”的意識，形成社會動員合力。

1941年11月21日，為第二屆防空節紀念日。20日下午2時在中山公園民眾演講臺舉行了紀念大會，同時進行獻機活動。是日到會機關學校35所，全體職員、教員、學生及參加民眾共2000余人。設獻金箱1個。河源縣政府有關人士在演說動員時，闡述“在抗戰當中對空防設備至為重要，假使設備完善，可粉碎敵人狂炸和毒殺陰謀，并提出建設新空軍，須大眾獻金，以期加速完成。現行“一元獻機運動”，純為購機，充實防空組織，望各出錢出力，集腋成裘，藉收偉大成果，共增將臨之勝利”。“時雖北風凜冽，聽者均精神興奮，毫無瑟縮之狀，最后高呼口號”，當日獻機團體及個人共捐800余元現金。

源城區檔案館收藏的手寫油印《河源縣一元獻機運動各勸募隊配募表》顯示，河源縣立中學、三江中學、崇伊中學成立有勸募大隊，橋頭鄉、南湖鄉、觀音閣鄉、東埔鄉等鄉的中心學校，以及黃洞鄉、順天鄉、友助鄉、禾溪鄉等鄉都成立有勸募中隊，各有“應勸解募款額”，幾所中學的勸募大隊款額為500元，其余300至1200元不等，以500至600元為多，“每人以獻一元為準，多多益善”。

清野斷糧

讓日軍找不到一粒米

抗日戰爭時期，因日機狂轟濫炸，東江地區（以河源為核心）實施了人口與機構疏散、物資與交通管制以及堅壁清野措施。

在人口與疏散方面約有三項做法：行政與教育機構遷移：1938年10月，紫金縣政府為防轟炸，遷至烏石升車，學校停課并組織全城疏散，將行政與教育核心設施轉移至相對安全的鄉村區域。

民眾分時疏散：1940年6月起，惠陽、博羅、河源、龍川等縣實行“日間出城、夜間返回”制度，每日早晨民眾攜帶生活用品疏散至郊外山地，下午特定時間后返回，絕不聚集市區，以避免無辜遭受損害；商店改夜市營業，夜間燈火輝煌，交易反而比白天更旺。但頻繁疏散導致民眾生活秩序被打亂，日間流離失所，夜間營業雖繁榮，但長期處于“朝出暮歸”狀態，增加了生存壓力。

緊急疏散機制：面對日機突襲，如1939年6月河源縣政府限兩日內完成縣城內外全員疏散；1941年5月敵軍侵擾時，民眾沿東江向觀音閣、古竹等地轉移，形成流動避難點。

當局進行了物資與交通管制，以切斷日軍補給鏈。一是物資轉移與隱蔽：1940年5月，游擊指揮所飭令各縣“疏散物資”，將糧食、火油等重要物資遷移至安全地點；1941年東江各縣因戰事緊張，提前將物資存貯于郊外，避免日機轟炸造成損失。二是交通破壞與調整：1938年冬，廣東省政府下令毀壞全省公路（如惠紫五公路），切斷日軍地面運輸線；1940年起，東江水上交通實施管制，機械船只改在夜間行駛，減少日間被日機轟炸的風險。

1939年8月29日，河源國民軍訓處在中山紀念堂召開各鄉鎮保甲民兵會議，決定演習空舍清野法。演習后，即于9月推行空舍清野法，明確規定了人員分工：少壯參與游擊，老弱退避入山；每戶1名壯丁帶領老幼轉移，半數壯丁留守監視敵情，保甲長率其余壯丁協助軍隊。物資處理方面，將室內一切糧食器材及生活必需之物，遷徙一空；將田野間之禾麥、蔬菜收割凈盡，使敵到時無法給養，無法立足。民眾只攜帶炊具、糧食、寢具等必需品，無法攜帶的豬牛雞犬囚于屋內；收割田野禾麥、蔬菜，堵塞水源水井，破壞不便攜帶的器具，封鎖房屋門戶。演習方面：在聯安、義榮、三社、附城等區域劃定演習區，聯安在阿婆廟，三社在梧桐尖，附城在密石寨。以“打鑼”為信號啟動疏散，確保流程熟練。對民眾應攜帶的生活用品，分七項作了詳細指引。

與此相關的還配套了宣傳與預警輔助措施。1940年5月，游擊指揮所及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加強防空宣傳，指導民眾識別空襲信號。

烽火中的權衡

防空成效與得失

日機轟炸期間的當局種種防御措施取得了較好成效，但亦有相當的局限性。據《香港工商日報》《申報》《大公報》等各報刊載的報道，有積極成效，人員傷亡降低，減少了物資損失，使日軍攻勢受阻。

1940年5月，日機連日偵察河源、龍川，因“疏散得宜，未易給予目標”，僅用機槍掃射，未造成傷亡；1941年7月，嶺東之河源、惠陽、博羅、汕頭、潮安、潮陽、揭陽、海豐、陸豐、興寧、紫金、龍川、連平、龍門等縣，濫擲大量炸彈，縱有傷亡，因提前疏散老弱婦孺，日機雖濫炸但“無重大損失”，未動搖抗戰實力。

物資保全率有所提升。1940年4月6日，日機轟炸東江船只造成40艘船艇損毀，但陸上物資因疏散及時“損失尚難統計”；1941年東江各縣遭轟炸時，因物資已轉移，“絕無貨物遭受損失”。

戰術防御方面亦有成效，堅壁清野使日軍難以獲取給養，如1939年河源民眾收割田野作物、堵塞水源，迫使日軍“無法立足”；汕頭陷敵后，因采取堅壁清野措施，日軍雖占城卻“無所用”，軍事行動受阻。

面對武器精良的日軍，這些防御措施也突出顯示了其局限性。1941年5月，敵軍突襲時民眾“事起倉促，逃走不及”，留城者眾多；向河源等地疏散的民眾遭日機追擊掃射，“死傷頗多”，說明疏散時機滯后，預警機制不夠靈敏。

1939年6月，河源縣政府因日機迭次濫炸，將已判重刑人犯數十名押赴縣屬某地監禁，并派有政警分隊長吳某及隊兵10余名在場看守。囚犯竟趁夜暗毀刑具，破獄沖出，2名值守衛兵猝不及防，所持步槍亦被繳去。囚犯擊斃衛兵并攜槍逃竄，看守隊竟全員畏罪潛逃，暴露疏散中安保管理的漏洞。

河源對空防御設備不足。1940年5月4日至6日，日機轉向轟炸東江江面船艇，40艘船艇損毀、百余人死傷，另有多次水面船艇被轟炸傷亡，說明水上疏散防護較弱；1939年河源縣政府強制疏散后，仍因日機低空突襲造成損失。

資料來源：《申報》《大公報》《香港工商日報》《天光報》《河源民國日報》《香港華字日報》《河源縣志》《紫金縣志》等。

來源：河源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