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一共走出三位上將，兩位當過大軍區司令

提到開國將帥輩出的省份，很多人第一反應都是湖南、四川這些將星如云的地方，很少有人會想到東北吉林。新中國成立后快四十年，吉林在解放軍將星譜系里差不多是一片空白，連一個上將都出不來。整整四十年的空白，直到1988年才被一個朝鮮族老兵打破。

之后每隔十年左右，吉林就會走出一位上將，前前后后一共三位，其中兩位還坐上過大軍區司令員的位置，更巧的是，三個人走的上升路子，居然完全不一樣。

趙南起是這個打破空白的人，老家原來在朝鮮半島，出生的時候還在日占時期，祖父是反日運動的組織者，從小就帶著硬骨頭的基因。13歲那年家里實在過不下去，跟著父母逃荒到吉林永吉，落腳在當地的朝鮮族村落。

日占時期上學要求唱日本國歌，他站在隊伍里死活不開口，老師說講朝鮮語要罰款，他偏每次回答都講朝鮮語，罰了一次又一次從來沒低過頭。最后被逼得退了學，連私塾都沒能保住，日子過得看不到頭。

日本投降之后，東北民主聯軍開進了他住的岔路河，18歲的趙南起立刻接上了線，還主動把自己攢的自衛隊交給了組織。他給部隊籌糧，跑了八個村子兩百多戶人家，愣是籌出二十五萬公斤大米，這個數字把上級指揮機關都驚著了，一下子就記住了這個朝鮮族小伙子。

后來周保中親自接見他，送他去東北軍政大學學習，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跟著志愿軍入朝，一口流利的朝鮮語成了最大優勢，在中朝兩軍和后勤部門之間穿梭協調，干的全是別人干不了的活。也正是這段時間，洪學智看中了他的后勤天賦，一直帶著他走。

回國之后他回到吉林扎根，一步步熬到延邊州委第一書記，當時延邊民族關系緊張，積累了一堆矛盾等著處理。他就拿著一個原則辦事，一碗水端平，不管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偏，不到半年就把局勢穩了下來，這個做法后來還被中央組織部推廣到全國。

再后來他被洪學智點名調到總后勤部，沒幾年就接了洪學智的班，1988年恢復軍銜制，第一批十七位上將里，就有趙南起的名字，他也是這批上將里唯一一個少數民族上將。從逃荒的農村少年到中國軍隊后勤系統的最高負責人，他整整走了四十三年。

1988年趙南起授銜的時候，另一個吉林永吉人已經在西南大軍區熬出了頭，他就是陶伯鈞。陶伯鈞比趙南起小十歲，是正兒八經的炮兵出身，14歲就參了軍，從炮兵排長開始干，一步一個腳印走了三十多年，全靠本事往上爬，一點捷徑都沒走。

真正讓他進入上級視野的是中越邊境戰爭，炮兵拼的就是精準和數據，陶伯鈞打出的成績沒得說。百萬大裁軍中他不僅沒被裁，反而得到了提拔，調到成都軍區當了參謀長。

當時成都軍區班子里全是從戰場上拼出來的名將，傅全有、廖錫龍都在這個班子里，陶伯鈞當這個參謀長，就是整個班子的“大腦”，負責把司令員的戰略變成可執行的方案。能給這群名將當大腦，本身就是對他能力最好的認可。

后來他調任廣州軍區，1996年當上了廣州軍區司令員，正好趕上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兩件大事，組建駐港、駐澳部隊的任務就落在了他肩上。這件事全世界都盯著，半點錯都出不得，從選兵訓練到法律培訓，從營房建設到指揮體系，全部都要從零開始搭。

駐港部隊進駐那天，整個隊伍整整齊齊，沒有一點差池，給全世界交了一張滿分答卷。1998年陶伯鈞晉升上將，這個時間點正好卡在香港回歸之后、澳門回歸之前，他的晉升本身就是這個大時代的注腳。他在司令員位置上干了六年，200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第三位吉林出身的上將，是2010年晉升的王國生，吉林大安人，2007年他接任了蘭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他的大專學歷在當時的高級將領里挺少見，能坐到這個位置，全靠幾十年基層實打實的積累。

21歲參軍之后，他在第六十四集團軍干了將近三十年，從團長一步步熬到師長，后來又調到第四十集團軍當副軍長，能跨集團軍歷練，本來就是上級對他能力的認可。沒幾年他就當上了第四十集團軍軍長，之后又跳級升任蘭州軍區參謀長，蹲了四年多就接了司令員的位置。

蘭州軍區管著西北五個省區，防線綿延幾千公里，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對指揮官的能力要求比一般軍區高得多。王國生在這里一坐就是五年，把轄區防務打理得穩穩當當，2010年順利晉升上將，成了吉林走出的第三位上將，兩年后就屆齡退役了。

三個上將，三條完全不同的成長路徑，對應三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節點。吉林當年沒出開國將帥，不是這塊地方出不了人才，是當年的歷史條件擺在那，土地革命時期遠離核心根據地，又長期被日偽統治，確實沒那個培養將領的土壤。

機遇來得晚，不代表不會來。每隔十年出一個上將，這個安靜又有力的節奏，就是吉林給歷史交的答卷。三個吉林人，用不同的方式，走到了中國軍隊的最高軍銜行列，他們的故事，早就超出了地域的局限，刻在了共和國的歷史里。

參考資料：人民網 吉林省三位上將成長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