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鄉村教師，在給學生寫“下水文”的過程中愛上了寫作 | 鄭欲翔

本文為作家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紫金竹》后記

《紫金竹》這部小說終于出版了，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書。

還記得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我的PET-CT報告出來了，離開醫生辦公室，我睜大眼睛讀了三遍報告上的結論，確定醫生所說“不是癌癥”的話沒有騙我。那時，那地，我突然有種死里逃生的感覺，心底莫名地產生一種沖動：寫點東西，為自己在風雨中走過五十年的人生獻禮——以文學的方式給自己一個交代。

寫什么？腦子里跳出兩種選擇：鄉村教師或留守兒童。自己在鄉村教師崗位上摔打了三十年，有一些感悟，就寫寫鄉村教師。

1993年鄭欲翔（第二排右三）跟老南小學六年級師生合影

用什么文學形式裝載這些感悟？如此繁雜的感悟只有長篇小說這個筐才盛得下。一個勉強活著的人要寫長篇小說？我猶豫過，是“想寫的沖動”促使我作出決定：寫！

寫作過程中，多次被頸椎病弄得天旋地轉，停下來用雙手搓揉僵硬的脖頸時，會問自己：花幾年時間敲打出幾十萬字，連出版的機會都沒有，值得嗎？心底的沖動給出了答案：沒寫出來談什么值不值，先寫出來再說。

“沖動是魔鬼。”這句話我說了很多年，成了完善自我的信條。今天，我想做一個補充：就寫作而言，沖動是個好東西！沒有沖動，我寫不出《紫金竹》這部長篇，我應該感謝沖動。

有時會問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份沖動？這份沖動怎么會有這般韌性？曾經給出許多答案，可那些答案連自己都不相信。

上圖：30年前的老南小學。下圖：現在的老南小學。

2025年，4月的北京柳絮紛飛，我到作家出版社開改稿會。會議間隙，責編田小爽老師問我：“你為什么對教育有如此深的情懷？”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我希望他們可以靠讀書走出大山。”會后想起這個情景，我問自己：這個答案是否太矯情？是否矯情我不知道，但我找到沖動的根源：我骨子里希望鄉村孩子可以靠讀書走出大山，我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沖動，來自于這份濃得化不開的情懷。

我不但希望學生可以靠讀書走出大山，還有讓學生考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野心”。三十年過去了，培養出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的夢想還沒實現。為了離夢想更近一點，有社恐傾向的我，鼓足勇氣向一個陌生的教授求助：北大的叢治辰教授是改稿專家之一，改稿會間隙，我向他發出幫我預約參觀北大的請求，叢教授非常熱心地幫了我。回到學校，跟學生分享我在北大拍的圖片、視頻，學生眼里放出的光，激活了我幾近破滅的夢想。

學校都在大山里

開始構思這部小說時，我給主人公王秋初設定了一條“在困難的叢林中砥礪前行”的路子。

1989年至2019年這30年，國家實現了讓包括鄉村孩子在內的所有孩子“有學上”的目標，這肯定要載入史冊的；讓包含鄉村孩子在內的所有孩子“上好學”，這是史詩級的目標。這30年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小說以近乎紀實的方式寫了30年間中國鄉村教育經歷的那些“大事”：民辦教師、中師生、九年義務教育、大中專畢業生不包分配、讀書無用論、留守兒童、撤并校點、民辦學校、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人物故事就在這些“大事”中鋪展開。

主人公王秋初在鄉村學校經歷了環境之苦、生活之苦、工作之苦以及找對象難、治病難、孩子上學難、購房難、復雜的人際關系等苦難。多少次可以往“高處”走的他，始終選擇駐守在鄉村學校這個“低處”，堅守“讓大山里的孩子靠讀書走出大山”的初心。其身上散發出“一心只盼學生好”的人性之光。王秋初這樣的鄉村教師的偉大之處在于：身處社會底層，活得如此艱難，卻選擇了奉獻。

初稿完成后，經歷過多次修改，我始終堅持“在困難的叢林中砥礪前行”這個調子——這是30年間鄉村教育最真實的現狀，應該被人們看到。

小說中的王秋初，在困難的叢林中砥礪前行；寫小說的我，在困難中爬行。

鄭欲翔（右三）2026年4月在家訪

我是個鄉村中學語文教師，教學任務繁雜，只能利用零碎的業余時間斷斷續續地寫。每次動手寫都要讀前面寫的內容，進入情境才往下寫，這要耗費大量時間，寫得很慢；有時進入寫作狀態，卻不得不停下來去上課、開會、迎檢……等到有空坐下來接著寫，難以找到先前那種較好的狀態。這種遭遇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是很痛苦的。屢次重續寫作狀態或多次丟失最佳寫作狀態，對一個寫長篇小說的人來說，是種災難。我多次設想：若寫作時間寬裕一點，這部小說的氣脈應該會旺盛一點。

鄉村教育在那里，但它不是孤立地存在。

王秋初、印章、周福道這三個中師生在大竹棚小學相遇。后來，印章調到縣城小學，王秋初調到鄉鎮中學，周福道堅守在大竹棚小學。讓他三人“各自為陣”，是刻意安排：周福道所在的鄉村小學和王秋初所在的鄉鎮中學，地域上代表了完整的鄉村教育——如果只有鄉村小學，或只有鄉村中學，都不是完整的鄉村教育。讓印章調到城里的小學，給鄉村教育一個參照點，多一個審視鄉村教育的視角。

小說敘事空間以滇西鄉村學校為主，但也寫到省城和北京，寫到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樣設計的目的：多一個回望和審視鄉村和鄉村教育的視角；在“大局”中審視鄉村教育，會看得更準一些。

作品在修改中完善，我在改稿中成長。

初稿完成后，我曾天真地認為：主體工程已結束，后面穿衣戴帽般裝飾一下即可。可現實遠非如此——

初稿的題目是“紫金竹教棍”，二稿時改為“人往低處走”。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后，一度改為“紫金竹之歌”，最后定名為“紫金竹”。投稿時42萬余字，在責編田老師、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胡軍老師的幫助下，刪減了10多萬字。改稿會上，石老師、郭老師、宋老師和叢老師四位專家提出很多修改建議。

因為是第一次去北京，改稿會結束后，我在北京停留了兩天，可改稿的事一刻也不敢耽誤。在北大、清華的校園里，在八達嶺長城上，從北京返回云南的飛機上，我以反芻的方式消化幾位專家的改稿建議，每有領悟立即拿出手機記錄，并在筆記本上寫修改方案。鄰座那位帥哥碰了碰我，我才知道空姐在問我要不要飲料。

我第一次參加改稿會，沒有經驗，事先只準備了筆和筆記本。盡管會上努力記錄著專家的建議，但難免掛一漏萬。會后，責編田老師將其用錄音筆錄下的專家建議給了我，我得以全面梳理幾位專家給我的建議，讓作品修改更有針對性。

經歷漫長的改稿過程，我有個感受：寫長難，寫短更難。寫長篇小說，我一開始擔心寫不長，后來擔心寫不短。現在我有一種想法：能用30萬字寫出來的作品，就不要弄出35萬字來。

寫然后知不足。這幾年，我在寫作品、修改作品的過程中，對自己的閱讀做了些反思：我以前也讀了幾本書，只是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在閱讀，沒有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去閱讀，錯過了“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月亮”的機會。今后，我會以“閱讀者”和“寫作者”的雙重角色去閱讀別人的作品。這對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應該會有幫助。

上圖：30年前的丙麻中學。下圖：現在的丙麻中學。

小說完稿后，我看到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征稿啟事，初讀時覺得自己高攀不起，讀到第三遍時，受“我們推崇生活在山鄉、成長在山鄉，親歷山鄉變化的山鄉人寫山鄉事，以文學記錄時代，呈現山鄉巨變，書寫偉大人民”等語句的鼓舞，壯著膽子把稿件發到指定郵箱。很幸運，作品被田老師從“自然來稿”的稿件中篩選出來。

我是一個扎根祖國西南邊陲的鄉村教師，是在給學生寫“下水文”的過程中愛上寫作的，就文壇而言，我是草根。作品能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并順利出版，得益于中國作協、作家出版社及責編田老師對我這個基層文學愛好者的扶持，得益于各位專家的幫扶。我衷心地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