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一個現象：中產返貧三件套，已經升級為六件套了！

無獨有偶，這些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科技變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當前的世界兩極分化，不僅是窮人越窮、富人越富，更重要的問題是中產階級的消失。

而在2026年的當下，中國中產面臨的困境更為具體——曾經被當作段子的“中產返貧三件套”，早已升級為六件套，成為壓垮無數家庭的稻草。

伴隨ChatGPT等新一輪技術革命，最突出的問題在于降低了對白領數量的需求：分析師能寫的PPT，機器也能寫；會計能做的報表，機器也能做；咨詢師能分析的股票，機器也能做。那么，這個時代還要白領做什么呢？這種職業危機，疊加中產自身的認知誤區，讓返貧風險進一步加劇。

上個月，招行發布了年報，有個數據挺有意思：三類客戶中，只有一類客戶的戶均存款在減少。2022年，招行“金葵花客戶”的戶均資產減少了2萬元，而私行客戶和普通客戶的戶均存款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而“金葵花客戶們”正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這一數據背后，是中產家庭資產縮水的普遍困境，而中指研究院的數據更令人揪心：2025年全國掛拍71.9萬套法拍房，平均折價率74.1%，意味著房子降價三成仍難出手，不少高杠桿買房的家庭陷入“負資產”窘境。

富豪們享受著全球放水下的貨幣狂歡，年輕人喊著“不婚不育保平安”，而加杠桿買房的中產們，卻只能承受“失業、斷供、逃離北上廣”的“中年危機三件套”。

曾經的大廠驕子們，如今面臨“降薪”和“畢業”二選一；VC們從投項目快進到投簡歷；失業的保時捷和奔馳車主，正忙著在網約車平臺搶訂單。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至2021年房地產狂熱期流傳的“中產返貧三件套”——高杠桿買房、太太全職在家、孩子讀國際學校，如今又添了三個新坑：高息理財陷阱、跟風裸辭創業、為面子大方借錢，六件套湊齊了三四樣，家庭基本就站在懸崖邊上。

全世界中產階級們，都被吹得東倒西歪了嗎？中產階級更像是消費主義的一場夢。各大機構對中產的劃分標準，收入要求相差巨大。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這就給商家們發揮的空間，消費主義語境下的中產階級就此誕生。這種虛幻的定位，讓很多中產盲目追求“標配”，最終踏入返貧陷阱。

在鋪天蓋地的廣告語下，各大品牌使出渾身解數，給人們編織了一個美好的“中產夢”，讓無論是收入10萬、20萬、30萬的白領們，相信只要穿上Lululemon、拎著LV、開著BBA，自己就是中產階級的人士。

可這種靠消費堆砌的體面，背后往往是高杠桿和高風險，房貸占家庭收入超40%、配偶全職在家失去收入備份、為精英教育掏空積蓄，這些看似“中產標配”的選擇，在經濟下行期都可能成為致命一擊。

但實際上，哪有什么中產階級？按馬克思的理論，有一部分人群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依附于大資本，獲取了超越底層無產階級的財富，被稱為“中等階層”。

但他們并不掌握任何生產資料，本質依然是無產階級。因此，所謂的“中產階級”，不過是用來分化無產階級的一個虛幻概念，它們就像泡沫一樣，一觸即破。這一點，從日本和美國的中產崩塌史中，就能找到清晰的答案。

世界各地的中產非常容易滑落。戰后的日本，在經濟騰飛和終身雇傭制的背景下，近90%的國民在民營調查中表示自己已經躋身“中產階級”。興奮的日本人還為此發明了一個新詞，“一億總中流”。工薪一族陷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迷夢，LV皮包、愛馬仕圍巾等奢侈品被視為躋身中產階層的成人禮。

巔峰時期，日本人均擁有14個LV皮包，92%的女性都擁有一支屬于自己的LV。中產們大膽借貸，80年代的日本，消費貸增速比GDP增速還高，人均6張信用卡。

而日本中產們后來如何了呢？《2010中流階級消失》《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等書紛紛問世。2006年，大前研一提出概念“M型社會”，他寫道：“你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你可能已經從中流階級淪落到下流社會而不自知。”

同樣的中產返貧的故事也發生在美國。在美國，中產階級是收入負債比最高的群體。2001年到2007年，負債增長最快的就是中產階級家庭。

2008年次貸危機，最先崩潰的自然也是中產階級。中產們在金融證券和房地產上壓了全部身家，然后在危機中血本無歸，還在裁員浪潮中失去工作。

彼時，美國拯救中產階級的呼聲不絕于耳，但次貸危機后，政府的救市資金幾乎全用于挽救“大而不能倒”的大銀行、大財團。危機從來只是中產的危機，對于頂尖富豪而言，這不過是一個低成本吞并小資本的絕佳機會。

而當下中國中產的返貧困境，與日美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除了高杠桿買房，配偶長期不工作、精英教育回報率衰減，這兩個老坑依然致命。

全職太太重返職場難度極大，家庭單引擎收入結構在裁員潮面前不堪一擊；2025年回國求職的留學生中，碩士占比高達80.9%，海外商科碩士回國起薪甚至不如985畢業生，掏空積蓄的教育投入往往得不償失。

更隱蔽的三個“新坑”，正在悄悄收割中產。

2026年，四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僅0.95%，焦慮的中產追捧年化6%以上的高息理財，卻遭遇私募暴雷、數字資產理財跑路；中年裸辭跟風創業，尤其是餐飲加盟，2024年至2025年8月全國餐飲閉店654萬家，大廠裸辭開奶茶店的多數撐不過一年；為面子借錢充大方，借出去的錢要么撕破臉要么打水漂，成為壓垮斷供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些坑的背后，是2025年末商業銀行凈息差降至1.42%的歷史低位，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被動調整，更是中產財富思維與時代發展的脫節。

當我們還在討論中產是否分崩離析、走向下流化時，奢侈品集團們早已率先做出了他們的判斷。疫情3年，奢侈品們紛紛調價，就為了篩選“真富豪”、勸退普通人。

在去年4月一份廣為流傳的會議紀要里，LVMH更是直白地為核心高凈值人群定下一個堪稱苛刻的門檻：個人年收入300萬以上，或家庭年收入1000萬以上。至于年入100萬的大廠白領、陸家嘴的金融精英、寫字樓里的都市白領們，都是要被剔除的“無收入人群”。

但如今經濟下行期間，天平悄然開始傾斜，奢侈品集團們決定犧牲前者、討好后者，畢竟，賺有錢人的錢，才能更加有錢。這個道理，是奢侈品集團早在幾十年前就從日本中產階層的集體崩塌中學到的。

高端消費大漲的背后，是經濟波動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2022年，全球最大的100家奢侈品公司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同比增長21.5%。

當法國人民為抗疫延遲退休而罷工游行、沖進LVMH集團總部時，巴黎CAC40指數剛剛創下歷史新高，LVMH、歐萊雅、開云、愛馬仕四家公司總市值接近1.04萬億美元，占該指數的1/3。

豪車市場也是如此，法拉利去年凈賺近9.39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中國人買保時捷，買出歐洲10年最大IPO。疫情的前兩年，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是此前20多年的總和，每隔30個小時就會誕生一個新的億萬富豪，但也有將近1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

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人士暴增，而中產精英們奔著漲薪前往新加坡，酒桌上的兩輪茅臺還沒下肚，就被飛漲的物價卷到匆忙逃離，徒留一句臨別感悟：“舒服是留給超級有錢人的。”

新世紀初，社會學家三浦展用“下流社會”來概括日本的階層狀況：大量中產階層在“父母是中流、孩子是下流”的代際交替中緩緩向下流動，人們生活溫飽但不寬裕，用低欲望和廉價消費來自我麻痹。

與“下流社會”一同流行的，還有“格差社會”“M型社會”等等詞匯。這些概念的背后，是同一句潛臺詞：富人愈富，窮人愈窮，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同樣的魔咒，如今正在全球范圍內生效，只不過換了個更新鮮的說法——K形復蘇。其實中產破局并不復雜，核心就是去杠桿、留現金、強技能。房貸月供別超家庭收入四成，保留12個月應急現金，配偶保持再就業能力，投資守住認知邊界，教育回歸理性，這才是不確定時代里的確定性。

電影《饑餓站臺》的臺詞成了真實生活的寫照：“世界上有三種人，上層人、底層人，以及正在下墜的人。”一個比這更加殘酷的事實是，貧富差距與階層鴻溝只會越來越大，根源就在于財富積累的方式不同。

普通人靠打工賺錢，出賣勞動力和時間，決定了收入的上限；有錢人就可以用錢生錢，靠資產配置實現無限增長。辛苦奮斗的百萬年薪，可能還不如別人的余額寶利息。返貧從來不是運氣問題，而是認知問題，擺脫消費主義綁架，守住自身節奏，才能在周期浪潮中穩穩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