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至19日,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承辦的“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成都舉行。本屆論壇是自2014年創辦以來首次落地成都,論壇由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協辦,全球經濟治理五十人論壇和重塑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提供智庫支持。
論壇核心對話環節精彩紛呈,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攜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圍繞“變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這一核心議題展開高端研討。嘉賓們直面國際地緣沖突、債務高企等多重現實壓力,結合人工智能(AI)技術革新、全球人口老齡化等時代特征,研判全球經濟走勢,共同探尋全球金融行業穩健發展的可行路徑。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主題論壇上,在重塑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董事兼創始人馬克·烏贊的主持下,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卓奧瑪爾特?奧托爾巴耶夫等嘉賓進一步圍繞金融秩序穩定、多元貨幣格局發展及全球貨幣秩序重塑等核心議題展開討論。
全球經濟發展如何演變?
當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凸顯,全球經濟增速由2025年的3.4%下調至2026年的3.1%(預計),國際原油價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主要經濟體政府債務率逼近100%警戒線。在增長放緩、通脹反彈、財政高赤字的宏觀背景下,地緣沖突帶來的負面外溢效應成為市場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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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對話現場 圖片來源:活動主辦方
高端對話環節中,朱民就地緣風險持續惡化背景下的全球經濟演化路徑向嘉賓發問。
邁克爾·斯賓塞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體系隱患點增多,極易觸發系統性風險,整體脆弱性持續攀升。各國決策考量中非經濟因素占比不斷抬升,若波斯灣地緣局勢進一步惡化,或將加劇能源價格震蕩、引發能源供給短缺,進而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針對“后沖突時代”的經濟特征,白川方明表示,新冠疫情、地緣沖突等多重沖擊反復擾動全球供應鏈,這種對供應鏈的擾動已由短期臨時性沖擊轉為長期常態化風險,各國央行在宏觀決策中需保持審慎態度。
談及全球貨幣體系風險防護,白川方明重點提及貨幣互換機制的應急價值。他坦言,2008年推行日美貨幣互換額度是其任職日本央行行長期間最重要的政策決策。在地緣風險催生的潛在危機中,貨幣互換機制的實際作用仍有待進一步驗證。目前,美國、歐洲、中國等主要經濟體的貨幣互換體系仍不完善,現有互換協議的抗風險能力還需在未來危機中接受檢驗。
此外,白川方明還警示需防范財政政策擠壓貨幣政策的風險,央行獨立性一旦弱化,將造成宏觀調控方向偏離。
多位嘉賓共同認為,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市場研判與宏觀評估應當保持審慎客觀,理性看待全球多重不確定性風險。
AI對勞動力替代影響幾何?
在地緣風險持續壓制全球經濟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亮點。
邁克爾·斯賓塞認為,人工智能具備強勁發展潛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沖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經濟沖擊,有效提振勞動生產率。但他同時坦言,技術紅利能否充分釋放、能否緩解高債務和低增長等結構性壓力,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朱民指出,中美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呈現明顯差異化特征:美國聚焦底層基礎模型研發與技術監管體系搭建,中國則更加側重技術普及與產業落地應用。邁克爾·斯賓塞對此表示,人工智能的長遠發展不僅依賴高端模型研發,更取決于技術產業化落地與行業滲透能力。
在邁克爾·斯賓塞看來,中國人工智能應用布局清晰、推進節奏明確,已廣泛賦能金融以及制造等實體行業;反觀歐美地區,尚未形成統一、明確的產業發展規劃。他還提出,當前,全球前沿大模型研發集中于中美兩國,其余經濟體雖可接入并使用相關技術,但技術落地轉化能力已然成為行業競爭關鍵。
結合日本人口現狀,白川方明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國別差異化影響。他表示,受制于人口負增長,日本勞動力長期短缺,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反而具備正向作用,勞動力替代沖擊對日本經濟影響有限。他強調,人口結構變化將直接作用于生產效率,各國需重視人口與生產率之間的聯動關系。
此外,邁克爾·斯賓塞提醒,人工智能應用需理性把控邊界。盡管AI能夠緩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難題,但快速發展的具身智能仍存在潛在風險,行業需規避技術濫用,持續探索人機協同的合理模式,明確人工智能在社會體系中的適配定位。
朱民總結,人工智能的深層影響不止于就業崗位的增減,更將重塑就業結構與社會運行體系,需從宏觀視角綜合研判技術變革帶來的長期影響。
全球貨幣體系重構難度升級
布雷頓森林體系構建了非對稱的國際貨幣格局,該體系將制度紅利與貨幣特權集中賦予美國,依托美元與黃金掛鉤、他國貨幣錨定美元的機制確立了美元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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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主題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活動主辦方
與會嘉賓判斷,當前全球貨幣體系仍處于調整階段,演化路徑與重構方向尚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卓奧瑪爾特·奧托爾巴耶夫表示,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完善資本市場機制、搭建金融機構、確立標準化規則,在一段時期內維持了金融體系平穩運行。他指出,市場對美元體系的認可,本質源于長期建立的信用機制,而非貨幣本身。
在他看來,當下全球博弈維度不斷延伸,競爭不再局限于經濟、軍事領域,支付系統、外匯儲備、數字貨幣及金融架構成為各國博弈的核心賽道。掌握全球信用體系管控能力,即可在國際金融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
土耳其前副總理阿里·巴巴詹表示,土耳其等經濟體高度依賴金融穩定、暢通貿易渠道以及危機應急流動性。當前金融工具武器化態勢加劇,單邊金融制裁、交易限制等措施不斷消耗各國外匯儲備,破壞國際互信,進一步放大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針對全球貨幣改革方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施康梳理了中國改革路徑:一是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跨境貿易與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二是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為新興經濟體補充流動性;三是審慎有序開放資本賬戶,增加境外人民幣資產供給;四是推廣特別提款權(SDR)應用,推動多元貨幣體系完善。
三十人小組(G-30)董事會名譽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長雅各布·弗蘭克爾評價稱,當前全球治理共識缺失,貨幣體系重構難度加大。全球治理碎片化背景下,外部風險與債務壓力疊加,單一經濟體無法獨立抵御沖擊,單邊發展模式將加劇經濟脆弱性,全球風險防控形勢愈發嚴峻。
與會嘉賓較為一致地認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重構進程受阻,金融博弈加劇,全球亟需完善多元貨幣體系,以化解治理碎片化與金融工具武器化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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