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錢”規則：張之洞與慈禧的“兩元”暗戰

文│劉磊

清中期之后，其統治整體上呈現頹敗之勢，內憂外患，變局叢生。故而，從維護清廷的角度觀察，有所謂“中興四大名臣”之說，其中曾國藩締造湘軍，李鴻章創建北洋，左宗棠收復西北，皆為軍功顯赫的人物。另一位名臣張之洞，除了以推行洋務和東南互保等事跡，與上述三者齊名之外，還在中國近代貨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縱觀張之洞的一生，與“錢”打交道的事跡頗多，留存于史料的相關記載也不少，究其原因，緣于他深度參與了中國近代的幣制改革和造幣事業，且在每個關鍵節點處，都有其身影出現，可謂“一個南皮張香帥，半部近代貨幣史”。

無標之準

張之洞

千里奔波，馬不停蹄。張之洞調任嶺南總督兩廣，其實與造幣和幣制一點兒關系也沒有，他就是來“救火”的——解決中法戰爭（ 1883-1885 ）中清軍屢戰屢敗的不利局面。張之洞沒有辜負朝廷對他的期望，憑借著主要靠“動嘴”的清流領袖身份，積極主戰并多有籌謀，最終靠“動手”結束了這場晚清時期唯一獲勝的大規模對外戰爭。作為前線軍政主腦人物的張之洞，在“忠”字上固然穩穩過關，在“能”字上亦加分不少，使得清廷中樞對于其奏請多有恩準，其中就包括請求設立廣東錢局“擬以新法鑄造銀銅錢幣”。

談到廣東錢局，就不能不提如今在錢幣收藏界大名鼎鼎的“廣東七三反版”和“廣東七二反版”系列銀元。對于初涉錢幣鑄造和貨幣發行領域的張之洞而言，上述系列銀元無疑兼具首創和試驗雙重性質，既無前車之鑒，亦無法定之衡，在無“標”可循的情況下，一切被后世定為“準”則的東西，其實都是靠著“摸石頭過河”探索出來的。因此，在廣東省造系列銀元“孵化”時期的兩個細節，是值得后人思考和推敲的。

廣東錢局造幣廠舊影

孰“正”孰“反”。所謂“廣東七三、七二反版”，系指廣東錢局最初生產的兩套銀幣，正面皆以英文環繞漢字和滿文，背面則用漢字環繞蟠龍圖案，與后來大量生產、流通的廣東省造光緒元寶系列銀元，存在正背面外圈的英文與漢字互換位置的情況。其后，各省設立的銀元局，甚至清政府的中央造幣機構，所鑄銀元之圖文設計，都是從清廷批準的“廣東省造光緒元寶七錢二分系列銀元”上“抄作業”。由于這些銀元流通廣泛，加之有清政府權威背書，故而后人都以流通版為“正”，試鑄版為“反”。但是，對于張之洞而言，當初親自拍板發行的“廣東七三”系列銀元和呈送御前審閱的“廣東七二”系列銀元，幣面圖案就是他心中的“正版”——正反兩面都有本國文字乃是國際通例，如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鷹洋等皆是這般設計。既然廣東的機制銀元系仿制西洋銀元，并希圖與其混合流通、取而代之，對于主事者張之洞而言，當然需要有樣學樣，越像越好，“反正”商民能夠接受、使用就好。至于戶部在廣東錢局的第二批產品——“七二”系列銀元送審的時候，才提出中外文字集于一面、洋文環繞皇帝年號與體制不合的說法，只能理解為朝廷中樞機構對于維護帝王尊嚴的意識更強罷了。

“廣東七三反版”銀元

孰“輕”孰“重”。目前，近代貨幣研究和錢幣收藏領域通常認為，張之洞最初奏請鑄造發行的“廣東七三反版”系列銀元，其主幣重量定為庫平七錢三分，是希望在重量上壓過當時市面流通最廣的“番洋”——墨西哥鷹洋，以便抵制并驅逐之。作為廣東錢局的創辦者，張之洞對首套銀元的重量、成色等方面的籌劃，肯定參與了討論并最終拍板定案。那么，張之洞自1884年6月奉詔來粵，到1899年8月調離兩廣的五年多時間里，作為文武大員中第一個奏請設立近代機器造幣機構的“吃螃蟹者”，以其老成務實的行事作風，必會派員調查廣東市面流通的外國銀元情況。因此，張之洞一定了解到廣東錢局的產品將會遇到的主要競爭對手——明代中晚期流入的西班牙本洋和1823年開始鑄造發行的墨西哥鷹洋（通常重27.07克，約合庫平七錢二分六厘），以及1870年開始鑄造發行的日本龍洋（通常重26.96克，約合庫平七錢二分三厘）、1873年開始鑄造發行的美國貿易銀元（通常重27.22克，約合庫平七錢三分）、1885年開始鑄造發行的法國貿易銀元（俗稱坐洋，通常重27.215克，約合庫平七錢三分，1895年后減重至27克）。

墨西哥鷹洋

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法戰爭的前線軍政大員，張之洞搜集了大量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情報，其中就包括出使英法的曾紀澤，于光緒五年（1879）寫就的奏章內容，“法國現鑄造大元銀錢，用之于安南等處地方，并擬用之于附近各國”。此外，張之洞的幕僚鄭觀應在戰爭期間曾潛伏在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和金邊（今柬埔寨金邊市）等法屬殖民地，其提供的情報中也包括法國殖民地當局鑄造貨幣等信息。

因此，張之洞對廣東錢局首套銀幣重量的設定，究竟是想要在幣值混亂、番洋橫行的廣東地面上與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鷹洋等分出高下，還是對標法國人“擬用之于”中國的“坐洋”，防止其以重量上的優勢成為“鷹洋第二”呢？這個問題也許永遠沒有答案。

不過，當“廣東七三”系列銀元遇到“虧耗重”而“流通滯”的問題后，張之洞聽從外商的建議，迅速將銀幣標準向商民慣于接受的、重量接近庫平七錢二分的墨西哥鷹洋靠攏。由是觀之，張之洞更加在意的，應該是廣東錢局鑄造的銀元能夠在日常交易中獲得商民認可，從而占有更大流通份額，而非在重量上與“洋銀”論短長。

非誠之忠

湖北銀局造幣鍛壓機

光緒三十年秋，張之洞向朝廷上奏折，要在湖北試鑄一兩銀幣。滿朝官員都大吃一驚，只有慈禧笑而不語。

三年之前，清廷頒布《變法詔書》，拉開了晚清新政的序幕。一年之前，朝廷根據施行新政的宗旨，擬訂《整頓圜法章程》，開始就未來國家貨幣的主幣單位征求意見。當時，距離張之洞籌建廣東錢局已經過去了16年，距離他主辦湖北銀元局也已經過去了8年，而上述兩地錢局鑄造的、以庫平七錢二分為主幣的系列銀元，約占大清自鑄龍洋市場流通份額的三分之一，在兩廣、兩湖、川、贛、豫等省份廣受歡迎，廣東省造一錢四分四厘銀幣（即俗稱的雙毫銀元），甚至是華南地區小額交易的標準貨幣。因此，若說朝中大員、各地督撫哪個最懂造幣最懂幣制，張之洞恐怕是當之無愧的人選。

自從《整頓圜法章程》頒布之后，朝廷和地方的官員就迅速化作兩個對立的派別，一派支持“兩”制，認為銀兩制度是中國沿用已久的傳統，國家賦稅、財政統計都以“兩”為單位，“祖宗之法”豈可隨意改變；一派支持“元”制，即以庫平七錢二分作為主幣標準的“元（等同于西方近代銀幣的ONE DOLLAR），如此既可在對外貿易、關稅征收上與國際接軌，又可以順應行之已久的商民交易習慣，也符合《變法詔書》中提到的“取外國之長”的新政宗旨，可謂一舉三得。這就是清末幣制改革中著名的“兩、元之爭”。

湖北本省光緒元寶七錢二分銀元

要斗爭就要有斗爭策略。獲得官場上重量級人物的支持，很快成為“兩”、“元”雙方共同的目標，而張之洞就是那些“重量級人物”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張之洞眼都不眨地站隊“兩”派，令一直他抱有莫大期望的“元”派倍感失望——你在廣東首創官辦機制錢局用的是全套西洋機器，你鼓搗出的“廣東省造七錢二分”系列銀元現已成為全國機制銀元的范例，你在湖北主政期間又造出數量巨大的“湖北省造七錢二分”系列銀元通行各地，你你你，你這個“濃眉大眼的家伙”怎么就突然叛變成為“兩”派了呢？

其實，張之洞自己比“元”派諸人更加驚訝——我可從未改變，爾等切莫將老夫當作同道中人。從思想上看，張之洞確實屬于保守派，始終堅持“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的皇權專制，在維新變法期間撰寫《勸學篇》肉麻地吹捧清廷統治；從政治上看，張之洞的仕途始終伴隨著慈禧的提攜和推動，屬于鐵打的“后黨”大將，不僅在廣東搞機制銀元得到慈禧的默許和支持，就是在庚子國難時期參與震驚中外的“東南互保”也沒有被追責；從施政上看，張之洞屬于靈活的兩面派，即采取“中體西用”式的辦事風格，只要能夠維護封建帝制和倫理綱常，他就可以學習西方鑄造機制銀元，就可以學習西方引進近代工業，就可以學習西方開辦新式學堂。

1861年，奕?奏請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和外交人才

也許正是由于張之洞在學習近代西方工業、教育等方面動靜太大、用力太猛，才使得不少人認為他篤定會支持他一手推出的“七錢二分當壹圓”的幣制，而忽略了其保守思想和“后黨”身份。對于張之洞自己來說，當初幾番周折后才獲得成功的“廣東省造七錢二分”系列銀元，與今天支持以“兩”為國幣主幣單位毫不違和——當初不過是推行洋務的權宜之計，如今碰到“中”、“西”對立，“帝”、“后”相爭，在這個節骨眼兒可不能有絲毫差錯，跟著老佛爺挺“兩”派就對了。

為了表示忠心，光緒三十年臘月（1905年1月），張之洞下令湖北銀幣局開始鑄造湖北省造庫平一兩大清銀幣，成為“兩、元之爭”時期唯一發行流通的一兩銀幣。盡管該枚銀幣幣面設計端莊大方、背面雙龍雕工精湛，但其只能作為張之洞向慈禧表忠的投名狀，而非具有貨幣職能的流通幣。發行不久，湖北省造庫平一兩大清銀幣就在成色不足、換算困難、商民拒用的尬尷境遇中被大量回收熔毀。

銀幣發行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慈禧臉上的笑容卻表達了她對張之洞始“忠”如一的滿意。三年后，張之洞奉調入京，擔任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邁入仕途的頂點。

未終之局

年近古稀的張之洞視察京漢鐵路的建設

站在紫禁城外，張之洞的眼神有些迷離，此時的他已是古稀之年，對入閣拜相并無絲毫雀躍之情，相反倒顯得有些憂心忡忡。慈禧太后是張之洞仕途上的領路人，從金榜題名到外放督撫，慈禧一直是他背后的靠山和推手。但是，張之洞心中明白，慈禧對他的使用原則是可以做事、不能成勢——主政湖北十八年，手握新軍和兵工廠，應該就是調他入京的主要原因；另外，中樞之內奕劻與袁世凱沆瀣一氣，慈禧把他調入軍機處也是想要“摻沙子”；再有，借著施行新政，慈禧提拔了一批皇族新貴，例如載灃、載澤、載濤、載洵等年輕一輩，讓他來京也是怕這些滿清子弟做事操切。

周圍有官員走過，向他作揖道賀，張之洞的嘴角動了一下，想起了當年與盛宣懷一唱一和，力主施行“元”制的載澤，如今已經坐到度支部尚書的位置，又弄個《整頓幣制以圖法幣推行折》出來，還不是想著以“元”代“兩”改革幣制嘛。施行“兩”制的道理，當年都已在奏折里面講清楚了，老佛爺也表示支持，量這些“載字輩”的也折騰不出什么新花樣兒，再說中樞里面還有袁世凱這個支持“兩”制的重臣呢——張之洞心里琢磨著，慢慢向紫禁城的門洞走去。

1905年，慈禧詔定鎮國公載澤在內的五名大臣出訪歐美

讓張之洞有些愕然的是，慈禧雖然沒有批準載澤的奏折，但卻同意了度支部牽頭對于幣制改革進行前期調研和論證，他從中得出一個結論——慈禧有意在朝堂之上培養愛新覺羅家族的政治勢力，即使她并不完全同意“載字輩”們的意見，但也不想挫了他們的銳氣。從此，張之洞對于幣制改革甚少發表意見，一切以慈禧太后的馬首是瞻。

然而，張之洞的“天”塌了。光緒三十四年冬天，公元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以載灃為首的皇族親貴迅速成為朝堂的主角。當初，慈禧還在世的時候，載澤就在天津鑄造了造幣總廠光緒元寶七錢二分系列銀元，成為清代“中央造”“元”制銀幣的先聲。如今，慈禧太后駕鶴西去，“兩”派的靠山消失，袁世凱也被貶回原籍，能夠阻擋“元”成為國幣主幣單位的，只剩下張之洞一人。張之洞很清楚，載澤挑頭進行的幣制改革，最終目的是要收回地方督撫的財稅大權，并將造幣權力歸于中央，作為三朝老臣，他只要點個頭兒，就能在大清帝都安然養老。

印有載灃半身像的大清銀行兌換券

可是，張之洞不愿意，他看不上這些缺乏政治手腕又飛揚跋扈的皇族子弟，不喜歡他們打著幣制改革的旗號實行中央集權，也不接受這些人違背他心中的原則底線，以西洋的幣制取代傳統的銀兩制，哪怕，那可能是順應時代發展的。所以，在張之洞仕途的終點，他還是堅持“兩”制，不肯退卻一步。究其原因，到底是對載灃等人的蔑視讓他用執拗去消解心中的不滿，還是真地認為新貴集團胡作非為、視治國如兒戲，只有“兩”制能夠救大清呢，真相早已隨著張之洞于宣統元年的去世而煙消云散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宣統二年，在載澤的大力推動下，清廷頒布《幣制則例》，規定“國幣單位定名曰‘圓’”，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標志著“兩、元之爭”中的“元”派獲得勝利。一年之后，武昌起義爆發，清朝統治結束。

袁大頭

民國肇始，從河南項城（今河南省周口市項城市）回到北京的袁世凱成為大總統。民國三年（1914），北洋政府頒布《國幣條例》，與清朝《幣制則例》的內容幾乎一致，并鑄造了以其頭像為幣面圖案的銀幣，即今天文物市場上俗稱的“袁大頭”。

清朝滅亡后賦閑在家的醇親王載灃，贏得了幣制輸掉了國家，好在后來既沒有參與封建復辟也堅決不投靠日寇，1951年病逝于北京。

張之洞死后，清政府從戶部撥出三千兩白銀，為這位在生命盡頭還支持“兩”制的晚清名臣辦理喪葬。張之洞最后葬于祖籍河北南皮（今河北省滄州市南皮縣）。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