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前身)為配合市區(qū)建設,在陜西西安梁家莊的工地上發(fā)現(xiàn)了隋代李靜訓墓。該墓保存完好。其中,除石棺保存于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其余大多數(shù)文物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展覽以李靜訓墓出土文物為切口,通過“芝蘭天挺”“青白交輝”“絲路琉光”“區(qū)宇寧一”四個部分,將近年來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代表性文物一并展出,系統(tǒng)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經濟交流、社會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絢麗圖景。
因此,本期書評周刊特別策劃了《她和他的時代》這一封面專題,通過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隋代女孩李靜訓的生平經歷與作為現(xiàn)代以隋代為歷史背景的漫畫《鏢人》中的主角刀馬,展現(xiàn)歷史與傳奇中的隋時代。
她叫李靜訓。
她的名字沒有留在任何一部史書上,像那個時代的萬千生靈,被塵土掩埋,被歲月遺忘。
直到1957年的那場考古發(fā)掘,讓她從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間。揭開那鐫刻著“開者即死”銘文的石棺蓋板,人們看到了她,一個臥在珠玉錦繡中的九歲小女孩,她的頭飾,她的衣著,她的東西,那些伴隨著她走向另一個世界的陪葬品,卻蘊含著一個短促又輝煌的王朝的符碼——隋朝,一個終結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統(tǒng)王朝,一個史書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卻在僅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盡頭。它終結了分裂,卻在亂世中崩潰,它未能延續(xù)自己的輝煌,卻開啟了大唐的光輝篇章。
隋朝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段,但這個過渡段本身也寫得足夠精彩,在后世的故事傳說中,隋朝是個英雄輩出的傳奇時代,雄猜而自負的隋煬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精彩的亂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來反抗他的統(tǒng)治,每一個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難忘。他們的名字也因那個時代而流傳百世。
他叫刀馬。
他出生在現(xiàn)代,但卻與她一樣,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個真實的隋朝,卻于《鏢人》漫畫中在隋朝的亂世里馳騁縱橫——現(xiàn)實投射于歷史,過去也因此重生于現(xiàn)代。考古與漫畫,真實與創(chuàng)造,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匯點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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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15日專題《她和他的時代》的B0405版。
李靜訓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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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文物是佐證墓主人身份的墓志,出土時放置在石棺的南側。墓志配有蓋,其上刻九宮格陽文篆書:隋左光祿大夫女墓志。志蓋僅標注墓主父親的官職“光祿大夫”,未標注墓主名諱,是隋代貴族女性墓志的常規(guī)形制。
墓志分為序文(敘事)與銘文(頌悼)兩部分。全文駢散結合,序文敘事清晰、層層遞進,銘文韻腳工整、用典豐富,既符合隋代墓志文的規(guī)范,又滿含家人對早夭女童的真摯痛惜,情感飽滿動人。
其中極具史料價值的部分,是說李靜訓被安葬于“萬善道場”,即萬善尼寺,這是北周至隋代的皇家尼寺,位于長安城西的休祥里,是皇后、公主、嬪妃出家修行的場所。按古代禮制,貴族女子去世應葬入家族墓園,而楊麗華將外孫女葬入皇家尼寺,是完全破格的安排,目的是讓她永遠伴于佛前,得佛法護佑。考古發(fā)掘證實,李靜訓墓上方確實有建筑基址,與墓志記載的“墳上構造重閣”吻合。這樣做既可以供奉佛像、為她祈福,也能保護墓葬不受侵擾。
另外,這一葬制是佛教的瘞埋方式,而非中國傳統(tǒng)的世俗墓葬,也是墓志文中“跡異吳墳”所指的情況。志文結尾化用佛教“人生如泡影”的思想,意為:世人都知人生本就虛幻無常,又何必為壽命的長短而悲嘆呢?這既是對楊麗華的安慰,也是對李靜訓早夭的釋懷——哪怕她只活了9歲,但若能歸佛法、得善果,便勝過世俗的長壽。
李靜訓去世時,其外祖母楊麗華47歲,其父李敏31歲,隋煬帝楊廣39歲,李淵42歲,李世民約10歲。李靜訓去世的第二年,楊麗華便病逝,臨終前將自己的全部食邑、財產都留給了女兒宇文娥英與女婿李敏,只求隋煬帝護他們周全。但僅僅6年后的大業(yè)十年(614年),因民間“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隋煬帝對隴西李氏舉起屠刀,李敏全族被誅殺,整個家族滿門覆滅。9歲夭折的李靜訓,反而躲過了這場滅門之禍;而楊麗華將她葬在皇家尼寺、墳上建重閣的安排,讓她的墓葬在亂世中完好保存了1300多年,1957年出土時,石棺、隨葬品均完好無損,成為隋代考古重大發(fā)現(xiàn)。
墓志結尾那句“共知泡幻,何嗟壽夭”,終成整個家族命運的注腳。
參考資料: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墓志卷》,王古今《重讀李靜訓墓——以其早夭為中心》等
鬧蛾撲花金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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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訓墓中最具吸引力的文物無疑是11件金器,其中包括長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出的項鏈、手鐲、高足杯等,均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此次展覽中的這件金頭飾則為首次展出,為墓主貼身陪葬首飾,出土時六瓣花已有部分脫落,后修復成目前狀態(tài)。它由背板、銀鎏金花束、飛蛾等多部分組成,是當時貴族女性的奢華飾物。
關于其名稱,考古發(fā)掘簡報稱為“頭飾金花”,沈從文先生稱之為“鬧蛾兒撲花首飾”。又有學者認為“鬧蛾”一詞出現(xiàn)于南宋后,不應以此命名隋代文物。后有觀點認為其屬于“步搖花”,并認為其與魏晉南北朝步搖花的系連方式相去不遠。另有觀點認為,這件文物上承魏晉步搖之形,下啟隋唐花釵之制,可稱之為“金銀珠花頭釵”。也有學者籠統(tǒng)稱為“金冠飾”。國博此次展覽命名為“鬧蛾金釵”,應是延續(xù)了沈從文先生命名的“鬧蛾”,并且更傾向于其具有釵的屬性。
整件頭飾耗費大量黃金、天然珍珠,采用的累絲、顫枝工藝均為隋代皇家專屬,是李靜訓高等級貴族身份的直接體現(xiàn),也反映了隋代上層社會奢華的首飾風尚。因為蛾類具有多產的特性,常被古人賦予多子多福、男女愛慕的寓意。這件首飾,也許暗含了家人對李靜訓未來人生、婚姻美滿的期許,只是這份期許隨著她的早夭,一同埋入了地下。
參考資料: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fā)掘簡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魏秋萍《萬善尼寺中的金枝玉葉——關于隋代李靜訓墓的幾個問題》,揚之水《步搖花與步搖冠》,歐佳《“首飾”與“花釵”:唐代后妃命婦禮服首飾稱名及禮制新研》等
“光正隨人”十二生肖銅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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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光正隨人”十二生肖銅鏡也是李靜訓的隨葬器。考古發(fā)掘記錄顯示,此鏡出土時被妥善放置于銅洗之中,下方墊有五層黃紙,足見其在墓主生前與身后的被珍視程度,是貴族少女的貼身梳妝用器,也是承載家人祈愿的陪葬珍品。
銅鏡整體為圓形,直徑16厘米,緣厚0.7厘米,鏡面寬大、器身厚重,擺脫了南北朝銅鏡粗簡薄小的風格,是隋代銅鏡鼎盛風貌的典型樣本。鏡背采用圈層式對稱布局,由內至外清晰分為四大功能區(qū),紋飾繁縟工整、疏密有致,鑄造工藝極為精湛。
鏡銘“光正隨人,長命宜新”八字,兼具實用隱喻、吉祥祈愿、時代特征與情感寄托。十二生肖則是這件銅鏡的主要紋飾。據(jù)學者研究,當十二生肖動物形象真正在北朝發(fā)展成熟后,很快就和銅鏡結合起來,可能被人們認為能夠擁有趨吉避邪的神秘法力。
參考資料: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后曉榮《十二生肖銅鏡初論》,陳根遠《隋紀年墓出土銅鏡的制作年代與歷史價值》等
鑲金邊白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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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李靜訓墓出土的鑲金邊白玉杯,高約4厘米,口徑約5.6厘米,尺寸小巧,適配9歲孩童手持,可能是李靜訓生前飲水或淡茶、酪漿等飲品的杯具,反映出隋代玉器已不像之前那樣普遍具有繁復紋飾與宗法功能,而是轉變?yōu)閷憣崱嵱玫纳钇髅蟆?/p>
有觀點認為,玉杯鑲金邊有“金玉滿堂”美好寓意。“金玉滿堂”出自《道德經》,原文為“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原本是講物極必反道理的,但隋唐時期可能已經成為獨立的吉祥語,據(jù)研究,唐代已出現(xiàn)帶有“金玉滿堂”字樣的吉祥錢。因此,這件鑲金邊白玉杯可能具有類似寓意。
一般認為,這件杯子的主體造型、核心工藝與文化內涵均源自中國本土傳統(tǒng),尤其是杯口沿的金邊裝飾,很可能延續(xù)自中國古代工藝中的“金扣(或釦)”,早在漢代已廣泛應用于漆器、玉器中,主要作用是加固器物最易磕碰受損的口沿,同時提升器物等級與華貴感,并非外來傳入的工藝。
參考資料: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fā)掘簡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等
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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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傳瓶一件來自李靜訓墓,是紀年墓葬中所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的傳瓶;一件由天津博物館征集而來。兩者均為單頸雙腹并聯(lián)、盤口、雙龍柄對稱分布、龍首探入盤口的造型,平底微內凹。后者底部墨書銘文稱其為“傳瓶”,解決了學界此前對這類器物“雙身龍柄壺”“雙龍柄尊”“雙聯(lián)瓶”等定名混亂的問題,直接為這類器物確立了“傳瓶”的官方定名。據(jù)推測,傳瓶與佛教喪葬文化相關,具有護佑墓主靈魂的宗教寓意,是隋唐時期的高等級隨葬品。
兩件傳瓶都采用隋代北方白瓷的典型工藝,先施白色護胎釉再罩白釉,釉色白中泛黃,施釉均不及底,釉面有自然流釉痕跡,胎質堅硬細膩,工藝特征基本一致。李靜訓墓中共出土17件瓷器,青瓷、白瓷均有,結合河南安陽張盛墓等其他隋代墓葬出土的白瓷,反映出白瓷在隋代已經發(fā)展成熟,為此后“南青北白”的瓷器燒制地理格局奠定基礎。
從時代演變來看,隋代傳瓶大多雙腹并聯(lián)、有直形雙龍柄,整體敦實厚重,保留北朝雞首壺、盤口壺的形制遺風,頸部多帶凸弦紋,雙腹分檔清晰,是傳瓶的原始形態(tài)。隋末唐初,其雙腹逐漸融合,盤口從高變低,頸部從短粗變修長,龍柄從直柄向曲柄演變,腹部開始出現(xiàn)堆貼、胡人紋樣等西域裝飾。唐代前期,傳瓶轉變?yōu)閱误w盤口雙龍柄壺,造型從頎長秀麗轉向渾圓飽滿,契合唐代雄渾大氣的審美。盛唐之后,隨著安史之亂后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傳瓶逐漸消亡。
參考資料:楊君誼《“傳瓶”初考》,張秉午《天津發(fā)現(xiàn)的隋代白瓷和元明青花》等
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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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李靜訓墓出土文物外,本次展覽還展出國內其他南北朝到隋代墓葬的代表性文物,其中體量最大的當數(shù)這件石棺(李靜訓展覽中蓋為原件,其他部分均為復制品)以及同墓出土的壁畫。它們出土于陜西省潼關縣高橋鄉(xiāng)稅村,該墓2005年因盜墓被發(fā)現(xiàn),專家隨即開展搶救性發(fā)掘,墓葬共出土隨葬器物252件(組),大多數(shù)為陶俑。
該墓自墓道至墓室全壁面均繪制壁畫,其中墓道東西兩壁對稱繪制的“出行儀仗圖”保存較完好,過洞、天井壁畫多有脫落,甬道壁畫殘存局部,墓室四壁壁畫基本脫落,僅頂部星象圖完整保存。
該墓室內置一具青石函匣式石棺,青灰色石灰?guī)r質地,由蓋板、擋板、幫板、底板等六部分組成,復原后通高1.42米、長2.90米,總重量超3噸,是北魏至唐初體量最大的同類石棺。歷經古今多次盜掘,石棺已被解體,墓志、石門及貴重隨葬品被盜,僅殘留零星人骨,經鑒定為35-55歲的男性個體。
學者根據(jù)墓葬形制、隨葬品風格、壁畫與石棺藝術特征,明確該墓下葬年代為隋代仁壽末年至大業(yè)初年(604-606年),屬隋中期偏晚。另根據(jù)壁畫中18桿列戟的等級(隋唐制度一脈相承,唐代《唐六典》明確規(guī)定東宮太子諸門施18戟),結合人骨年齡、隋代歷史背景,推斷墓主人為隋文帝楊堅長子、隋朝廢太子楊勇。
石棺通體采用淺減地陰線刻技法雕刻,所有畫像表面均涂墨,減地與細陰線外的區(qū)域全部為黑色,線條流暢,布局縝密,體現(xiàn)了隋代石刻藝術的高水平。關于石棺的藝術風格,有觀點認為是中古墓葬藝術“復古”浪潮的典型代表,復興了北魏滅亡后消失近一個世紀的升仙題材函匣式石棺,回歸漢魏古風;也有觀點認為,函匣式石棺、升仙圖像按照東漢-北魏-北周-隋傳承有序、從未中斷,該石棺是這一傳統(tǒng)的集大成之作,而非中斷后的復興。
值得注意的是,入唐之后,這種函匣式升仙題材石棺迅速被殿堂式石槨取代,喪葬美術的主題從“亡靈升仙”轉向“事死如事生”的現(xiàn)世生活模擬。稅村石棺因此成為北朝系統(tǒng)函匣式畫像石棺的登峰造極與收關之作,在中古墓葬美術發(fā)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
總體看,該墓墓葬壁畫、石棺畫像融合了南朝、北朝、佛教、祆教、薩珊波斯等多元文化元素,直觀展現(xiàn)了隋代大一統(tǒng)背景下,南北文化融合、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面貌。
參考資料: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線刻石棺》《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楊效俊《潼關稅村隋墓石棺與隋代的正統(tǒng)建設》,邵小莉《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研究——兼論隋唐墓葬藝術源流》《隋唐墓葬藝術淵源新探——以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為中心》等。
撰文/看展小分隊
編輯/羅東 李陽
校對/翟永軍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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