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女人，造一艘“船”

文/周安 陳方蕾

編輯/時節

距離上海50多公里，有一座叫作衢山島的島嶼，沒有橋和路連接，唯一可抵達的交通只有輪渡。一張中國地圖展開，這是一個在地圖上幾乎小到看不到的地方。

島上生活著一群特殊的女性，她們是隨丈夫來到舟山漁場“討海”的外地漁嫂。在島上，她們大多生育了一個以上的孩子，生活大多由等待丈夫平安靠岸的焦慮和獨自撫養孩子的責任組成。她們中的一些人說，自己除了被動地將孩子撫養長大之外，一生幾乎沒有完成些別的事情。

但過去一年，改變發生了。她們中，9位平均年齡超過40歲的女性選擇成為城市騎士，組成了淘寶閃購衢山島的女騎士團。她們用自己的車輪，造了一艘“船”，串聯起這座小島的外賣版圖，支撐起5萬常住人口的即時零售需求，也為自己的人生開辟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出路。

〓如果你和這群海島女騎士見面，會發現她們和外面的女騎士有一點很不一樣。涂口紅、戴首飾、紋眉三件套……她們格外愛美。解海龍/攝

通過送外賣這件小事，她們開始融入社會，被人在路上叫出自己的名字，為自己掙錢，找到了對小島的歸屬感，終于“敢想”在島上買個房子，第一次帶女兒吃上了三文魚……她們終于擁有了對自己名字的定義權，又一起構建了未來不同命運的可能。

35年前，著名紀實攝影家解海龍在安徽大別山拍攝了名叫“大眼睛”的作品，參與改變了整個貧困失學兒童群體的命運。今天，74歲的他帶著相機登上了衢山島，為這群女性拍下了她們的面孔。這是一個屬于當下時代的、希望再次得到實現的故事。

小島“CBD”的女人

春天的衢山島，被奶茶色的海水包裹著。如果想象一張全島24小時延時攝影的圖片，會發現有一條路顏色異常突出，那就是人民路。這是一條從碼頭向島內延展的雙向道路，也是唯一有商業活躍的主干道。

人民路上，雞排店、奶茶店、咖啡店、小餐館和菜市場沿街生長著，醫院和學校在路的兩頭延展開來，一起組成了這座偏僻漁島的“CBD”。捕魚回來的男人，放學玩耍的孩子，買菜逛街的女人，島上留居的老人……每天聚集于此，人民路成為了衢山島的“人群心臟”。

而對于陳利榮和她的8個姐妹來說，過去一年，她們的軌跡參與，構成了這條街一整天生活的呼吸。

〓衢山島的人民路，被稱為島上的“CBD”，這里是出單最多的地方，也是女騎士們日常等單的據點。等單的間隙，她們跟奶茶店里的店長都成了朋友，能進去歇歇腳、躲躲海風。姐妹們穿著橙黑色的騎士服靠在店門口，訂單聲一響，人便沖出去。解海龍/攝

過去一年里，每天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她們用自己騎著電動車的行動軌跡，把人民路在全島24小時延時攝影的圖片疊加成鮮艷的橙色。每個人從商鋪出來，都會提著一把送餐袋，外賣層層疊疊放在車子的外賣箱里、掛在電動車的把手上，她們給上“油門”出發，車轍形成以人民路為交叉點的橙色網。

早上六點鐘，46歲的胡應榮在自己的出租房里醒來，丈夫出海，女兒在縣城住校讀高中，屋里常年只有她和正在讀初中的小兒子兩個人。她洗漱完穿上騎士制服，把兒子叫醒，在六點半之前用電動車把他送去學校。

然后，胡應榮從學校路口拐彎100米，前往人民路的早餐店，開始自己騎士的工作，島上“CBD”一天的節奏，也開始蘇醒。

過不了一會兒，44歲的王金榮就會加入。她有四個孩子，兩個孩子在島上，三女兒讀初中，小兒子讀小學。電動車不能超載，醒來之后她要一個一個地把孩子送到學校，這耽誤了一點時間。

7點，女騎士團年紀最小的隊長，30歲的陳利榮開始安排騎士團一天的排班，島上淘寶閃購騎士隊伍現在有14名騎士，9名女性多跑白班，5名男性多跑夜班。陳利榮是衢山島的第一位女騎士，騎車又快又穩，總是讓電動車前輪迅速精準地停在她想要的位置，大家便叫她“車神”。

〓不同于城市里一單接一單的奔忙，島上的節奏慢得多——等上半天才來一單是常有的事。等單的間隙，她們便見縫插針地忙家里的事：接孩子放學、買菜、回家看一眼老人。解海龍/攝 （右一為陳利榮）

中午是島上訂單的高峰期之一，也是在這個時候，女騎士團的成員們會全部出動，她們穿著橙色的外賣制服來來回回地穿梭在人民路。

戴著頭盔都要涂“番茄紅”口紅的騎士是33歲的徐利梅。送餐的時候，她斜挎著一只亮黑色纏著絲巾的皮包，是隊伍里顏色最鮮艷的女性。和她一樣愛美的，還有34歲的呂鵑，她扭剎車的手指上，常年做著漂亮的長指甲。

48歲的張遠君和44歲的來阿麗，是隊伍里年紀較大的騎士，她們騎車很慢，每天爬幾百級臺階，卻從來不喊累。39歲的羅云在女兒放假時，帶著她一起送外賣、一起吹風，“我和女兒都覺得自由”。43歲的張娜，是隊伍里唯一一個當地人，從小在島上長大的她，也在每日行經的路線中，重新認識自己，認識島。

〓島上基本沒有電梯，她們送一單經常要爬四層五層的樓房，一天下來爬幾百層樓梯是常態。解海龍/攝

在擁有這份共同的騎士工作之前，她們的生活軌跡是分散的、被動的、向內收斂的。丈夫都在海上當船員，一年里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在家，離家鄉很遠，父母不在身邊，她們要自己應付生活，照顧孩子，足跡不得不高度圍繞出租屋或者家里而展開。

對于這群既是漁嫂，又是媽媽的外地女性來說，在這個小島上，她們的停靠點是“沙子”做的。是成為城市騎士之后，她們的生活軌跡才從家庭向人民路延展，又從人民路沿著更遠的道路網而擴散開去，像一棵樹在中年時期終于開始抽出枝條。

也是在這之后，她們的故事被人上傳到社交平臺，被更多的人看到，包括今年春天上島去用鏡頭記錄她們的解海龍。

這位知名紀實攝影師早年曾在北海艦隊服役，知道“靠海”生活的不易，又在自己近40年的攝影職業生涯里見證了太多的故事，但他說自己依然在拍攝這支隊伍的過程中，多次止不住眼淚。“30多年過去了，我看到她們一直在找尋、建設自己的希望，而且是比希望更進一步的東西。”

〓解海龍和女騎士團在一起。呂偉男/攝 （下一為解海龍）

從陸地，到海島

在來到衢山島前，對于陳利榮來說，這是一個“比老家的鎮子還小”，在地圖上都找不到在哪里，手機地圖定位在寧波，需放大七八次才能找到的小島。

島沒有任何一座橋梁與大陸連接，進出島只能依賴著“看天氣”開放的輪渡。醫療條件有限，如果突發危險疾病，只能依靠直升機將病人運出島嶼進行救治。

很多生活物資也依靠輪渡從外面運輸，一輛載滿白菜的卡車進島，單程船票高達800元。所以，島上物價昂貴且自成體系：三根黃瓜15塊，電影票價45塊，出租車起步價和北京一樣高。到過年停航的時候，小青菜價格賣過20塊，小白蝦更是要300塊。

近年來，因為建起了風車和棧道，衢山島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旅游景點，一些家庭在節假日會驅車前往，很多江浙滬的公司會在海水湛藍的季節，把團建的地點定在這個“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但對于這些女性來說，真正在島上掙錢和生活是不一樣的。

如果有別的選擇可以快速抵達更好的生活，在一二十年之前，她們彼時年輕的丈夫不會來到這個島嶼“討海”，她們也不會跟隨而來。

上個世紀90年代，舟山漁業經歷劇變，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后，傳統漁場大幅縮減，出海的利益和資源嚴重衰退，本地漁民賣船上岸，放棄了這門營生，紛紛外出打工。

島民涌向陸地的大城市尋找新的機會，而海島的漁業，也成了很多內陸人“聽說的新機會”。1996年，北起京津、南接深圳的京九鐵路通車后，安徽、河南的年輕人沿鐵路涌向城市——大多進了工廠，但一部分人拐了個彎，接受了這場海上的冒險。

漁船還得往遠了開，內陸涌來的人填補了當地的勞動力缺口。一個老鄉來了帶來下一個，不到十年時間，安徽話和河南話在衢山島上漸漸成了第二語言。到今天，島上漁業人口中外來務工者已近一半。

在那個時代區間里，外出討海是比進廠更能快速擺脫貧窮的出路，它需要用身體去冒險，去成為“弄潮兒”。

〓漁港碼頭停泊了許多漁船，她們的丈夫就跟著這一艘艘船駛向大海，也載回希望。碼頭見慣了她們的離別和重逢。解海龍/攝

陳利榮的丈夫張海朋就是其中之一。

高中肄業后，張海朋就曾追隨已在這片海域討生活多年的父親出過海，但年輕的男孩從未經歷過“顛簸”，暈船暈得厲害，幾乎是逃跑似的離開，錢也不要了，去找尋別的出路。飯店打工，一個月兩千，換了一家，一個月五千，但結婚有了小孩之后，生活燒錢的速度比船行駛得還快，他只能咬著牙，在2016年，帶著陳利榮和孩子，再次登島，去適應海的速度與幅度。

解海龍親眼見證了一次他們的別離。凌晨五點，漁港碼頭的天還沒亮透，海風還帶著夜的涼意。大多數人都還在暖和的被窩里，張海朋已經抵達了碼頭。陳利榮騎著電動車跟來，嘴里一邊絮叨著出海的注意事項，一邊手里接過丈夫遞來的暖寶寶。鳴笛聲響起，漁船緩緩離岸。這一去丈夫要等休漁期才能靠岸，她不能跟著上船，只能看著那艘船一點點變小，融進灰藍色的海平線。

在攝影手記里，解海龍寫道：“漁港的夜又冷又靜，和我預想中不同，年輕的夫妻倆沒有擁抱煽情，只是安靜告別。漁民出海本就是一場未知的奔赴，這份沉默的牽掛，和他們對漂泊與分離生活的習以為常，比任何擺拍都戳心，我舉著相機，眼淚不自覺掉了下來。”

〓這天，陳利榮的丈夫要出海，她也騎著電動車到了碼頭，嘴里絮叨著出海的注意事項，手里接過丈夫遞來的東西。這樣的場景，碼頭見了太多。解海龍/攝

比陳利榮早十一年，2005年，23歲的王金榮也是跟丈夫來到衢山島，那時島比現在荒僻，只能從寧波坐船出發。幾十個人悶在船里四個小時，不能開窗戶，人也站不穩，船艙里的嘔吐聲和小孩的哭聲此起彼伏。那是她第一次坐船，吐了好幾次，當時她想自己再也不要到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來了。但隨著四個孩子的接連到來，今年，已是她在島上的第21個年頭。

在走與留之間徘徊過的還有34歲的呂娟。14年前，呂娟來到小島上，通往男人的家是一條泥巴路，滿大街都是魚腥味。她想明天就回去，“死活我都不待在這里”。他們試圖離開過，去廣州打工，但半年之后他們又回了島上。工廠工資兩三千塊錢，太低了。

海洋是慷慨的。它給一個男人一年10萬-20萬的收入，如果有技術傍身，可以有一年30萬的收入，足以覆蓋一個小家庭的開支。但海洋也是危險的，深海捕撈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保險公司甚至不接受個人購買保險，只有遠洋公司能為整條船投保。

從上船的第一天開始，張海朋就被舅舅反復叮囑危險的情況，但到了船上，什么都只能靠自己。風浪大的時候，人在甲板上站不穩，繩子、網具、冰塊，一切都可能變成危險的存在。被風浪卷到海里、隨著漁網被卷進海里、被巨大的冰塊砸到，被機器弄傷、撞到另外一只船……每一年都有意外發生，而漁嫂們只能在島上原地等待，一邊面對生活，撫養孩子，一邊在內心祈禱平安。

有一次臺風天，女騎士團里的來阿麗聯系不上男人，跑去了船老大家里，裝作要送東西，其實是想確認男人的安全。

呂娟打心眼里不想讓男人出海，以前起大風，風把窗戶吹得咚咚響的時候，她一晚上都睡不著。因為擔心丈夫的安全，他們曾有過劇烈的爭吵，但情緒解決不了需要養家糊口的現實。出海時間一到，男人還是得登船。在成為一名外賣騎士之前，她能給家庭提供的物質分擔是微薄的。

〓城市騎士呂鵑剛從“CBD”上的奶茶店取上外賣，車頭一轉鉆入一條小巷，這里滿是推著小車賣菜的阿婆，阿婆們的小車和呂鵑電瓶車上裝的都是千家萬戶的“煙火尋常”。解海龍/攝

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呂娟幾乎是鐵了心要離開小島，她把家里的冰箱、洗衣機通通賣掉，回了貴州老家，做好再也不回來的打算。但生小孩要花錢，兩個小孩的開銷又更大了，工地的工資低，又常常拖欠。“還是回去吧，”男人說，“你一個人帶娃，我一個人上班也夠養你。”她終于低頭，再次回到了小島，重新買回那些家電，不再離開。

這樣的生活她們適應了很久，新的變化又產生了。近年來，近海的漁業資源減少，漁民的作業半徑被一再推遠，船開得越遠，船上的人就越辛苦，離家的日子就越長，而回報也越來越少。

成本上漲、魚價下降、海鮮市場需求縮減，漁業發展逐漸式微，張娜的丈夫去年的工資就比以前少了三萬。一些船老大入不敷出，拖欠船工工資，《岱山縣海洋與漁業局關于縣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第73號建議的復函》里也提到，“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部分船只生產效益不理想，船東和受雇漁民之間的薪資糾紛時有發生”。

舊問題和新問題接踵而至，她們不是漁業的主角，在海岸線之外的世界，只能待在原地焦灼等待，但身處在海岸線內的她們，仍想著要靠自己做些什么，從上島前，到上島后，就一直在“尋”，一直在“走”，一直想“選”。

生活的轉機

上個世紀90年代，珠三角、長三角的廠房像蘑菇一樣長出來，流水線日夜不停，那是制造業的黃金時代，無數農村女孩第一次坐上火車，去勞動力密集型的工廠，為自己博一個未來。

胡應榮就是其中之一。她進過電子廠，站在流水線的機臺邊辨別正負極，往電視機里插零件，錯了警示燈就嘀嘀亮，一站十四個小時，雙腳腫脹，累了只能趴在機臺上，兩只腳換著站。她還制作過圣誕樹，把長短不一的仿真樹葉放進機器，用線纏住，一層層扎上主干。那些圣誕樹運往城市里的商店，甚至是異國的超市貨架上，但她從沒有過過圣誕節，也想象不出一群人圍著圣誕樹過節的樣子。

2002年，山東省減少糧食和棉花種植面積，把重心轉向蔬菜、果品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18歲的來阿麗只身到了山東，在蘋果園摘蘋果，給蘋果套上白色的泡沫網，大的一箱，小的一箱，三分之一紅的分一箱，全紅的分一箱，從天蒙蒙亮干到天黑。有傷口的蘋果她們抬回宿舍吃，因為太累，來阿麗一天能吃八個蘋果。

徐利梅比她們小10歲，33歲的她是隊里學歷最高的騎士，大專文憑。她小時候家里窮，初中畢業證都沒拿，就被在外打工的二姐接出去了。剛開始只能到處打日結工，等到了18歲，她順其自然地進了電子廠，并沒有太多選擇。

有一次，徐利梅在路邊看到一群人圍著一條橫幅“給自己加加油”，很多人以為是加油站，湊過去才知道是學校招生，考過就能上。她考過了，讀了工商管理，她很羨慕廠里那些坐辦公室的人。那時，她每天下班后跑去學校上課，上到九點半，回宿舍已近午夜，這樣堅持了三年。

徐利梅有時候累得哭，但她心里總是不甘心，她也想試試，有知識、文憑，這樣才有更多的選擇權，人生才有希望。“我現在想想，都佩服那時候的自己。”

回顧九位淘寶閃購女騎士來到衢山島之前的生活，可以總結歸納為三條出路，進工廠、當服務員和開餐館。這些選擇的收入可以讓她們自己養活自己，但必須面對的現實是，流水線背后“工具化”的勞動和壓力，較低的工資也只夠養活自己，無法有足夠的盈余去支撐未來的生育和家庭。

〓衢山島的碼頭邊，女騎士們并排站著、笑著。島上的漁業、造船廠是男人的天下，留給女性的只有編網、餐館零工這些零碎活計。城市騎士這份工作，成了她們大多數人的第一份正式的體面工作。解海龍/攝 （右一為王金榮）

她們在自己的經驗系統里繼續尋找，找著找著，便跟著丈夫走到了衢山島。漁島上除了與捕魚相關的產業，沒有足夠豐富的經濟體系和就業機會，她們的生活開始變得逼仄。她們不僅要面對成為自己、母職責任、家庭維生與丈夫動蕩的漁業收入的多重困境，還渴望能從逼仄中撕出一道“口子”。但平衡始終難以獲得。

過去20余年間，王金榮在島上的網吧做過服務員，她的工作要值一整夜班，累得她無暇去照顧4個不同年齡段小孩的嬰幼兒時期與童年。她在餐飲店做過服務員，有時插空去接小孩，老板數落她翹班帶壞同事……幾乎都試遍了，最后放眼望去，在這個小島上，“我覺得最適合4個孩子母親的職業幾乎只有織網和撕網。”在夏天35攝氏度的高溫下，她坐在水泥地廣場上，在有時會長著蛆蟲的漁網上作業，魚腥味熏得她眼睛疼。

學歷最高的徐利梅在島上一家船廠做文員，一開始，她把孩子接到辦公室，等自己下班后再一起回家，可后來公司不讓外包員工再把孩子帶進辦公室，孩子無人照顧，她離開了船廠。去飯館當服務員，做了三個月就辭了，因為飯點不看著女兒，她就不好好吃飯，瘦了好幾斤。徐利梅又去了水果店，上班到晚上九點半，孩子作業沒人管。最后她去了超市，做了半年，超市倒閉了。

來阿麗去海鮮冷庫工作，打著燈把螃蟹肉里的碎殼一點點夾出來，為了防止蟹肉變質，必須挑完才能下班，有時凌晨兩點就要去上工。陳利榮和來阿麗都曾經在島上一家潔具廠工作過，雖然工資不是很高，但有五險一金，后來工廠也搬離了小島。大家“焦頭爛額”在島上找工作的經歷，應了王金榮的判斷，這些年里這些女性一直可以做下去的工作，就只剩下織網和撕網的計件零工。

胡應榮做了七八年的織網和撕網零工，夏天的捕蟹網被高溫烤得散發出一股發臭的魚腥味，她戴著三層手套和口罩去做這些活計，盡量保護自己的手，也避免污水濺在自己的身上。干完活兒后，她一定要特地回家洗個澡，再去學校接孩子。

〓胡應榮以前就在那個臭氣熏天的漁網廠干活，35℃的高溫下，手上纏滿死魚爛蝦的味道，一天掙100多塊錢。后來她聽說送外賣收入高，等了一年多才等到一個空缺名額。如今她每月能掙七八千元，急性子的她騎摩托、爬樓梯，干什么都快，是隊里的“單王”。解海龍/攝 (圖為胡應榮)

一二十年里，外面的海浪再大，她們就像土地一樣，獨自沉默地承受著生活半徑里的一切，一趟又一趟地接送孩子，一個漁網一個漁網地做。做一張網賺三五塊錢，一天做幾十張網。

直到2025年5月，事情開始有了改變。淘寶閃購入駐衢山島，靠譜肯干的陳利榮，被岱山縣負責物流的經理胡高揚聘選為衢山島城市騎士的小隊長。“小姑娘之前跑過快遞，很能干，后來因那家公司倒閉失業了，我當時和她說，如果我們要來這個島上干，第一個就找她。”

作為陳利榮的同鄉，胡應榮和來阿麗是第一批加入淘寶閃購的女騎士。“我不太想招，年齡太大了，吃不消的。”胡高揚聽到陳利榮想招兩位姐姐時，第一反應就想拒絕。他知道這個職業雖然自由，但并不輕松，風吹日曬雨淋，她們要是臨陣退縮了怎么辦？好幾個女性個子都不高。胡高揚記得第一次見呂娟時，她騎著一輛大摩托，小小的個子騎在車上，腳尖都夠不著地，身體懸在車上。他都替這些女性懸著心。

“可以的，她們要掙錢。”陳利榮說。她后來解釋為什么她會堅持要她們：她相信這個工作她們肯定都能干。她也知道，這么多年了，她們像自己一樣需要這份工作，她們會珍惜這份工作。

〓在家門口的油菜花田里，隊員王金榮（左）摘了一朵黃花，想要給插在隊長陳利榮（右）頭上。解海龍/攝

48歲的張遠君就是在陳利榮的堅持下進入了這支隊伍。張遠君說：“到我這個年齡，幾乎都是洗盤子，掃大馬路，工資只有那么千百來塊，養兩個小孩根本就不夠，但我現在這份收入還挺高的。”多的時候，張遠君一個月拿到了9000塊錢。雖然剛跑外賣的時候她沒做好防護，曬得脫了一層皮，但是跑得很有勁。

來阿麗也是“鐵了心”要克服這份工作里的一切困難。剛當騎士的時候，有一次下雨，她找不到門牌號。打電話給顧客，對方說有門牌號，讓她自己找。兜來轉去，半個小時過去，小雨變成大雨，她全身濕透，剩下的單子也全都超時了，才發現顧客的門牌號被一個燈籠恰好擋住了。

她回家跟老公說，老公勸她別做了。來阿麗不認輸：“別人都能干，我干不了？我肯定能堅持下來。”她需要這份工作，她也喜歡跑來跑去的自由。

女騎士團里所有人都是這樣。攝影師解海龍發現，外賣騎士這份工作對城市的年輕人或許只是一份過渡性的工作，但是對衢山島的媽媽們來說，這是她們能抓住的、最有性價比的出路。育兒極大地影響她們求職，“唯獨外賣這份工，不限性別，時間相對自由，賺得還比打雜多，成了她們眼里的‘香餑餑’，也讓她們找到了自信生活的底氣”。

造一艘船，去更開闊的地方

據《2025新藍領人群洞察報告》數據，全國約1400萬外賣騎士中，女性占比已達24.3%。而在2020年以前，這個比例不足5%，不到五年翻了將近4倍。

這既是一種被動的處境，也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技術和時代的更迭，讓傳統中年女性尋找就業崗位遇阻，餐廳掃碼點餐替代了服務員，超市自助收銀替代了收銀員，而外賣騎士，成為她們在“別無選擇”中能找到的既能掙錢，又可以兼顧母職的出路之一。

在中國社科院學者孫萍的研究中，受訪女騎士中96.6%已育，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平均年齡37歲。她們選擇這份工作，頭一條理由和衢山島這九個女人一模一樣，時間靈活，能兼顧家庭。

女騎士團用一天天的奔波、一級級的樓梯、一單單的行動，逐漸改變了胡高揚的想法，現在陳利榮招人，如果來的是男的，他第一反應會問：靠不靠譜？女的那就應該沒問題，她們做事心細，有責任心。

胡高揚在岱山縣城管理的騎士隊伍，每個月都有遇到幾個騎士存在遲到、曠工、早退、聯系不上等情況，但衢山的女騎士幾乎沒有出現過違規狀況，她們有著比很多人更強的掙錢的欲望。

在去年暑假爆單的時候，每個人送單量從平時的40單激增到100單，縣城騎士很多人都扛不住，干三四天就要休息，但衢山島沒有一個人請假休息。胡應榮最多一個月跑了三千多單。

所有人都能看得出她們對這份工作的珍視。去年有一天，奶茶爆單，王金榮接了幾十杯奶茶，外賣箱里，車把上掛得都是。等送完奶茶，才發現放在最底下的海鮮粥已經壓壞了，她打電話給顧客道歉，說要再去給她買一份，顧客沒有怪她。她去找粥店老板解釋，說她自己再買一份。粥店的老板說：“也只有十幾塊錢，都不容易，不要了。”

那份好意王金榮一直記到現在，提及時眼眶微紅，她一直記得那家店叫“粥阿杰小炒”。提及此事，粥店老板很意外，他一直擺手：“這有什么的，這都是小事。”他知道島上都是一群外地女人在跑外賣，風里來雨里去，他有時候還看到那些女人載著小孩送餐，都不容易，他能幫則幫。另一位餐飲店的服務員有次看到一位女騎士在路上摔了一跤，她也跟著心里一緊。

在這個逼仄的島嶼陸地上，這個淘寶閃購女騎士團，似乎正在形成一艘特別的船，它并不駛向寬闊的海洋，但卻給這群女性帶來了等待了一二十年的理想出路。在人生海海的限定條件之下，她們終于找到了一個和以前都不一樣的選擇。

〓今年5月，是這個女騎士隊成立的一周年。隊員們約在一家常去的餐館慶祝。曾經，這群隨丈夫從安徽、河南等地來的“外地媳婦”，每天除了等丈夫、等孩子、打散工，生活沒有太多選擇。而現在，這群女人用一輛輛電動車，攥緊了生活的車把。解海龍/攝

胡應榮連續收入過萬，其他人完成自己的任務也能拿到近萬。她們擁有了和丈夫相當的收入，擁有了成為家庭另一個經濟支柱的機會，在島上買房，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成為了“敢想的事情”。

不僅是收入，它還帶來了尊嚴和自信。

第一次拿到9000多元工資那天，張遠君開心壞了，跑去跟女兒炫耀。女兒喊著要吃三文魚，她大方地應下，女兒吃得開心，她也開心。她說起這些，臉上現出一些光彩：“我有生以來，活了48歲，第一次掙了這么多錢。我覺得我還是有價值的。”

去年，浙江衛視，舟山衛視采訪女騎士團，一個親戚一打開電視就看到了陳利榮，給她發微信說：“陳利榮你上電視了，這么厲害！”以前防御式面對世界，別人不找自己講話就不開口的陳利榮變得開朗了，年齡最小的她管理著一支比自己大的姐姐隊伍。

她們逐漸在小島上、親戚里成為“小名人”。當被別人稱呼，她們不再是某某孩子的媽媽、某某男性的妻子，而是屬于自己的名字。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送餐，她們實現了小島上人們可以足不出戶的便利生活，用車轍創造了自己在小島上的價值，不再過“手心向上”的生活。

她們也等到了解海龍來為她們拍攝一組作品，被納入時代的公共記憶。4月17日-5月17日，這些作品在全國12個城市巡展的“看見·城市與騎士”攝影展被呈現。她們的人生不再是之前那樣隱匿的、沉默的、附屬的，而是真正作為主角被看到。

在5月15日淘寶閃購城市騎士節上，陳利榮、王金榮、胡應榮和解海龍一起登臺，分享了“被看見”的故事。陳利榮說，這些女騎士們其實之前都在碼頭上見過，但只知道她是誰誰誰的母親，誰誰誰的妻子。去年5月，淘寶閃購在島上有了站點，她們騎上電動車當上了外賣騎士，給自己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終于知道了彼此的名字。

解海龍覺得，35年前，他用鏡頭讓人們看見了一群渴望讀書的孩子，被看見之后改變開始發生。這一次，他在衢山島看見一群中年女性，在被家庭、地域和勞動力結構推著走的人生中，仍然在有限的空間里，為自己重新找到位置。她們不是等待被拯救的人，她們握住車把，在自己的生活里一點一點地完成了這件事，在陸地上造了一艘可以開往希望的船。

〓解海龍和海島女騎士團代表，一起登上“5·17城市騎士節”，這是屬于城市騎士的年度舞臺。

解海龍在他的拍攝手記里寫道，車輪滾滾，海風咸澀，“當她們穿著騎士服奔跑在路上，那一刻，她們不再是扛著家庭重擔的妻子和母親，只是一群向上生長，用努力勞動為自己而活的普通人”。

潮漲潮落，時間在變，時代在變，人可能很難抵御被潮水推著往前走的慣性，但是仍然可以為自己造一艘船，朝著想要去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