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記者潛入極右組織：內部設蓋世太保職位，計劃襲擊難民中心

在這些極右翼極端主義運動中，14歲到17歲的青少年談論“純潔民族”，淡化對大屠殺的認知，仇恨移民，如今也敵視女權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

情報部門警告稱，一代新的新納粹正在出現。2025年，相關部門登記在冊的涉嫌實施極右翼動機犯罪的年輕人超過5300人，其中大多數年齡在14歲到17歲之間。

這并不是熱賴第一次潛入這類圈子。早在2018年，她就曾進入所謂“帝國公民”運動。這個運動否認德國的存在，其領導人于2022年因策劃政變被捕。

也正是在那時，她塑造了自己的臥底身份“伊莎貝爾”——“一個內心充滿怨氣、對德國不滿的年輕女性”。此后，她以這個身份進入“認同運動”。到了2024年，她又打入“青年民族主義者”和“最后防衛浪潮”。“最后防衛浪潮”讓她印象尤深。一方面，成員年紀之輕超出她預料；另一方面，他們計劃實施的暴力行為也讓她震驚，最終她選擇向警方舉報。“這段時間里我觀察到，很多人，尤其是非常年輕的人，最想要的其實就是被認可。”熱賴說，“首先是想屬于這個群體，其次是希望自己在群體里被看見、被重視。這些組織通常都有非常森嚴的等級結構。”

以“最后防衛浪潮”為例，組織內部設有“大區長”“蓋世太保負責人”“宣傳部長”等職位。其中，“大區長”一職沿用了納粹時期對各區域負責人的稱呼，“蓋世太保”則是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這個組織約有60名成員，年齡在14歲到21歲之間，其中很多人把創始人稱作“元首”。

一旦進入組織，成員就會被鼓動付諸行動，光說不做遠遠不夠。“所有人都想往上爬。在這些群體里，如果你策劃了特別轟動的行動，甚至真的把它做出來，就能獲得晉升。”她說。她后來在播客、德國電視臺紀錄片以及這本書中都講述過這些經歷。她提到，這些行動包括焚燒郵箱、在別人家外墻涂畫納粹標志、縱火焚燒政治對手的住宅，甚至還曾醞釀過火燒難民接待中心的計劃。

沒過多久，對方就給她發來一些視頻：畫面里是蒙著面的年輕人，待在一間堆滿武器的房間里。“他們告訴我，這一切是在為‘X日’做準備，也就是為類似內戰的局面做準備。到那時，他們會走上街頭，目的是殺死移民。”她說。事實上，這個組織的一條規定明確要求成員配備“刀具、指虎、空包彈手槍、爆竹等等，好讓自己變得更激進”。

在聊天群里，別人會對“伊莎貝爾”打招呼：“勝利萬歲，女同志！”這些群組里不僅發布各種活動和行動信息，也會分享他們眼中“敵人”的住址。“這個人應該去‘拜訪’一下。下周誰有時間？”

就這樣，她進入了一個充滿暗號和暴力想象的世界。那里有人駕駛車牌號為“AH 204”的汽車，其中“AH”指向阿道夫·希特勒，“204”則對應他的生日4月20日。

2025年3月，她甚至參加了由“青年民族主義者”組織的一場秘密新納粹訓練營，沒有人懷疑她的身份。她還進入了“白人約會”之類的交友平臺。“我想知道，新納粹在尋找愛情時到底是怎么運作的。”她說。在一年半時間里，她與不同男性見面。“很多人一開口就是：‘你想生四個孩子，對吧？’”對方會明確告訴她，女性的時間應當留給家庭，而且必須服從男人。

每一次赴約，她都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攜帶隱藏攝像設備，并由一個安保團隊在遠處跟隨。隨著時間推移，她逐漸取得了對方的信任，也親眼看到這些年輕人是如何以“驚人的速度”走向激進化的。“很多人加入這些組織，是因為他們極度孤獨。”她說，“他們生活在鄉村地區，身邊幾乎沒有什么休閑活動可參與；而即便有，這些活動往往也正是極右翼團體提供的。”

這些年輕人的出身背景并不相同。“其實最讓我震驚的是，這些年輕人說這些話都是認真的。”熱賴說，“人們常常會說，算了，他們還年輕，不會當真。但我非常確信，如果連年輕人都在幻想種族戰爭這樣的事情，而且還準備實施如此殘暴的行動，那就必須嚴肅對待。”

此外，這些群體對德國選擇黨也沒有什么好感。該黨在上一次選舉中得票位居第二，僅次于保守派。“我問到德國選擇黨時，他們把它形容成某種‘有用的傻瓜’。”熱賴說，“他們看不起這個黨，也看不起它的領導人，但會在策略上利用它，一步步把公共言論的邊界繼續往右推。這樣一來，未來就可能出現更極端的政黨。”

潛伏數月后，危險在2025年5月真正逼近。那一次，她跟隨“最后防衛浪潮”的成員越過捷克邊境，去購買所謂的“球形炸彈”——一種體積很大、危險性極高、在德國被禁止的煙花爆竹。

后來，對方告訴她，他們想用這些東西襲擊一處難民中心。也正是在那時，她決定報警。警方隨后展開搜查，并逮捕了8名年輕人，年齡在15歲到22歲之間。他們被控的罪名包括參加恐怖組織、謀殺未遂和嚴重縱火等。

針對這8人的審判于今年3月開始。上周，熱賴出庭作證。“我當時緊張得厲害，整個人都很難受。”她回憶說。

起初，這些人并不知道是誰告發了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調查結束后，她決定公開露面。“我不想給他們留下主動揭穿我的機會。”她說。在她看來，那只是時間問題。“大多數人都很意外。”不過，也有人反應激烈，比如“最后防衛浪潮”的一名成員。“他發誓要報復。”她說，“他通過一封信聯系我，說后悔把我帶進這個組織。他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并發誓要殺了我。他還說，會在外面找人來把這件事做成。”

如今，她“行動上比以前更小心了一點”，還買了一根棒球棍。“我把它放在床邊。希望永遠都用不上。但總的來說，我還是盡量不讓這件事影響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