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干了兩年，看著監管者拼命追趕硅谷的步伐。我以為已經見識了科技巨頭操控政府政策的極限，沒想到還能更糟。
上個月，Anthropic拒絕讓國防部把Claude用于國內大規模監控和致命自主武器。政府直接取消了200萬美元合同，理由是公司的限制條款會削弱其保衛國家的能力。國防部長Pete Hegseth更把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稱其"覺醒"做法威脅國家安全。
這件事對Anthropic業務沖擊有限——公司收入主要來自民間合作伙伴和客戶。但代價依然可觀：潛在損失數億美元。公司已提起訴訟，指控國防部的認定基于其受保護的AI安全觀點，違反第一修正案。法院目前維持該認定，案件仍在審理中。
諷刺的是，多年來科技公司總拿第一修正案當擋箭牌逃避法律責任。這次Anthropic反其道而行：主張第一修正案賦予其權力，在違背政府意愿的情況下做出保護公眾的決定。
這極不正常——我在FTC和法學院的工作就是界定政府監管科技公司的正常邊界。往常，政府采購官員會要求承包商在產品中設置技術保障，正如政策制定者強制汽車廠商安裝安全帶、氣囊和倒車影像。幾十年來，監管者和法官也成功迫使制藥商關注阿片類藥物的成癮性。
但這些不是正常時期。科技公司對公共政策影響過大。本屆政府招募Palantir等公司以空前方式監控居民，還讓科技富豪拿著電鋸砍向行政體系，其年輕追隨者則肆意吸取美國居民的未知數量個人數據。
即便如此，Anthropic對自身自由度和權威性的假設也頗為大膽。公司剛發布了一款叫Mythos的新工具，這是一款能在軟件和網絡資源中尋找安全漏洞的AI模型。在FTC時，我們對每個出現在面前的強力平臺都會追問：你們憑什么認為自己有權這么做？很少得到滿意答案。這次我也不指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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