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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會談中,單獨用一段話來強調臺灣問題,即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系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沖突,將整個中美關系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臺獨”與臺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臺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臺灣問題。
特朗普在會談中沒有正面回應中方的涉臺立場,但他在北京期間以及回程的受訪中,對臺灣問題的關鍵議題進行了回答。
面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特朗普直接否認在北京會晤期間作出過任何承諾。他直言沒有對華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諾,刻意與中方此前達成的“不支持‘臺獨’”等官方共識切割。此舉意在規避中方的立場約束,拒絕被中美聯合聲明綁定,為后續在臺灣問題上的靈活操作保留空間,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模糊的延續,既不明確支持也不明確反對,將主動權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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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臺軍售問題上,特朗普則完全將其視為一項獨立的商業與戰略交易,不受訪華成果影響。他透露已與臺方接觸,并計劃在“短期內作出決定”,表明軍售進程仍在按美方節奏推進。這一立場暴露了其交易本質:臺灣問題并非關乎意識形態或盟友義務,而是美國獲取利益、制衡中國的籌碼。他既不回應中方反對軍售的嚴正立場,也不將軍售與中美關系穩定掛鉤,展現出以臺制華、軍售牟利的姿態。
關于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特朗普表示“不想看到臺灣爭取獨立的戰斗,因為那將會是非常強烈的對抗”。從他的言論中可以得知,他不支持“臺獨”,但沒有提出美方的解決方案。這種只傳聲、不站隊的做法,是典型的回避責任:一方面借中方之口警告“臺獨”風險,另一方面又不與中方立場劃等號,將臺海沖突的責任完全推向“臺獨”勢力,自身則置身事外,專注于管控風險而非解決問題。
對于美國最核心的“是否協防臺灣”問題,特朗普采取徹底回避、模糊到底的策略。他以“我不談論那個問題”拒絕正面回應,并宣稱只有自己知道答案。同時,他明確表達反戰傾向,強調“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場發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戰爭”。這表明其核心考量是美國自身利益與避戰。美方既不愿放棄“戰略模糊”帶來的威懾力,又明確不想為臺灣地區直接與中國軍事對抗。其立場可總結為:不承諾保衛,但也不放棄利用;不希望戰爭,但會持續軍售。
無論如何,特朗普的表態是基于美方的利益來說的,他對民進黨當局壓根“不感冒”,不會為了臺灣地區而與中國大陸發生正面沖突,更不會支持民進黨當局的“臺獨”政策,在采訪中,他甚至連賴清德的名字都不想提,稱其為“管理臺灣的那個人”,對賴清德的輕視與不屑溢于言表。
所以當中美談完之后,在被媒體追問對中美會晤的看法以及軍購案相關問題時,賴清德一言不發,無話可說,因為這些都不是他能影響和決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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