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球王”的人生史：一腳定江山，江山不止綠茵場

1934年5月20日下午4:45，備受矚目的中日足球大戰，于第十屆遠東運動會的最后一個比賽日，在菲律賓馬尼拉的黎剎紀念體育場（The Rizal Memorial Stadium）揭開戰幕。在中國媒體眼中，這是一場關系中國足球“二十年榮譽”的關鍵戰。此前兩戰全勝的中國隊只需要一場平局，即可實現遠東運動會足球九連冠。當時足球項目的排名只看積分，并不比較凈勝球和勝負關系。這意味著在前兩場比賽中一勝一負的日本隊，如果能在中日之戰中取勝，也可在積分上追平中國隊，獲得并列冠軍的榮譽。在四年前的東京遠東運動會上，日本隊即與中國隊戰成平手，最后因積分相同之故，并列為足球項目冠軍。中日兩隊在馬尼拉的此番交鋒，因此成為一場事實上的決賽。九一八事變后國難日亟，加上日本在會場內外運作偽滿洲國加入遠東體育協會，其狼子野心引起了國人和華僑的強烈憤慨。這場在特殊氛圍下舉行的中日決賽，不僅關乎足球冠軍的最終歸屬，而且有著非同尋常的政治意味。開球前三小時，球場已經人頭攢動、座無虛席。期盼中國隊取勝的當地華僑球迷早早涌入場內，懷著激動和焦灼的心情，等待比賽的開始。

中日之戰在鳴哨開鑼后，以極強的懸念性和緊張感，讓現場觀眾心潮起伏。中國隊開場后不久兩度破門，到下半場已取得3∶1的領先優勢。但隨著后衛李天生被罰出場，場上局勢一時風云突變。人數上的劣勢使中國隊在場面上由主動轉為被動，防線風雨飄搖、岌岌可危。日本隊在5分鐘內連入兩球，追成3∶3的平局。在比賽的最后時刻，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日本隊在本方禁區內的一次犯規被裁判判罰點球。中國隊在被對手持續壓制的困境中，意外地獲得了殺死比賽的機會。現場的華僑球迷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認為中國隊將就此鎖定勝局。

走上“十二碼”點球點的，是有“球王”之稱的隊長李惠堂。在第二場對陣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比賽中，他曾射失一粒點球。與日本隊的上半場比賽中，他再次點球不中，使球隊錯失擴大領先優勢的良機。“再度失足”的擔憂已經化為消極的心理暗示，縈繞在他的心頭。黎剎紀念體育場內近乎爆炸的氣氛、華僑球迷的熱切期待，更使得站在點球點前的李惠堂壓力倍增。他在屏氣凝神后，將雜念拋諸腦后，決定用簡潔明快的方式罰入這粒至關重要的點球。在全場觀眾的注視下，李惠堂迅速啟動，跑向皮球，用右腳發力，打出一記勢大力沉的射門。足球在空中飛行后越過日本門將的頭頂，從右上角直入網窩。比分定格在4∶3，中國隊贏了！激動的球迷歡呼雀躍，在體育場內燃放起鞭炮。在現場目睹了球隊奇跡般取勝的中國記者，將勝利的消息從南洋傳回國內。他們以“十二碼奠定江山”“李惠堂再建奇功”之類的小標題，向國人介紹了李惠堂和中國足球隊為國爭光的壯舉。

李惠堂

馬尼拉遠東運動會后，中國為抗議日本策動偽滿洲國參與遠東體育賽事的政治操作，宣布退出遠東體育協會。李惠堂的制勝點球，就此成為中國足球在遠東運動會的絕唱。3年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李惠堂在全民族抗戰時期輾轉于香港、廣東和大后方，通過足球義賽等方式，投身抗戰救國的洪流。1947年，他在香港退役，結束運動員生涯。其在中日足球大戰中完成絕殺的經典時刻，在漫長的時空隧道中變得模糊，湮沒于大時代的滾滾紅塵之中。

李惠堂以“球王”的形象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已是其掛靴40年之后。1987年，為爭奪1988年漢城奧運會足球賽的正賽資格，中國隊與日本隊再度狹路相逢。10月26日，在雨夜的東京國立競技場，兩隊展開激戰。先前在主場一球落敗，此役唯有取勝才能晉級的中國隊，在上下半場各入一球，以2∶0的比分擊敗對手，上演了激動人心的逆轉。比賽結束的哨音吹響后，北京沸騰了，人們紛紛涌上街頭，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揮舞國旗、敲鑼打鼓、燃放鞭炮。中國隊的出線意味著中國足球經過幾代人的奮斗，終于實現“沖出亞洲”的目標，登上闊別已久的世界舞臺。正在召開中共十三大的首都北京，也因這一喜訊平添了節日氣氛，洋溢著意氣風發的改革氣象。《人民日報》在一周后刊登了一首題為《喜聞中國足球隊走向世界》的賀詩。作者“荒蕪”在這個繼往開來的歷史時刻，回憶起曾經的“球王李惠堂”。

常憶球王李惠堂，當年名氣滿香江。

欣看六十三春后，紅杏枝頭又出墻。

打開世界大門來，歷史今番第一回。

我有萬千佳子弟，個中盡是奪標才。

天安門下舞婆娑，我唱新詞你唱歌，

都道十三大會好，花添錦上笑呵呵。

球王李惠堂沒能目睹中國隊的這次勝利。1979年7月4日，他病逝于香港法國醫院，與自己深愛的足球永別。但與其相關的歷史記憶，隨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被重新激活。“球王李惠堂”作為一個符號，作為承載光榮與夢想的一段記憶，在改革開放后中國重新融入國際體育的過程中日益凸顯，聯結起中國體育的歷史與現實，也激勵著中國足球的當下與未來。1990年，由香港企業發起和贊助的“李惠堂球王獎”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創立儀式。2000年，在《中國體育報》發起的中國足球“世紀球員”評選中，李惠堂名列榜首。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夕，“紀念球王李惠堂座談會”在京召開，新中國成立后的幾代足球名宿均到場參加。李惠堂的故鄉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不僅將其故居修繕開放，打造“球王故里”和“足球之鄉”的文化名片，而且在縣城中心樹立“世界球王李惠堂”的銅像，并將為中超梅州客家足球隊修建的新球場命名為“惠堂體育場”。李惠堂的形象被電影、歌曲、小說、音樂劇、足球游戲等借用、構建、展示，使其成為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和時代象征。

最近二三十年，在國內的新聞媒體和網絡論壇上，對“球王李惠堂”的討論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體現了全社會對“中國足球”的關注。而媒體和公眾言說中的“中國足球”，與其說是一個體育類的輿論話題，不如說是一個包含了復雜的歷史維度、群體心態和個體感受的社會磁場。足球運動在中國，一方面被寄予了民族復興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承接了社會情緒的宣泄。“球王”時而在“遠古吹”的渲染之下化身為神像，用來反襯現實的庸常，時而又在各種“祛魅”式的考證中走下神壇，從神祇降為凡人。眾說紛紜之下，借古諷今之時，李惠堂在歷史時空中的真實面目卻漸漸模糊起來。他似乎家喻戶曉，但我們事實上對他所知甚少。

李惠堂是誰？這是一個復雜而有趣的問題。他的復雜性不僅在于他傳奇的運動經歷，而且在于他遠遠突破了“足球運動員”這個單一的身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時代影響。作為中國近現代最負盛名的體育明星，李惠堂在體育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動者和開拓者。他在香港、上海及東南亞曾代表不同球隊贏得了重要賽事的冠軍，帶領中國國家隊出現在遠東運動會、奧運會等國際賽場，在體育競技中贏得眾多榮譽。在從事體育活動的同時，他積極承攬商務，涉足建筑、金融、保險等行業，在商業領域獲利頗豐。他與民國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曾與許多重要政治人物互動，在華南的客家人群體中有極強的號召力。作為當時長期與梅蘭芳齊名的大眾偶像，他將“踢足球”上升到文藝和美學的高度，引領了都市流行文化的風尚，與同時期的知名作家、戲曲演員和電影明星一道，構成了民國摩登時代的文化群像。他也是一位思想者、闡述者和宣傳者，對媒體的功能有深刻體認。從早期的游記連載和著書立說，到之后投身廣播演講，再到晚年參與電視轉播，他熱烈擁抱和積極運用20世紀的各種新興媒介，在與輿論的互動中保持了個人的聲量，也為后世留下了值得咀嚼的思想遺產。

1928年上映的體育愛情影片《一腳踢出去》，以李惠堂為原型。

從中國史的視角中跳脫出來觀察，李惠堂還是一個參與了20世紀全球化進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人物。他出生和成長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活躍在五卅運動后反帝浪潮風起云涌的上海，旅居于華人民族主義方興的南洋，游歷了二戰前夕動蕩不安的歐洲，也在戰后負笈英倫，在與外部世界的長期交互中形成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全球視野。在結束運動員生涯后，他成功轉型為重要的行業管理者，不僅成為中國足球隊主教練和中國第一位國際級足球裁判，而且創立了亞洲足球聯合會（AFC）并擔任首任秘書長，當選為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副主席，參與了這些重要國際體育平臺和跨國交流網絡的奠基工作。1966年世界杯決賽時，他置身于倫敦溫布利球場（Wembley Stadium）的貴賓席，站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身后，注視著世界足壇新王者的加冕。甚至可以說，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他參與構建的制度、規則與文化之中，以足球為紐帶，與世界聯結。

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李惠堂將創造現代中國的理想寄托在小小的足球上。他在青年時期曾經抒發這樣的豪情：“為球界謀再接再勵［厲］之舉，為藝術作登峰造極之圖，務使綿歷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之古國人士，聲威播于遐邇，勇毅振乎殊俗，借挽狂瀾于既倒，而系國脈于垂危。”李惠堂出生于1905年，這一年清廷廢除科舉，變革浪潮澎湃洶涌。他去世于1979年，這一年改革春風強勁吹拂，新的氣息迎面而來。在他生活的時代，中國和世界經歷了戰爭與革命等諸多世變，他也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動，塑造了現代中國的面貌。足球對李惠堂來說，是安身立命的事業，是救國救民的路徑，是連通世界的通道，也是探索意義的出口。他與時代同行，通過足球與命運抗爭，實現個人的價值，也通過足球與社會對話，尋找國家的出路。

既往對于李惠堂的研究和探討，往往局限于“體育運動發展史”的范疇，將其視為中國近代體育運動發展的一部分，或平鋪直敘其生平經歷及現實啟示，或就其體育事業的某一階段或某一側面展開論述，沒有深入揭示他的奮斗歷程與整體性社會變革的聯系。這與體育在中國的處境不無關系。時至今日，仍有為數不少的人對體育存有較為片面的理解，或將其視為“為國爭光”的政治工具，或目之為鍛煉身體或休閑娛樂的游戲，或將其定位于“教科文衛”中的教育事業，極少認識到體育作為身體活動、社會系統和文化實踐的豐富內涵，以及體育與政治制度、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之間的深刻聯系。在歐美學界，體育史作為一個成熟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已經在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中產生重要影響，與全球化、國家建構、階級政治、族群認同、社會性別、消費文化、科技發展、跨國文化傳播等一系列前沿議題展開密切互動。相對于歐美學界活躍的知識生產和學科交叉，體育史在中國的發展，雖有20世紀以來前輩學者篳路藍縷的開拓和來自不同學科的同人之間的相互砥礪，但總的來說仍處在一個相對沉寂和邊緣的境地。長期關注和從事中國體育史研究的著名學者金大陸指出，體育作為人類社會生存和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很有必要對它的演進歷史進行梳理和研究。但在中國體育學界，相關研究不夠深入，沒有注意發掘體育現象背后的歷史；在中國歷史學界，學者們要么不懂體育，要么輕看體育，沒有意識到體育的視角可以透視多元的世界。他倡導體育學與歷史學攜手，打通學科壁壘，把體育史納入整體史，與政治史、經濟史、教育史、社會史相溝通，從“體育中的歷史”走向“歷史中的體育”。

《體育作為方法：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文明傳統》，徐國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

著名跨國史研究者徐國琦在他的新著《體育作為方法：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文明傳統》中指出，體育不僅影響了傳統中國文明理念和文化基因的塑造，也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有密切的關聯，而且是解讀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揭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視角。19世紀末以降，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傳統“尚武精神”借由現代體育的形式，在中國實現了回歸。這一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使現代體育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巨大動力。伴隨“西力”“西潮”“西物”東漸而來的現代體育，在其傳播和演變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中國“現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參與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進程。既往的部分歷史研究已經注意到并揭示了現代體育之于現代中國形成的影響。其一，與西方現代國家建設相伴相生的體育制度和身體觀念，被植入清末以降的中國體育教育和軍事訓練，完成了對現代中國國民身體的規訓與塑造。體育作為國家整合的重要機制，在促進現代中國的國家構建、跨文化交流、科學知識傳播、性別平等、大眾參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媒介作用。其二，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中國通過參與中外體育交流，積極融入國際體育，使自身“國際化”，借以建立新的國際形象，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其三，體育活動在部分城市的推廣和實踐，創造了新的大眾娛樂形式，改變了精英和民眾的身體觀和國家觀，促進了中國城市的現代化。此外，近年來部分學者還從“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的視角出發，觀察近代以來賽馬、棒球、自行車等西式體育運動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呈現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之間的巨大張力，揭示了中國社會在面對外來文化時體現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這些研究主要從國家和社會精英自上而下規劃和推動的視角出發，呈現了現代體育與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關系，但對歷史過程中其他重要參與者的作用和影響，尚缺乏更為細致的探討。諸如李惠堂之類的“體育明星”，即是這一整體轉型進程中不容忽視的歷史人物，其思想與行動亦對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現代社會的“體育明星”是頗受關注、具有影響的公眾人物。美國學者巴里·斯瑪特（Barry Smart）研究指出，19世紀末以來新聞媒體的興起和商業贊助的增長，推動現代體育朝著“商業化”和“職業化”的方向發展。在傳媒機制、資本運作和公眾情緒的共同塑造下，少數頂尖運動員成為對大眾具有強大吸引力的“體育明星”，甚至獲得全球文化偶像的地位。美國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將“體育冠軍”歸入處在名望體系和商業社會頂端的“職業名流”（professional celebrity）行列，將其視為國家權力精英的一部分。法國歷史學家喬治·維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指出，現代體育使那些能夠超越極限和沖破障礙的運動員成為非凡、無與倫比、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將他們推向一個傳奇和英雄世界的想象舞臺，其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都擁有一個故事，其歷程印有根深蒂固的集體價值，其生命代表了一個時代，體現和代表了社會現實。近年來，隨著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起，以楊秀瓊為代表的民國女性“體育明星”，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也獲得了一定的關注。學者們通過對其經歷和命運的研究，揭示了性別意識對于近代中國國族構建的影響。

作為近代中國最負盛名的體育明星，李惠堂既有別于被“職業化”和“商業化”形塑的歐美體育選手，也不同于同一時期受困于“性別”和“身體”觀念桎梏的民國女性運動健將，而是集中體現了中國現代體育在轉型時期的多重矛盾和復雜境遇。“球王李惠堂”的故事，其價值除了體育競技層面的傳奇性，更在于它呈現了變革時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大眾文化的成長、文化交流的碰撞和戰火摧殘下的堅韌。其個體的生命歷程，既體現了近代中西之間的文化“邊緣人”（marginal man）連接多個文化傳統和價值系統的嘗試，又是現代體育參與國家轉型的重要縮影。

“球王”是一個融合了中國傳統和外來文化的新詞。李惠堂在民國時期被冠以這個稱號，這一事實本身即折射了中國近代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的變遷。1935年，上海《足球世界》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球王李惠堂論》的文章，該文開篇寫道：

美利堅合眾國也，閱其政史，未嘗有帝王之稱號；然民間之稱王者，則有煤油大王、汽車大王……焉。我大中華，今亦偉大之共和國也，帝王之號，廢棄久矣；然而民間獨王稱者，則得一人焉，即李惠堂是也。李惠堂以足球鳴于時，遠東固勿論矣，世界各國亦未嘗不震懾其威名。故人之崇拜其藝術者，皆以王尊之，號曰球王。

這一饒有趣味的表述，雖不乏夸大其詞的成分，卻也揭示了“球王”的個人魅力和偶像光環對一個國家內部整合和現代化發展的積極影響。曾有一個流傳極廣的說法，1976年，聯邦德國某體育雜志將李惠堂與巴西的貝利、英國的馬修斯（Stanley Matthews）、匈牙利的普斯卡什（Puskás Ferenc）和阿根廷的迪·斯蒂法諾（Alfredo Di Stéfano）評為“世界五大球王”。這一傳言雖被體育史學者李峻嶸證偽，但此種比較仍體現了“球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理解全球化進程和“球王”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變遷具有重要意義。在中文世界里被公認為“球王”的足球明星，不管是20世紀的貝利和馬拉多納，還是21世紀的C.羅納爾多和梅西，其意義都不僅在于他們推動了足球運動的發展，成為足球運動的象征，而且在于他們都卷入了重要的政治議程和文化事件，成為定義一個時代的標志。李惠堂作為運動員的成就，或許遠不及上述球星，但在社會地位和時代影響方面與上述球星有共性，并且是時間序列上重要的先驅者。

本書不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傳記，而是一項屬于“人生史”（life history）范疇的研究。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認為，宏觀的“社會”和微觀的“人”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個人、國家和社會整個文明的進程軌跡。人類學家王銘銘進一步指出，“人生史”是有選擇地對歷史中杰出人物的研究，其宗旨在于理解杰出人物的文化創造在文明史中的整體地位，通過對研究對象生命歷程與起伏變化的研究，理解人物“被決定”與“自由意志”的“中間性”。本書嘗試以這樣的旨趣和思路，既通過人物命運的演變來展現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又聚焦人物生命歷程中的勇氣與信念、奮斗與突破、挫敗與迷惘。“球王”的傳奇之處，除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更在于他如何在重重困境之中，超越個人的局限，回應時代的挑戰，展現人性的張力，留下歷史的印記。

“球王”的“人生史”，既是個體生命的“小歷史”，又是一個時代的“大歷史”。它是過去的歷史，也關涉當下的處境。被稱為“詩人”的著名足球評論員賀煒，在2014年歐冠決賽解說的最后發表了一段熱血沸騰的陳詞：“足球如果總是能給人帶來精神上正面的力量，激發人向上的話，那它一定會得到所有人的喜歡。我毫不懷疑在中國，有一天足球也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回首近40年足球運動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有若干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它融入了國家體制改革、產業轉型、城市更新和文化交流的歷程，豐富了公眾的休閑方式，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為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提供了慰藉與希望。發展足球運動已經上升為一項關乎體育、教育、經濟、社會和文化整體發展的國家戰略，既關系到對外塑造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形象，又關系到對內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國家。1998年帶領克羅地亞國家隊奪得世界杯季軍、后曾來華執教的名帥米羅斯拉夫·布拉澤維奇（Miroslav Blazevic）曾經指出，不管成績在高峰還是低谷，足球都應是國家大戰略的重要一環。他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足球的使命應該是長期堅守的，不因時間推移和時代更迭而改變，而中國足球應該承擔起提升中華民族自豪感、自我認同感的偉大使命。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今天仍然沿著當年李惠堂所開辟的道路，艱難而堅定地前行著。回顧前人篳路藍縷的足跡，其意義不僅在于總結過去，省思既往，更在于反觀當下，展望未來。

2022年11月26日，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激戰正酣時，一支來自南京的先鋒搖滾樂隊“滿天星”在B站上線了自己的首唱會。專輯里的一首歌曲《10000！》，講述了一位足球英雄面對告別戰的失利，依然勇往直前，奮戰到底的故事，以此致敬此時此刻正在為自己的足球夢想頑強拼搏的當世“球王”梅西和C羅。這首深沉而激昂的歌曲還提到了中國“球王”李惠堂：“無論這世界變得要怎樣，其實也不用想，一直走。總有天，過往的細節要記得，惠堂的九號衣意氣颯。”接下來，就讓我們展開這些“過往的細節”，進入“球王”的人生和他的時代。

（本文系《“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時代（1925-1945）》一書“前言”，趙崢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6年5月即出，經授權，由澎湃新聞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