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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第7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進入常規放映日程的第二天。今日在盧米埃爾大劇院首映的兩部主競賽單元影片,分別是波蘭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 Pawlikowski)的新作、由波蘭與德國等國聯合出品的《故土》(Fatherland),以及伊朗導演阿斯加·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首部法語作品《平行故事》(Histoires parallè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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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影片均由知名女演員領銜:剛剛憑借《羅斯》二封柏林金熊的桑德拉·惠勒,在《故土》中扮演作家托馬斯·曼的女兒艾麗卡·曼;《平行故事》的女主角則是法國最杰出的女演員之一伊莎貝爾·于佩爾。
《故土》的故事發生在1949年冷戰高峰期,是一部聚焦作家托馬斯·曼與女兒艾麗卡之間關系,同時影射時代背景與精神癥候的歷史劇情片。二戰前夕流亡美國后,托馬斯·曼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并在當地安居;但在1945年二戰結束、小羅斯福總統逝世后,他對美國日漸失望,并決心回到歐洲。1949年,托馬斯·曼借歌德20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之機訪問德國,并橫跨西德與東德兩片占領區。《故土》講述的便是父女二人駕車穿越滿目瘡痍的德國,從美國控制的法蘭克福前往蘇聯控制的魏瑪途中發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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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82分鐘內,導演以冷靜克制的黑白鏡頭,完成了對戰后精神圖景的描摹與對當下價值的回響。帶有傳記性質的男主角托馬斯·曼,本身便指涉著一種對正在消亡的歐洲舊左翼精神的緬懷與哀悼。全片以托馬斯·曼的幾場講演活動為線索,穿插他與東西德官員、作家及上流人士之間的交流,并通過對“黃金年代”思想家與作家的提及,勾連起不同的價值取向與思想脈絡。當托馬斯·曼以莊重的口吻論及歌德,提起《浮士德》中的苦澀與諷喻時,那些曾經偉大的思想如今讀來依然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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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旅途的另一重面向,是父女二人之間微妙的情感張力。以托馬斯·曼長子克勞斯·曼服藥自盡為轉折點,父女二人的價值分歧也由此顯露:艾麗卡為兄長的去世感到無比悲愴,并認為托馬斯·曼此番回歸德國,不過是成為美蘇冷戰中的表演工具,將一切價值都消解為無意義的徒然;托馬斯·曼則認為,只有不斷探尋的行動,才能真正踐行某種價值。然而,二人的價值并不存在根本分歧,更像是人文主義與左翼思想的不同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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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場戲或可作為這種“和諧分歧”的縮影:車輛行駛在東德一處林蔭道上,父親終于從后排坐到副駕駛,車載電臺轉過德語民謠,轉過美國流行樂,轉過蘇聯軍歌,最后歸于沉寂。一切看似明確的價值分野,都在這里被沉默與哀悼彌合。
全片以父女二人坐在教堂中聆聽管風琴奏樂作結。莊嚴的樂聲回蕩其間,沉默取代了此前一路上的爭辯與分歧。這位始終堅定、克制而歷經世事的作家,仿佛也終于容許自己卸下公共身份與思想姿態,在遲來的哀悼中直面長子的離世。
與《故土》的歷史視角不同,《平行故事》是一個發生在巴黎當下的故事。為了給新小說尋找靈感,女作家西爾維(伊莎貝爾·于佩爾飾)偷窺起對面的鄰居。她雇了年輕的亞當來幫自己處理日常生活,卻沒想到這個年輕人將徹底改變她的生活與創作,直到她所想象的虛構故事超越了所有人的現實。故事以女作家西爾維的小說和當下的生活相互映照,鉤織出了兩條平行但又息息相關的敘事線索。西爾維窺探鄰居生活,又將鄰居生活作為素材編織進自己的小說,由此,兩重敘事交織起來,并逐漸變得虛實難辨、無法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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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故土》的短小精悍、深刻雋永相比,長達140分鐘的《平行故事》則顯得瑣碎冗長,進入過程也更為艱難。影片所設置的兩重敘事,原本試圖討論創作者與素材、觀看與被觀看、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但這些主題本身并不新鮮,處理方式也略顯陳舊。大量段落依賴重復性的對照與解釋來推進,使得本應逐漸加深的曖昧感,反而在過度鋪陳中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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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貝爾·于佩爾的表演依舊精準,她賦予西爾維一種冷靜、孤獨而帶有危險感的氣質,也在相當程度上支撐起了影片的觀看重心。然而,表演的鋒利并未能完全彌補文本層面的松散。最終,《平行故事》反而陷入了一種“人帶戲”的窠臼,缺少真正令人信服的情感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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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導筒戛納記者 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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