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深處的“印鈔帝國”，每天嘩啦啦產出45億金圓券

文│潘連貴

重慶印刷廠廠區全景

中央印制廠的前身是1941年2月1日在重慶成立的中央信托局印制處，籌印中央銀行各種鈔券，任命原中央銀行秘書處英文秘書、中央信托局購料處副經理凌憲揚為經理，商務印書館香港分廠副廠長兼特種印件股股長的糜文溶為協理。同時，接收重慶財政部印刷局，改組為重慶印刷廠，廠址在棗子嵐埡1號，糜文溶為廠長，并在臨江路設第一工場，專門加印鈔券簽章事宜。當時重慶印刷廠設備簡陋，生產能力有限，印制處收購了京華印書館在重慶天生橋、李子壩、化龍橋三個工場，擴大了重慶印刷廠的規模，下設四個工場，以臨江路為第一工場，天生橋為第二工場，李子壩為第三工場，化龍橋為第四工場，大大增強了印鈔能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信局印制處擔任了大后方多種票券的印制任務，其中法幣券有1941年版十元、五十元，1942年版十元、二十元、一百元，1943年版一百元，1944年版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等。由于印鈔有功，“對于金融財政極有貢獻”，凌憲揚于1944年獲財政部頒發的財政勛章。

重慶印刷廠生產車間

1945年2月，中央銀行決定收購中央信托局印制處及重慶印刷廠，派發行局局長李駿耀辦理接收事宜。3月1日，中信局印制處改組為中央印制廠。由中央銀行“撥資5000萬元，設理監會獨立經營”。同日，成立中央印制廠總管理處，總經理為凌憲揚，協理糜文溶兼任中央印制廠廠長。4月11日，成立中央印制廠監理委員會，由李駿耀任主任委員。

抗戰勝利后，中央印制廠總管理處凌憲揚等人奉命于1945年9月4日來滬，接收偽中央儲備銀行所屬的三個印刷所，成立中央印制廠上海廠，由凌憲揚兼任上海廠廠長，徐祝三任副廠長。地址在哥倫比亞路（今番禺路）三義新村15號。原偽中央儲備銀行三個印刷所分別改名為中央印制廠上海廠第一、二、三印刷所，并將接收的日本精版印刷株式會社改名為上海廠第四印刷所。又接收了日本十二家油墨廠商，成立油墨部，亦屬上海廠領導。中央印制廠重慶廠的主要設備和管理人員、技術工人等200人左右遷到上海，重慶廠隨即停產，成立結束辦事處，著手清理。12月12日，上海廠廠長由陳自康擔任，次年3月起改由高杰擔任。

中央印制廠上海廠廠區

1946年1月2日，中央印制廠總管理處由渝遷滬，在九江路辦公，設會計、材料、廠務、業務等科和福利、購料、廢料三個委員會，下轄上海廠、北平廠與重慶廠結束辦事處。6月重慶廠正式結束，糜文溶調任北平廠廠長。8月，上海廠與原來分散的第一、二三印刷所搬遷到光復路10號（今光復西路967號）新廠址，第四印刷所改稱為第一印刷所。在機構上作了較大的調整，設總務、人事、會計、工務、材料、印件監查、出納等科和福利社，其工務科下設平版、凸版、凹版、印碼、平制、鉛印、整版、雕刻、完成等股。1947年初，凌憲揚辭去中央印制廠總管理處總經理職務，旋即出任滬江大學校長，兼任中央印制廠監理委員會主任，總管理處總經理一職由陳公亮接任。糜文溶從北平廠回上海，改任中央印制廠總管理處協理。

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

中央印制廠遷滬后，上海成為國內印制鈔票的中心。日本無條件投降時，財政部要中央銀行預先統籌發行臺灣地名券，打算在臺灣光復后，所需軍政費用概以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支付，由中央銀行估定數額20億元，派遣隨軍人員辦理。因此，中央印制廠上海廠奉令印制了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面額的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11月1日，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致電行政院長宋子文，關于目前臺灣幣制，擬接收后仍以臺灣銀行名義改用中華民國年號印制新券，與舊券同樣行使。為此，宋子文電令財政部:“查臺灣情況特殊，該省目前幣制仍應照陳長官所擬辦理，中央銀行暫緩在臺灣設立分行，惟可派員前往監督，臺灣流通券暫不發行。”同年，上海廠又印制中央銀行東北九省流通券，1945年版有十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種，作為東北地區流通的法幣。

中央印制廠上海廠印制的法幣，1945年版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種面額。1947年版法幣有二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三種。隨著法幣惡性膨脹的加劇，中央印制廠印制了關金券大鈔，1947年版有一千元、二千元、五千元三種，1948年版有二千元、二千五百元、五千元、一萬元、二萬五千元、五萬元、二十五萬元。

中央銀行關金券

1947年，原先被派往美國學習雕刻、電鍍、照相、凹印、膠印、制版等8名技術人員，回國到上海廠工作。1948年初，中央印制廠裝備有向美國訂購的四版平臺凹印機50臺、海力斯膠印機6臺等先進印鈔機器，職工2000余人。4月24日，經總管理處決定上海廠第一印刷所改稱中央印制廠上海廠第一分廠，油墨部改名中央印制廠上海油墨廠。8月，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初以美國鈔票公司印制的法幣券代替金圓券流通，中央印制廠上海廠一度停工，約有800名臨時工被解雇，職工則回家待命。10月，金圓券發行額增長迅猛，遂下令上海廠開工，趕印金圓券，職工陸續回廠生產。由于金圓券發行以幾何級數累進，鈔券印量十分巨大，中央印制廠又增加印鈔速率。1949年3月24日《金融日報》訊：“據悉中央印制廠之金圓券生產量，目前每日約為四十五億。聞三月二十八日起，每日可增至六十億。”

中央銀行金圓券

截至1949年5月，以中央印制廠名義印制的金圓券，1948年版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八種面額，1949年版有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萬元十萬元、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五百萬元十種。此外，還有中央印制廠特約一廠（大東書局）、特約二廠（京華書局）、特約三廠（上海中華書局）、特約四廠（三一印制公司）承印的各種金圓券。

中央印制廠是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大型印刷企業。“通貨膨脹極端嚴重時期，該廠成為供應迅速貶值的紙幣(法幣、關金券、金圓券)的主要工廠。”1949年春，財政部欲把中央印制廠機器設備遷往臺灣，糜文溶等借故推脫，秘密進行反搬遷的護廠斗爭，使2/3的精密機器保留了下來。上海解放后，中央印制廠被上海市軍管會接管，改名上海人民印制廠。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