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外賣買到6盒過期方便面，一句話讓老板態度大變！

羅先生通過外賣平臺

在一家超市購買了6盒方便面

收貨后發現全部過期

商家起初同意退款

聽到羅先生索要賠償后突然反悔

指責他“搞詐騙”

一方維權

一方喊冤

這到底是消費者維權不易

還是商家對“職業打假”產生應激？

買到過期泡面商家“先認后賴”

5月1日晚上，羅先生和幾位朋友來到江蘇昆山花橋聚會，通過外賣平臺從“某優便利超市”下單了6盒方便面，準備當夜宵。

“當時我們在酒店里，想叫幾盒方便面吃。”

羅先生回憶，外賣很快送到，他拆開包裝準備泡面時，習慣性地看了一眼生產日期，發現是2025年8月生產，保質期6個月，意味著這盒方便面在2026年2月就已經過期了。

▲方便面底部寫著“2026 02 19前食用”

他又翻了翻剩下的5盒，一模一樣，全都過期了兩個多月，于是羅先生立即通過外賣平臺聯系了商家。

“客服一開始態度挺好的，說不好意思，讓我們把貨退回去，把錢退給我們。”

但是，羅先生并不接受僅僅退款的處理方式，在他看來，商家售賣過期食品，已經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相關規定，他提出退貨退款后，還要求賠償1000元。

就是這句話，讓超市老板的態度急轉直下，商家得知羅先生要“按規定來”后，態度立刻變了。

“對方就變卦了，不承認了。”

羅先生說，商家直接否認這些過期方便面是從她們店里賣出去的，到后面直接說這是在敲詐。

無奈之下，羅先生和朋友直接趕到了超市，并選擇了報警，民警到場后聯系了超市老板，老板在電話里依然堅稱羅先生他們在詐騙，當晚民警只能建議羅先生等人向市場監管部門反映，或通過法律訴訟解決問題。

“他們第一次打電話來的時候說退款，但那一次我們沒有錄音。”

羅先生懊惱地說，他沒料到，商家的態度變化這么快，自己卻因為沒有留下關鍵證據，一下子陷入了被動。

如今，羅先生保留了全部6盒過期方便面，連外賣包裝袋上的訂單小票都沒扔，同時他也向江蘇12345市民熱線反映了相關情況，希望能得到一個解釋。

“東西全都在，一口沒吃，單子也在，怎么就成了我訛他了？”

老板喊冤：

“以前碰到過訛詐的人”

“我們沒有過期的，所有臨期都能退貨，廠家都給退。”

近日，新聞晨報·申度新聞記者聯系上“某優便利”超市的老板，對方堅決否認曾售出過期食品。

老板解釋稱，廠家業務員會定期來店里盤點庫存，臨期商品會及時下架退回廠家。

“過期我們能退，我們何必賣過期的呢？”

面對五一當天與羅先生等人的糾紛，老板說羅先生報警后，警察來過店里，檢查了貨架上的同款方便面，沒有發現過期的食品。

“從我們店走出去，還有騎手經手，過了好幾道手，誰也說不清。”

老板坦言，對于消費者聲稱買到過期食品，她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了，“有很多這種詐騙的，有碰瓷的。”老板直言，此前有人來買一個包裝的鹵蛋，拿著東西就說過期了，也是索賠1000塊。

“你也不是警察，你瞎報道，我們也不答應。”

對于事情的真相如何，老板告訴記者，她也希望市場監管部門能調查清楚，但是面對記者的采訪，對方也表現得有些警惕。

▲羅先生和朋友購買的6盒方便面全部過期

市場監管在店內發現其他過期產品

5月7日，羅先生收到昆山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短信通知：“我局于2026年5月1日收到你向我局投訴便利超市的消費者權益爭議，經審查，符合受理條件，決定受理。”

5月12日，新聞晨報·申度新聞記者從昆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了解到，針對羅先生的投訴，他們于5月11日去超市調查，暫未發現過期的同款方便面。

“昨天下午，我們工作人員在店內發現了3包過期的牛板筋，已經立案了。”

上述市場監管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需要羅先生將補充證據提供至指定工作郵箱，等待進一步調查和調解。

▲羅先生收到昆山市場監督管理局發來的短信

面對羅先生的指證，以及超市老板的辯解，過期泡面事件是否會陷入“舉證難”的困境？

記者通過公開信息查詢到，2025年，廣東潮州的陳先生深夜通過外賣平臺購買方便面，發現8桶都已過期22天。商家同樣以“證據不足”“存在調包可能”為由拒絕賠償。法院審理后認定：陳某收貨后不到一小時就反饋問題，提交了訂單記錄、包裹實拍圖、聊天記錄等證據，內容連貫完整，證明過期商品購自該超市，最終判決商家賠償1000元。

同樣是2025年，吉林市的王某在超市購買礦泉水，喝了幾瓶后才發現已過期兩個多月。超市辯稱“消費者未當場查驗，自身存在過失”。法院經審理指出，消費者無義務在購買時逐件檢查食品保質期；經營者因管理疏忽導致過期商品上架，對商品質量負有首要責任，判決超市承擔懲罰性賠償。

記者注意到，我國《食品安全法》第148條明確規定，只要經營者銷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就可以主張十倍賠償，且最低賠償額為1000元。

但是，消費者買到過期食品后，因證據不足導致無法獲賠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近日，在湖北團風縣人民法院發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消費者張某通過外賣平臺在某超市購買3杯酸奶，收貨后發現其中1杯已過期5天。張某隨即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商家賠償1000元。盡管張某持有訂單記錄、過期實物以及與商家的聊天記錄，法院最終仍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其全部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認為，張某提供的過期酸奶外包裝條形碼系該款產品的通用編碼，并非涉案超市的專屬追溯碼，無法證明該杯酸奶即是從該超市售出。此外，雖然商家在溝通過程中曾提出“退換”，但法院認定這屬于“為化解糾紛而提出的方案”，不能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自認”。由于張某未能提供完整的“開箱視頻”或能夠鎖定流通環節的其他證據，無法形成從“平臺下單”到“收到過期商品”的閉環證據鏈，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如何破解消費者維權舉證困境？

羅先生的遭遇折射出當前消費維權難的現實困境：在缺乏第三方有效見證的情況下，消費者拿什么證明“這盒過期方便面就是從這家店買的”？

羅先生保留了訂單截圖、外賣小票以及6盒未開封的過期方便面，在他看來，這已經是能力范圍內最完整的“證據鏈”了。但在商家“可能是騎手調包”“可能是顧客自己換的”的辯解面前，這些證據似乎都值得再次推敲。

有法院明確指出，如果消費者能提供開箱視頻，形成“從包裹到商品”的完整記錄，則是鎖定證據最有力的方式。

問題在于，要求每一個消費者在收到外賣時都架起手機全程錄像，未免強人所難。

但與此同時，商戶也有自己的苦衷。這家超市的老板反復強調“以前碰到過訛詐”，這種“一朝被蛇咬”的防御心態，在商家中同樣相當普遍。

如今，以牟利為目的的職業索賠人并不少見，他們利用商品標簽瑕疵、臨期食品未及時下架等“軟肋”，通過規模化舉報、威脅曝光或訴訟手段索要高額賠償。職業索賠人的存在，使得部分商家在面對正常消費者維權時，容易產生“應激”——你索賠，你就是訛詐；你報警，你就是想鬧大。

當消費者的正常維權被貼上“訛詐”標簽，當商家因害怕被訛而選擇“死不認賬”，這場博弈中，真正受損的是整個消費環境的信任基礎。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條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初衷是抬高違法成本、壓實經營者主體責任，守護食品安全底線，而非讓消費者與商家陷入自證清白的猜疑內耗。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能苛求普通消費者每一次消費都必須開箱錄像，這既不符合日常消費習慣，也違背了維權的便民初衷；更不能讓商家一句“疑似調包”就輕松免責，將舉證壓力全然轉嫁給消費者。

要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商家應主動完善進貨、出庫、配送全流程溯源記錄，用標準化流程自證合規；平臺需優化訂單溯源、配送留證、糾紛調處機制，為雙方提供中立憑證；司法與監管層面應結合日常消費場景，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同時嚴厲打擊惡意索賠行為，區分合法維權與職業訛詐。

唯有讓責任歸位、信任歸位，才能跳出 “消費者難自證、商家怕被訛” 的死循環，讓懲罰性賠償真正成為守護消費安全的利器。

來源| 新聞晨報 記者陳泉、申度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