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政府，如何靠"保健食品"，忽悠吃不上飯的窮苦老百姓？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進入1945年，日本國民當然根本沒那個心思去關心高級料理店的生存問題了，他們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下一頓飯。

無論是不是犯罪，他們都必須去從事“糧食黑市交易”了，因為食物從國家配給到老百姓手上之前，要經歷“層層盤剝”。根據戰后對司法省刑事局的高等級秘密資料《經濟資料第八十七輯 關于糧食相關犯罪的調查》，1944年2月以后，由于魚類、蔬菜類的配給量顯著下降，日本全國“糧食相關犯罪”數量急劇增加。

1、吃飯的困難

首先，農村地區生產組合職員貪污蔬菜類食物的案件增加。其次，負責批量接受單位的檢查人員從中貪污的案件增加。接下來是統制組合職員根據所謂“量情裁處”進行貪污。到了下面還有町會職員、鄰組長通過偽造、涂改配給賬本和配給券騙取糧食。在這套體系之外，還有作為糧食配給機關的糧食營團從業者貪污、盜竊配給大米。

糧食運輸人那里也有不少漏洞。在魚市場中，從事搬運作業的所謂“輕子”(搬運工)在作業中，也會盜取鮮魚藏在懷里，干完活就直接拿回家。為了防止這些“糧食相關犯罪”，日本警察不斷加強打擊舉措。

難以靠國家配給食物存活的日本國民，頂著“非國民行為”的罪名，將黑市的糧食價格不斷推高，同樣是《經濟資料第八十七輯 關于糧食相關犯罪的調查》這份資料，記錄了警察暗中調查的東京、大阪兩地食品黑市的價格，如下(價格日元):

配給精米1升，公定價格0.45，東京黑市價15，大阪黑市價15。
砂糖1斤，公定價格0.4，東京黑市價15.36，大阪黑市價18。
雞蛋1個，公定價格0.065，東京黑市價0.5，大阪黑市價0.5。
牛肉100克，公定價格1.6，東京黑市價5，大阪黑市價8。
芋頭100克，公定價格0.085，東京黑市價0.5，大阪黑市價0.25。
鰻魚100克，公定價格0.7，東京黑市價4，大阪黑市價1。

以上是全面物資統制剛剛開始實施，1944年2月至3月調查的情況。到了1945年，食品黑市價格猶如火箭躥升，幾倍到十幾倍的差價只能算是“底限”。當然，所謂食品黑市，絕不是任何一個老百姓隨便走到街角就可以進去采購的。說到底，還得是有一定財力積蓄的家庭才會有“黑市商人”上門，偷偷進行推銷。

對于老百姓來說，他們唯一的法子是親自到鄉下去，從農戶那里，用錢買或者直接用物品交換一些食物。這屬于“經濟犯罪行為”，所以去鄉下買食物的老百姓也得有認識的親戚或朋友在鄉下，或者有中間人介紹才行。城里人下鄉，然后搬運蔬菜、米袋子等回城過于“顯眼”，被經濟警察抓獲的“糧食相關犯罪”者也大多是這些老百姓。

現在把視線轉回到1944年5月福岡女校出版的《戰時食生活指南》上來。雖然要鼓吹國民全體一致厲行節約，但《戰時食生活指南》除了把厲行節約的原因歸結為可為“圣戰”增添戰力，還從日本的“光榮”歷史里面尋找理由。

當然這套歷史是戰前誰都不可以質疑，但實質是以神話傳說為基礎的“皇國史觀”。從“天照大神采取稻穗授給皇孫”開始，把日本古籍《日本書紀》《風土記》《萬葉集》《廷喜式》中歷代天皇如何節約食物的段子，都拿出來吹噓一遍，還要加上北條時賴、豐臣秀吉、加藤清正等古代“榜樣”。

但是，攝入食物太少畢竟會影響人的體力和健康，特別是戰爭重擔壓在每一個人肩頭的情況下，于是《戰時食生活指南》接下去介紹所謂“保健食品”，通過遵照營養科學的食生活，不但減少國民的食物消耗，反倒還能讓人更健康。

將減少糧食消耗和“保健食品”聯系起來，不是1945年才有的事情。至少從1941年，也就是臨近對英美發動戰爭之前，日本從上到下就掀起了所謂“國民食”運動。這場運動首先批判所謂的“美味食物”，說無論吃起來多么令人愉悅，在人體健康方面都是百害而無一利。

為了從營養學角度確保健康，就需要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什么樣的食物和料理法是最好的。

在當時與日本作戰的國家眼中，乃至戰后的日本人眼中，戰時日本是一個充滿了宗教性狂熱情緒、毫無理智的國家，但實際上，當時的日本從上到下，開口閉口都是“科學”，連一億國民的胃都以“科學”的名義管理了起來。

《戰時生活讀本》從另一個側面來證明“戰時食生活”的科學性。作者引用了大阪帝大理學部淺田教授說的故事。淺田去德國留學，借宿家庭只有一位80多歲的德國老太太，專門為淺田準備了米飯，做法是把米用熱水煮成粥，在上面澆牛奶、可可粉和白砂糖的混合物。這在淺田看來，是很奇怪的米粥。

2、忽悠人的“保健食品”

淺田告訴德國老太太如何煮普通的米飯。經過幾次失敗的嘗試以后，煮成的米飯就變得很可口了。淺田詢問為什么能做得這么好，老太太回答說，她已經總結出最初應該放幾克米、多少水、煤氣的火候多高等數據，最終以科學的方法完成了煮飯。作者感嘆說，不愧是德國，就連主婦在廚房中也具有科學家氣質，在日本這樣的主婦可沒有幾個。

作為戰爭盟友，德國是日本從上到下大力推崇的“樣板國家”。德國人在廚房里使用精確的測量工具，似乎是一個長久流行的“段子”，源頭說不定就是像太田清文《戰時生活讀本》一類的戰時宣傳。那么，日本戰時的“保健食品科學”是不是都是神棍一類的東西呢?倒也不能一概而論。其核心目的還是削減民眾的糧食消耗量。

舉實例看看這些日本二戰末期所謂科學的“保健食品”。自古以來，日本人就通過食用魚類來獲得大部分脂肪性蛋白質，這與大陸上的民族以豬、羊、牛等為脂肪性蛋白質為主有很大區別。二戰末期，日本人也在吃魚，沒有魚就等于不沾葷腥。不過，當時就算吃條魚也是很麻煩的事。

《決戰非常措施要綱》提出，吃魚要把魚徹底吃掉，魚骨頭、魚刺都要想辦法吃掉。吃小魚的話，用油煎的辦法確實可以連骨頭都吃掉。

但比較大一些的魚，應該怎么處理?

第一，可以做成魚肉炸餅。其實也就是用油煎的辦法處理，事先把魚骨頭和魚內臟都用廚刀拍碎。第二，將魚骨頭放在鍋里，加鹽煮成咸魚汁。這種咸魚汁可以代替已經難以買到的醬油。第三，用小麥粉吸取魚血，然后加味噌汁，然后將這種小麥粉干燥，用來做面包。

經過這樣處理的魚肉炸餅、咸魚汁和魚血小麥粉，也不能說不能吃，拿到太平洋上去送給作戰的日軍官兵，說不定還是第一等的美味。

不過，進入1945年之后，以上制作法中涉及的食油、小麥粉，基本都成了鏡花水月的東西。戰時“保健食品”朝著越來越令人害怕的方向發展下去。

《戰時生活讀本》中對于如何“壓榨”出魚類特別是漁獲數量最多的沙丁魚最后一點兒“營養價值”，專辟一章論述:

沙丁魚干是寶貴的儲存食品。過去鮮沙丁魚是營養豐富的美食，其后沙丁魚油都由國家進行利用，脫脂之后才供食用。但這樣的沙丁魚仍然營養很豐富，是如今戰時寶貴的魚類資源。

脫脂之后的沙丁魚主要做成三種食物:食用魚粉、壓榨煮魚干和沙丁魚干板。但即使是這三種食物，如今數量也是稀少的，所以提供給陸海軍之后，必須配給給戰時條件下必要的生產部門，如軍工部門日夜不停勞作的工人們，還有從事農業生產的重點地區。最后剩余的才能配給給一般家庭。

這三種沙丁魚食物都是將生鮮沙丁魚用清潔方法，以榨取作為肥料的油脂幾乎相同的工程進行處理的，實在是營養豐富又美味，而且只需要消耗很少的勞動力，價格也便宜，且適于長期儲存，所以說是極為寶貴的。

食用魚粉可以澆在米飯上，或者直接和大米一起煮，又或者再加工成醬油等。煮魚干則可以加工成煮高湯的材料。沙丁魚干板則是很難見到的珍貴食品，是用很多的魚一塊進行壓榨后做成的，然后將其切成板塊。一見之下給人以仿佛一塊大理石一般，真是美麗的食品。這種食品的食用方法非常多樣，可以浸泡鹽水，等泡軟之后再切成細片就是下飯菜，或者可以作為天婦羅(油炸食品)或者海帶卷的餡兒，或者在做中國菜的時候也可以作為調料使用。

沙丁魚本來就是一種脂肪過多的魚類，因此這種魚很早以前就用多種腌制方法進行酸化脫脂處理，于是就會變成紅色，這就是所謂脫脂，所以沙丁魚完全可以作為儲存食品。

《戰時生活讀本》中最推薦的蔬菜類“保健食品”，可以說在整個東亞地區都公認的頭號儲藏蔬菜，那就是大白菜。

家庭儲藏白菜的方法是:

在采摘購買之后將外面的葉子取下食用，而菜心則放在陽光下晾曬四五日，然后用報紙包起來在屋中吊藏。當然吊起來儲藏并不只是為了通風，還可以防止被老鼠啃噬。另外還有芋頭、馬鈴薯、洋蔥等值得進行儲藏。

在戰時體制下，許多日本人在從事外出勞動時無法回家吃飯，同時也難以在勞動地點得到食物供應，這個時候就需要所謂“非常用攜帶食品”。在戰爭時期，“非常用攜帶食品”往往要攜帶到遙遠的地方，這就需要保證食物不會很快變質。對于這樣的“科學方法”，《戰時生活讀本》也進行了介紹。

一個好辦法是使用玻璃紙袋子，這種袋子可以從日本各地的糧食協會買到，上面用點線標明應該裝入的大米和水的多少，然后從兩端擠壓可以排出空氣，使其內部基本真空，然后打結，放入熱水鍋中用時30分鐘煮熟。

這樣的一包米飯就可以相當長時間保存而不變質。當然，這個袋子只要打開了，米飯就會開始變質，所以打開后就要盡早食用，而如果前期排除空氣沒做好，那打開了就會有一股餿味了。

制作“非常用攜帶食品”的材料必須有備份，并且隨時可以攜帶，保證一家人即使在家被燒毀的情況下可以支撐半天到一天不至于挨餓。需要準備大米、梅干、味噌、碗勺和小刀，用來在緊急情況下切割一些木材，用作烹煮燃料。

不過，《戰時生活讀本》中介紹的食物也不全是這些看似“慘兮兮”的東西例如，也介紹一些“果子”即休閑類甜食的制作方法。其中包括煎蛋糕，原料有面粉、砂糖、雞蛋等。還有“櫻餅”，其中的餡兒需要用到配給的馬鈴薯或芋頭。當然，制作這些甜食的某些原料，比如面粉，到了1945年時完全就是稀罕之物。戰爭末期的日本當局以“科學”的名義管理一億國民的胃腸，大力提倡“保健食品”，其實是為了盡量壓縮對食物的需求，保證軍隊的食物供應，并盡量令國民不因餓肚子而難以從事生產活動。

因此，像《戰時生活讀本》這樣的“教材”定要強調所有食物都要盡可能不浪費，徹底榨干其所有營養價值。

類似的方法自然有不少。例如對于白菜、卷心菜的根芯，如果扔掉就是浪費了10%，所以應該將其細切成片后食用。當然，按照現代人的思維，這樣繁復的處理會耗費時間和體力，體力與獲得營養價值很可能不成正比，但在戰爭末期的日本，“靠毅力戰勝困難”才是“科學”的精髓。

因此，馬鈴薯、芋頭等削下來的皮也都應該想盡辦法吃掉，或至少用作調味。橘子皮是應該得到徹底利用的，將其曬干之后磨成粉，然后泡熱水喝。還有蘋果皮，推薦和蘿卜片、芋頭等一起做成沙拉，或者和胡蘿卜混著吃。這些做法與處理魚下腳料、蔬菜殘余別無二致。

3、“必勝飯”與“興亞面包”

創作并出版于1944年的《戰時食生活指南》中出現了“果子”的制作方法，實際上日本國民自1943年起就很難有這樣的享受了，因為1943年開始了全國種植甘薯的大運動，宣傳口號是“甜品的時代結束了，要用薯飯獲得勝利”。

直到1943年，在日本每一個“町”或“村”中，至少還有一家“果子店”營業，所賣的甜品普遍是“烤薩摩芋”。對于許多孩子來說，能夠買到幾個“烤薩摩芋”裝在紙袋子里享用，是人世間最暖心的事。而在1943年后，包括“薩摩芋”在內的所有芋薯類食物都成了“寶貴的主食”。

街頭貼出的宣傳海報這么教育民眾:

我們迄今為止認為大米飯是主食，這種想法應該拋棄。將甘薯配大米吃吧，這也是百姓流著汗水種出來的可口食物，心懷感激地享用吧。如今，為戰勝可恨的敵軍英美，已到了必須決戰的時刻。配甘薯的米飯，心懷愉悅地享用吧，讓自己的身體保持強健吧!

從正常的“營養學”角度來說，過去日本政府還給民眾配給大豆這種富含蛋白營養的食物，日本民眾習慣煮豆飯，這是每個小孩子都喜歡吃的。換成配甘薯以后，因為其甜味，倒也沒有讓孩子們討厭。而大豆就此消失了，民眾手中只剩下榨油之后的豆渣，這個如果和大米一起混著烹煮，就會產生讓人惡心的油味，就不受孩子們歡迎了。

當時日本主要是從中國東北輸入大豆。大豆除了榨取大豆油，還是制作日本人吃飯時必備調料——醬油的主要原料，但美軍的潛艇從1943年開始大規模襲擊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到1944年推進到對馬海峽和中國附近的海上，因此中國大豆運進日本的數量直線下降，這是日本豆飯被豆渣飯取代的背景。豆渣可以忍著惡心吃下去，但不能代替醬油。

千方百計尋找醬油代替品的日本人發現了一種在現代日本人看來很不可思議的東西--蠶蛹。蠶蛹結繭，繭被抽絲之后，蠶蛹已經死了，成了沒用的東西。

將蠶蛹做成調味品，其實只是顏色上像醬油，但聞著和醬油完全不同，發出一股獨特的惡臭，沒有人能受得了。日本當局拼命提倡各種代用食物之后，就必然會有某些騙子出來鉆空子。說起來，戰爭末期日本各地的桑樹園大多變成了農園，用來種蔬菜，養蠶業基本都停業了，日本的蠶蛹也遭遇了浩劫。當然，并不像“蠶蛹醬油”這么奇怪且得到日本政府提倡的節約型食物，也還是有。

例如，有一種日本戰時食物“烏冬球”，被列在“可以代替100克大米的食物”選項之下，其材料是:

烏冬面(原料是小麥)250克，芋頭、大蔥少量，其他鹽、油、調味料。

做法是把烏冬面煮一煮變軟，然后將其搗爛，將大蔥用油炒后放鹽，然后放入已經搗爛的烏冬面。芋頭也煮熟后搗爛，放入烏冬面中。撒上可以找到的調味料胡椒攪拌。這樣做出來的東西捏成任何形狀，撒上小麥粉，兩面用油燒。

這樣做出來的“烏冬球”，由日本人在戰后又試驗性地制作過，不好吃，做起來費工夫。不過在戰爭時期，“烏冬球”肯定是相當受歡迎的食物。

還有一種名氣更大的食物，叫作“興亞面包”。“興亞”二字和“必勝”一樣只是叫起來有氣勢，這種食物的目的仍然是讓民眾有一絲“吃甜食”的感覺。

“興亞面包”的制作材料是小麥粉、生大豆粉、玉米粉、大米殼、胡蘿卜、夏白菜以及其他可以搞到的蔬菜，制作方法沒有明確記載，也許是像一般的面包那樣烤制或是蒸煮，只要有材料能做出來就行。在日本戰爭末期所謂“決戰廚房”中，用不足的材料填飽家人肚子的“絕對意志”才是最重要的。

按照“保健食品科學”的提倡者的話來說:

就算價格低的食物材料也能富有高營養價值，就算是同樣的材料，根據不同料理方法看上去也會有不同感覺，并且會增加營養價值，所以需要主婦們將廚房當作自己的戰場，積極地運用創意并下功夫，在保證經濟的營養生活的同時，還讓家庭保持活力，這是作為祝福的奉公之道，熱切希望所有的主婦都為此努力。

奇怪的是，“保健食品科學”經常提倡只要花費功夫和創意，同樣的食物就會產生不同的營養價值。也就是說，一種食材里面普通的鈣、鐵等物質，換一種制作方法就能多出來，這能稱為科學嗎?

一位戰后日本作家回憶戰時生活，對所謂“戰時保健食品”的回憶就是“很麻煩”。

用刀背把沙丁魚干徹底拍爛，就是他當年在廚房里被母親交代的工作，耗費了他很多體力，得到的食物卻不足以果腹。他的母親，到戰后活了很多年，生活富足了，最后因癌癥死在醫院里，臨死前她不停嘀咕著“沒營養，沒營養”。她認為死在這里就是因為醫院提供的食物沒營養。這位作家感嘆說，母親不愧是“戰爭時期的主婦”。

這樣的思維模式在戰后延續了漫長的時間，其鑄就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就“吃”這種行為而言，早在1941年文部省提出的《臣民之道》中就規定不屬于個人生理性的欲求，而屬于“為國奉獻”的一部分。

用《臣民之道》的話來說：

“我等的生活應全部歸于侍奉天皇，服務于國家，這樣才是真實的生活。”“我個人”的概念的正當性，至少從1941年即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就已經在日本這個國家中不再得到承認，取而代之的是“每個臣民都是為天皇而戰的戰士”理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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