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可以說了：SARS故事

轉眼“抗擊非典（SARS)”已經十周年了，（該文寫于2013年）回想起當年的經歷，感觸頗多。

作為一名從始至終參與了抗擊SARS的一線人員，從 2003年3月17日至2003年6月25日，甚至還有后來的病例分析，資料統計……。可以說，從什么時候進入抗擊非典戰場的，我知道（可以界定為3月17日），但我什么時候從戰場上“解放出來”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對SRAS的恐懼，專家對SARS的關注，政府對SARS的重視，媒體對SARS的宣傳……，在我內心產生了非常復雜的感受。SARS真的那么可怕嗎？SARS真的有那么大的傳染性嗎？SARS真的是自然傳染病嗎？SARS究竟應當如何治療？會有300年前發明的抗SARS的秘方嗎？抗擊SARS已經過去十年了，隨著“十周年”的到來，我相信很多人又要說很多話了。

作為當時的一線醫生，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不過，我要先聲明的是：我不是專家，我只是講故事，不對之處請大家諒解。從今天起我爭取每天或兩天寫一個故事給大家，供大家茶余飯后消遣。

（一）：非典來了

公元2003年2月的一個下午4點，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樓多功能廳在舉行這一場特別的學術活動。活動內容是由著名的感染學專家王愛霞教授講述呼吸道傳染病的防控，原因是2002年11月在廣東出現的一種莫名其妙的傳染病據說要傳到北京。

這種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特點是“病人發燒，白細胞不高或降低，肺部感染非常明顯，而且進展快”。據說這種疾病傳播力很強，不少醫護人員被感染，而且很快造成病人的呼吸衰竭而因此死亡。

參加培訓的是所有臨床學科的主任和與呼吸道感染和傳染病相關的各級醫生，培訓重點強調的內容是：除了要了解這個疾病的病理過程和治療方法，最重要的是強調大家要戴口罩。第二天，醫院的器材處就給全院所有的人員配發了紗布口罩，每人兩個。說實在的，這種口罩大家已經很多年不使用了，因為我們通常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外科手術口罩。發下來的口罩被我們揣到了白大衣兜里，或鎖在衣柜里面擱置起來。

接下來的一個月“狼”并沒有來，我們照常工作，口罩依然被醫生揣在白大衣口袋里面。

三月中旬的一天，接到某（以下簡稱“甲醫院”）醫院的一個感染科醫生打來電話，問我們是否出現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病人。

“什么是原因不明肺炎？”我問到。

她也說不清楚，但她告訴我她們醫院出現了一例類似于“廣東肺炎”的病人，而且已經死掉了，還傳染了她們的醫生，提醒我們一定要小心。這個病人是從乙醫院轉到他們醫院的。這個消息，雖然引起了我們的警覺，但并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在急診科，發熱、肺炎的病人數不勝數，占有我們總病人數的20%以上，死亡也會每日在急診科上演。

接到這個電話的第三天，我們收治了一個發熱、喘憋的年輕人。病人嚴重的呼吸困難，同時有發熱，查血白細胞降低，胸片有大片的影子。值班醫生把病人安置在搶救室進行生命支持和搶救。因為病人情況十分嚴重，幾乎無法自主呼吸，醫生考慮準備進行氣管插管（這是一個在后來公認的引起醫護人員感染的操作）并使用呼吸機支持治療。然而，就在這時，一個醫生小聲地對我說：“這個病人曾經在乙醫院看護他父親。而他父親和轉到甲醫院后死亡的病人在同一間病房”。這個消息立即引起了我們大家的注意，因為病人的表現與王愛霞教授講述的傳染病高度一致。我們立即對病人進行了隔離，所有醫生、護士戴上了口罩。值班醫生立即給感染科專家李太生教授打電話，請求會診。李醫生看過病人后，也認為不能排除是這種傳染病的可能性，需要隔離治療，并提醒如果可能最好不要進行氣管插管，需要上呼吸機時一定要“注意醫護人員的防護”。

當時協和醫院急診搶救室是由三間獨立的房間組成的，兩個大房間和一個小房間，共七張床位。經過科室討論，我們把小搶救間的病人轉了出來，騰出一個單間安置這個病人，并在門口設置了隔離衣、手套。所有進入這個搶救間查看病人的醫護人員必須按照傳染病相關規定進行防護。經過對病人的仔細評估，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尚可以使用無創呼吸機（不需要進行氣管內插管的一種呼吸機）進行呼吸支持，不到萬不得已，先不用進行氣管插管。就這樣，協和醫院“躲過了一劫”。最后證明了這個病人就是SARS，當時叫“非典（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協和醫院出現的第一例病人。

事后，李教授見到我就對我說：“是我救了你們急診科吧？！”

說實話，在SARS這個事件中，協和醫院是“幸運的”。協和幸運在專家們有非常通暢和快速的信息渠道；幸運在專家有極高的敏感性；幸運在醫院對醫護人員強烈的保護意識；幸運在醫生對疾病科學的看法；幸運在醫生對醫療行為的高度負責。正是這樣的一些幸運，協和在歷時三個多月的SARS施虐期間，沒有大的傷亡。

我記得很清楚，這一天是3月17日。

病人越來越多，發熱門診出現了。“臨床診斷標準”出現了，病人越來越多了。

離下班時間還有20分鐘。

醫務處孫處長打電話給我：“王仲，李院長讓咱倆去他辦公室。”

我們很快就來到了位于五號樓的院長辦公室。李院長對我們很好，也很客氣，了解了這幾天“非典”病人的病情，醫院內病人出現發熱的情況，急診科發熱病人的篩查情況后，說：“現在‘非典’病人越來越多，病人也轉不出去，你們說我們下一步怎么辦？”

我們也沒有辦法，好像這不應該是我們想的。既然“非典”被定義為傳染病，按照政策，這些病人應該轉走，但是……
“長話短說吧，病人在短時間內肯定轉不走。給你們倆一個任務，在急診科找一個地方，設計一個隔離區。給你們15分鐘時間，你們去看，拿出來方案，今天晚上就施工，明天使用。”

我和孫處互相看看，心里面都明白要說什么——“15分鐘拿方案？”

特殊時期，特殊任務，當然也只能是特殊反應。我們來到急診科，勘察地形。

做傳染病的隔離區，不是有個地方就可以的。這個區域需要相對獨立，需要能夠通風，而且外面還需要有足夠的空間稀釋排出的污濁空氣。此外，作為急診科醫生的職業思維，我相信一定會有中病人出現，特別“非典”病人，因為其特點之一就是“病情進展快，早期就會出現呼吸衰竭。”因此我們在設置“非典”隔離病區時，就不能只考慮到病人的傳染性，還需要考慮“非典”病人的安全性，要在保護其他人員“安全”的同時，讓這些病人得到應當得到的“正規搶救和治療”。

全面考慮的急診科的布局后，我們倆確定把當時的搶救室以及臨近的幾間房間改建為隔離區。在走廊中搭起兩個全封閉隔斷墻，使這個區域“孤立起來”，單獨開門，實現“隔離”的目的。這樣即能解決“非典”病人的隔離問題，也能解決病人加重的搶救問題。

問題是，協和醫院急診科的病人不只是“非典”，更多的是普通急診病人。如何解決這些病人的搶救？我們還需要在同樣的一晚上時間，在另外一個地方搭建起來一個新的“搶救室”。這有這樣，才能保證急診科的功能。這又是一個挑戰：搶救室需要有一定的空間，需要有電，有氧氣，有負壓吸引，有正壓空氣。這比建立一個隔離區要復雜的多。經過仔細研究，這個區域選在了急診大廳的西側。

方案上報了李學旺院長，得到了認可。

我們立即聯系相關人員，備料，施工。器材處的齊處長、陳寶林老師幫助調動了所有能夠調動的力量，晚上七點開始施工。第二天早上八點，院領導來檢查，一個全新的臨時搶救室和一個全封閉的，能容納15個病人“非典隔離區”建成了。

幾十人急切的盼著領導檢查通過，因為大家都急著回家睡覺。

（二）快來，這里不死人

不知道為什么，從一開始社會上就流傳著“非典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的傳言，以至于所有人都表現出對這種新發疾病的恐慌。

第一個病人的到來，使協和醫院，特別是協和醫院急診科進入了戒備狀態——口罩開始派上了用場。

也許是上天安排，也許是我們提高了警惕，加強了排查，在第一個病人來到的第三天，又有兩個發熱的病人同時來到了協和醫院急診科。這兩人是親屬關系，相繼出現了發熱，氣短的癥狀。來到醫院后，我們馬上懷疑病人是“非典”，并把他們隔離起來。其中的男病人與前面提到的“非典”病人放在了同一個搶救間。女病人的隔離安排受了一番周折，因為她的到來，我們第二個“非典”病人隔離間產生了（因為完全隔離需要男女分開），占用了唯一的一間有窗戶的留觀室。

這兩個病人都是從某地來京的，是親屬。他們家鄉相繼出現了過幾個類似的發熱病人，都被懷疑是“非典”而被隔離。他倆恰恰是怕被隔離而坐火車來到北京的。在以后的幾天中，他們家鄉又相繼出現了類似的病人，而且，據說還有病人死亡（沒有證實）。

此時的北京，社會上也開始出現了有關“非典”的各種傳言。大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嚴重疾病”在悄悄蔓延，在無形中威脅著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恐懼開始在人們心中產生。

這兩個病人被分別安置在不同的病室里，起初他們還有很大意見，認為我們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要投訴，要告狀。雖經醫生苦口婆心的勸導，病人依然不能理解。最后，我們不得不搬出了“傳染病法”，動用了警察，病人才算配合隔離治療。

那段時間，這些“非典”病人應當被安置在哪所醫院，什么樣的病房或區域，醫療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名明確的規定。即使后來衛生部、北京市衛生局明確表態，這些病人“應當轉到傳染病院”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中，轉出的渠道也不暢。幾個病人在協和醫院急診科滯留了下來，而且一留就是幾十天。外面的各種各樣的消息越來越多，越來越讓人感覺到恐懼。兩個外地病人的家鄉不斷有人傳來患病的消息，而他們在這兒反倒感覺安全了。

一天，一個醫生到隔離室對這些病人進行例行檢查，在門口聽見被隔離的女病人打電話說道：“讓他們來協和醫院吧，這兒不死人。”

醫生立即把這件事告訴了我。這話著實把我們嚇著了，且不說如果這樣的病人都來到協和醫院，協和如何承受，更要緊的是，如果他們真的是“非典”病人，他們從外地乘火車、汽車來到協和醫院，一路會造成多大范圍的污染和傳播？

我們立即向醫院進行了報告，并通過醫院上報了醫療行政管理部門。

一個規定第二天就下達了，這就是：“任何地方（醫院）的‘非典’病人不得自行轉診”。這個規定，防止了傳染病人的無序流動，也防止了社會上更大范圍的傳播。

（三） SARS傳染性真的那么強嗎？

“非典（SARS）”的傳染性到底有多強？

有人夸張地說“一個病人走進醫院大廳，看到幾十米外二樓有一個朋友，伸手打了一個招呼就把朋友給傳染了。”

還有人說“某病人傳染了數十個人，并被稱為‘毒王’”。
……

然而，SARS結束后，統計資料卻令我們汗顏：我們并沒有多少病人，更沒有多少真正SARS病人。

你可以說，這不是SARS傳染性不強，而應該歸功于我們的防控體系：也許可以歸功于專家指導的好；也許可以歸功于政府的政策好；也許可以歸功于我們“人民戰爭”打得好。但是，我還是不得不說說我對“非典”傳染性的淺薄認識——傳染性沒有那么強。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呼吸道傳染病，沒有什么特殊的。我們要學會和‘SARS’和平共處。今天我們‘全民皆兵’應對SARS,造成這么大的社會恐慌和經濟損失，明天來一個PARS、TARS怎么辦……”這是我在接受“新聞調查”記者采訪時說的話。事實上，后來真的來了不同的什么“S”，那就是禽流感、豬流感、H1N1、H5N1等，而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就地隔離治療”。

我覺得“非典”或“SARS”就是一個普通的“病毒性呼吸道傳染性疾病”，和流感病毒等引起來的肺炎并沒有什么不同。至于其真正的傳染能力，當時我的確并不知曉。也許“無知者無畏”（在后面的故事中我會講述我防范SARS的土辦法），而無畏者往往運氣比較好——我（包括我們全科的醫護人員）到最后也沒有被感染。

下面簡單將兩三個小故事，大家判斷“非典”的傳染性吧：

三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剛剛上班，就接到了醫務處的電話：有一個病人需要我幫助看一下。這個病人的特殊點是因為他曾經去過香港（當時的香港已經被視為“非典”疫區之一）。因為不能排除非典，我安排病人在一個獨立的診室，并親自為他看了病（不好意思找別人看）。

據病人自己介紹，他在香港停留了“三個多小時”就去×國了，第二天出現了發熱。在×國停留的三天中，他的發熱癥狀逐漸加重，并出現呼吸道癥狀。×國醫生認為他是“嚴重呼吸道感染”，隨即安排他乘機回國。

檢查病人，并查看他在×國就診時的資料發現，他的白細胞也不高，胸片有明確的片狀陰影。這些表現加之曾經到過“疫區”，自然應當被高度懷疑“非典”。讓病人戴上口罩后，為他復查了血常規和胸片。結果顯示肺部的病變有了更加嚴重的進展。再追問病史，病人在香港停留了三天，是出現發熱后才去×國的，現在已經發熱四天了。從臨床上可以確定他不能排除“非典”。我們當機立斷，安排病人就地隔離——第三個隔離病室又產生了。

由于是醫務處老師介紹的，也因為缺少警惕性，更重要的是礙于“面子”，我給他看病時我們兩個都沒有戴口罩。從患者去做檢查開始，讓他戴上了口罩。這段“親密接觸”的時間長達半個小時，而且我還為他檢查的咽喉部。這意味著他將張著口對我呼吸。

臨床確診后，我們安排病人轉診到相應的醫院。病人的夫人反應極其強烈，一定強調病人不是“非典”，甚至說“如果你們給病人定這樣一個病，以后他們在社會上怎么混哪”。我說：“這只是一個呼吸道傳染病，隔離起來對大家都是安全的，哪有什么怎么混的問題呀。”病人終于轉走了。

七月份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一個陌生的號碼顯示在屏幕上。
“喂，哪位？”

“我是××，你還記得我嗎？”

我當然記得，那么特殊的病人！我馬上問：“你怎么樣？確診了嗎？”對方回答：“確診了，但現在沒事了。”“有什么后遺癥嗎？”我小心地問。“沒有。您怎么樣？”他也小心地問。“我沒事。”“我一直擔心你，怕你被傳染了。”“我沒有，你傳染其他人了嗎？”“我的司機和夫人都被傳上了。我真怕把你也傳上了。”
……

一個大學生被懷疑“非典”送進隔離區，因為他一直和媽媽住在一間出租房中，房東不敢讓媽媽回去住，媽媽就“陪”兒子住進了隔離區。我們一直等待這個媽媽“被傳染上”，但一直到孩子好轉出院，媽媽也沒有出現發熱。我們不得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在孩子出院一周后讓她“自己回家隔離”去了。
……

無獨有偶，一個肺癌病人從病房轉到我們隔離區，其實這個病人診斷非典非常牽強（發熱、白細胞低和肺部陰影在化療的肺炎病人非常常見）。一直陪同他的護工也因為“接觸史”被隔離。幾天后，病人去世（這是我們隔離區死亡的唯一病人），護工又成了在隔離區離的“不發熱病人”，這讓我們又無法處理了。讓他出院，不敢；繼續隔離，他一直沒有任何癥狀。最后經過“專家們”商議，建議他找一個獨立的房間自己隔離兩個星期。就這樣，把他“解放”了。

說真話，我沒有認為“非典”傳染性像社會上流傳的那么強。給那個病人看病，我們近在咫尺，接觸時間長達半個多小時，我沒有被傳上，而且彼此都沒有防護（我并不是說我這樣正確）。在協和醫院急診科輪轉的醫護人員多大上百人，我們隔離留觀的病人也一百余人，沒有在這個區域發生任何交叉感染。應該說：令大家恐懼的“非典（SARS）”傳染性沒有那么強。

你可以說，那個病人為什么把他夫人和司機都傳上了？這不是說明“非典（SARS）”的傳染性不那么弱嗎？

也許吧！或者，是我及協和醫院的醫護人員的運氣好吧。

我不認為SARS是一個自然疫源性傳染病，而是一個生物恐怖。在2003年5月份的一個中法“非典”論壇上，我就和相關專家談到這樣的觀點。但是，我沒有依據，沒有證明。

傳染病與非傳染病的不同點就是其“傳播性”：能夠從一個生物體（人）傳到另一個生物體（人）的疾病就是傳染病。高血壓就不是傳染病，我們不會因為接觸了高血壓病人而導致我們的血壓升高；結核病就是傳染病，因為結核菌可以從一個病人的身上，通過呼吸傳遞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并引起他得病。所謂自然疫源性傳染病就是在自然界發生的，病原體在正常、自然生存的狀態下，由于某種原因感染了我們。一個人因為某種條件的改變，如抵抗力下降、使用藥物抑制免疫等，感染上了一個自然界的病毒、細菌或某種微生物。這個微生物在病人身上繁衍生息，造成他身體的損害。同時，病原體在病人體內得到發展。繁殖成長的病原體通過某些渠道，從病人的身體出來（如呼吸、飲食時的唾液、精液、血液），傳遞給另外的一個人，引起第二個人得病。第二個人通過同樣的途徑引起第三個人得病，如此下去成千上萬人的染病、死亡。這是正常自然傳染病的傳播過程。

我們來看看“非典”。大家現在公認“非典”的病原體是“SARS冠狀病毒”，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它可以在自然界中存在，可以感染人，可以通過呼吸再傳到空氣中。其他人可以通過呼吸“染有病毒的空氣”而被傳染。這也是我們分析SARS傳播的主要途徑，即飛沫傳播。在某一個小的區域，我們完全可以看到這樣的傳播路線圖：佛山、香港淘大花園、北京××地區等。但是，從全國的角度看，有些問題讓我們無法相信北京的這場“非典”災難是一個完全的自然傳播過程。

2002年11月，曾經在廣東省出現了“非典”，流行地區首先發生在佛山，一個不是很繁華的地區。這次流行，并沒有在我國產生多少恐慌，只是有不少人往廣東倒口罩和板藍根。接下來就是官方的報道：“廣東成功地控制了非典疫情”。接下來，似乎大家把這件事情就忘記了。

2003年2月份，有消息說“這個傳染病要傳播到北京（所以協和醫院才做了普及性教育）”。

2003年3月1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例非典病人，3月17日在協和醫院出現第一例病人。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幾個時間點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國的春節。

春節前，有大量在廣東地區（包括佛山）打工、學習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民工、學生回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家；又有無數在全國各地工作、學習的廣東人回到家鄉。經過15-20天，這些回家過年的人分別回到各自的工作、學習的地點；那些來廣東打工的人回到廣東。這是一個多好的傳播機會？后來的分析認為，“非典”（SARS）的潛伏期是2天至1周。如果這時候傳播，估計全國各地應當平衡發病，各個省都將出現大量的“非典”病人。然而，沒有一例病人在這期間發病。為什么這段時間沒有人被傳染？

北京3月初出現非典，而三月中旬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間點——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恰恰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一個重要的地點，發生了“非典”這樣重要的事件，給北京帶來的大家都已經了解了。是巧合嗎？

SARS真的那么重嗎？不見得。傳染性那么強嗎？不見得。經過H1N1/H5N1流感，我們漸漸會認識到，這就是一個病毒引起來的呼吸道傳染病，可以死人，但不是都會死，也不是碰到就傳染。因此，現在的H1N1/H5N1要求就地隔離治療以后，我們也沒有出現大批感染或死亡的情況發生。那么，當時SARS的恐懼來自何處？誰最先說他的傳染性有那么強？死亡率有那么高？

在和其他人探討這個問題時，也有人提出相應的支持證據，某些對國際事務非常“關心”的機構或國家，在SARS期間卻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安靜，一點聲音也沒有，令人費解。

SARS來無影，而去無蹤，給我們留下了很多迷。我相信他是一個自然病毒引起來的傳染病，但它出現的時間、地點，以及“流行”方式，卻有“人為安排”的痕跡，更像是（注意是像是）一個生物恐怖。

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在病房樓的北側。當年設計時因希望急救車轉來的病人與走來（包括自駕車來的）的病人分流，所以留了兩個入口：急救車入口和病人入口。急救車入口前有一個雨搭，是為了防止上下車的病人時被雨淋著用的。雨搭下面有兩個門，一個是急救病人的入口，另外一個是大樓逃生通道的出口（樓梯間）。這個雨搭下面的空間和這個樓梯間，就是全國第一個“發熱門診”（當時的名字叫做“發熱呼吸篩查急診”）的誕生地。這個“發熱呼吸篩查門診”是因為臨床需要設立的（名字是隨便起的），可是后來卻變成了一個的“亮點”被推行開來，以至于“亮”到現在依然沒有熄滅。
……

一個接一個的發熱病人來到協和，一個接一個發熱病人被隔離。“非典”的診斷標準太含糊了：“發熱，白細胞不高或降低，有呼吸道癥狀，肺里面有影子（X光胸片）而且進展快”。符合這樣標準的病人其實很多，在平時就很多。

“非典”很快從一個醫療問題轉變為社會問題了，如果醫院內出現交叉感染，醫院將不但承受經濟損失，還要承擔社會壓力。

醫院急診科是一個急性發熱病人最多的地方，而“非典”的第一個癥狀就是急性發熱（體溫高于38.5℃）。但是，除了發熱病人，急診科還有很多其他病人——胸痛病人、腹痛病人、外傷病人，等等。為了防止出現醫院內（人民醫院的急診科已經出現）的交叉感染，協和急診科在前面提到的空間臨時開放了一個診室，起名為“發熱呼吸篩查急診”。在這里安排了專門的醫生，外面雨搭下露天的部分用于病人候診，這樣可以通風，里面的樓梯間就是臨時診室。在這兒工作的醫生視同在隔離區，需要嚴格防護。這樣實施了數天，直到后來的某一天，一個領導來視察慰問，肯定了這個做法，并作為“亮點”推廣到了其他醫院，甚至全國。

不知道哪一天，一個正式文件下達，指示醫院要建立獨立的“發熱門診”，而且需要按照傳染病法相關規定設計流程。這樣的規定其實作為醫生的我們是反對的，但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沒有人敢不照章辦事，因為一旦出現院內感染，大家都“吃不了兜著走”。于是，協和醫院在教學樓后面選了一塊空地，設計出了有清潔區、緩沖區、診區、留觀室及X光室、檢驗室和收費室的設施齊全的發熱門診。這個發熱門診更是成為全市的典范。很多醫院到協和醫院來參觀、學習，我們有清晰的流程，有合理的分區，有完備的搶救能力。協和醫院發熱門診一直歸急診科管理，而急診科一直指派我管理發熱門診，一晃就是9年。盡管在“非典”以后，我們很多醫生，包括醫療行政管理人員呼吁取消發熱門診，但是，沒有人敢作出這樣的決定。隨著而來的“禽流感”、“豬流感”更是讓大家不敢提取消發熱門診的話題。任何一個醫療問題，往嚴重了說都容易，但如果說“沒事”，這個人可能要倒霉。在臨床如此，在醫療管理上也是如此。

今天，協和醫院的發熱門診已經歸屬于感染科。

但說實話，我實在不能認同發熱門診這樣的建設。其一，每年只有不到40%的急性發熱病人在發熱門診就診，達不到隔離發熱病人（包括傳染病人）的作用；其二，憑在發熱門診能夠得到的病人資料，醫生很難確定病人是否是傳染病；其三，巨大的投入往往使醫院應付其事，常常是在發熱門診做一個登記，然后就讓病人去普通急診了；其四，很多發熱門診沒有影像功能或藥房，病人不得不到普通急診照片子或取藥，這起不到隔離傳染病的作用；其五，很多病人因為害怕發熱門診內的傳染，來診時特意吃退燒藥，然后到普通急診看病，反倒迷惑了醫生。在我管理發熱門診期間，發熱門診的醫生沒有及時發現一例有傳染性疾病的病人，相反在普通急診的搶救室倒是見到了麻疹、流行性出血熱、結核，甚至霍亂。因為這些病人很重，被其他醫院轉來，進入搶救室。在醫生檢查后，確定了他們是傳染性的疾病，然后才安排隔離、轉診和消毒。我們的發熱門診不過是急診科一個獨立的診間，幫助忙碌的急診科分流掉一部分急診感染的病人而已。

目前，各個醫院的發熱門診還存在著，看起來我們很重視傳染病，但卻造成普通急診科某些醫生的防范意識淡薄，因為他們想當然認為傳染病在發熱門診。他們恰恰不知道，發熱門診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普通急診科才是危險的，因為傳染性的病毒感染常常使病人很重，被直接送到急診或搶救室。

作為急診科醫生的我，依然建議取消發熱門診，同時在急診科建立防范呼吸道傳染病的機制。但時至今日，發熱門診依然屹立在各個醫院的院區內，各醫院依然為每天5-20個病人（甚至更少）承擔著巨大的醫療投入。